台城星火——北大红楼初识李大钊（五上）

第四章北大红楼初识李大钊（上）

1922年初夏的一天，适逢星期天，丽日艳阳，微风拂面。弓仲韬照例又来到位于北京沙滩的“红楼”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找一处僻静的角落静静地读书。

此时的他，已于两年前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眼见得同学们一个又一个攀龙附凤纷纷高就，没有门路的他几经周折，总算在距离北大红楼不远的沙滩小学谋到了一个国语教员的职位。沙滩小学为北京的一所四年制初级小学，有小学生一百二十多人，教职员工除了校长徐世儒外另有教员八人。弓仲韬教四年级的国语课，每天领一群孩子们朗读，背诵，习文，练句，他深知“教不严，师之惰”导致误人子弟的危害，故而教学中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从不敢疏忽懈怠，恨不能倾其所学栽桃育李，深得一帮小学生的爱戴。

由于他孤身一人在北京，没有家室之累，下课以后也就有了较多的余暇，他常常趁机阅读一些鼓吹新文化的书籍杂志。心怀大志的他，心中隐约觉得冥冥之中总有一种浩然大气的使命在远处召唤着他，驱使着他不断追求。教课之余，他总是博览群书，希望在书中找寻另一番天地。仅有一里之遥的北大图书馆藏书丰厚，可是只对校内的学生和教职工开放，外面的人难以进入。碰巧他有一位在北大读书的保定安国籍老乡，与他交情至好，于是就借用这位老乡的阅览证摸进了北大图书馆，一来二去与图书管理员熟了，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北大图书馆里的各类典籍汗牛充栋，囊括了古今中外的名著佳篇，真可谓洋洋大观。心有所依的弓仲韬，并不十分在意那些泛黄的线装书，却对欧美近代有关的民主自由书籍具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文章更是情有独钟，一旦借到，便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北京大学原为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清末民初这里是首屈一指的全国高等学府。1917年，深孚众望的蔡元培出任校长后，首倡艺术研究自由，主张新旧思想“兼容并包”，聘请了海外学成归来的陈独秀、胡适、章士钊、杨昌济、刘半农、李大钊等饱学之士来校任教，实行教授治校，宣传劳工神圣，力主“以美育代替宗教”，并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正在酝酿的新文化运动。一时间，大学的学术气氛活跃，各种思潮都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由此，这里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期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后又创办了《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1920年3月，他在北京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殚精竭虑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虽然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他和陈独秀因故都没有出席，但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缔造者的历史地位，是没有人质疑的。“一大”过后，他负责中共中央在北方的领导工作，并当选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中央委员。

当时共产党的活动在北方尚属地下秘密状态，与广州和上海相比，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薄弱。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苦苦挣扎，却总是找不到方向和出路。当务之急，是尽快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使工农革命运动并驾齐驱。李大钊深感责任重大，他以大学教授和社会名流的身份，广交各界人士，从中发现志同道合者。

适逢星期日，李大钊来阅览室查看，深邃的目光仔细地扫描着每一个角落。

这边厢，弓仲韬读得如痴如醉，时而皱眉若有所思，时而会心一笑，时而明眸发光眼前一亮，时而记一下笔记。

那边厢，李大钊的目光停留在角落里的弓仲韬身上，以往查巡时曾多次见他坐在此处专心致志地阅读。这位读者文雅瘦弱，两目炯炯有神，看年纪不像校内学生，这么喜欢读书，究竟是何方神圣？李大钊一脸谦和地微笑着，悄悄走近弓仲韬，埋头读书的弓仲韬竟浑然不觉。

倏然间，弓仲韬感觉有人站在自己面前，猛抬头见是一位身着灰布长衫，戴金丝眼镜的先生正在朝他微笑，他猛地醒悟，认出了这就是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先生，赶忙起身施礼寒暄：“李先生好！”

李大钊还礼，摆手示意说：“且坐，且坐。”

两人对面落座，李大钊微笑着问：“兄台哪里人士？”

弓仲韬歉意地回答：“岂敢岂敢！这样的称呼，折煞我了。我是直隶安平县人，姓弓，名钤，字仲韬。在附近的沙滩小学当一介孩子王，借朋友的阅览证来贵馆打秋风，让先生见笑了！”

李大钊：“兄台此言差矣！中国能读书看报的人太少了，像兄台这样的饱学之士光临我们的图书馆，我可是求之不得啊！”

有人不经意或故意咳嗽了一声。

李大钊顿时领悟，冲弓仲韬努了努嘴，轻声说：“在这里说话影响别人阅读，何不到我的办公室一叙。”

弓仲韬会意，赶紧起身，尾随李大钊走出了阅览室。

最东头的一个南北套间，北边占三分之二，是为厅堂，周遭摆放着木质椅子，南边是一间办公室占三分之一，简单的桌椅沙发，几无他物，墙上悬挂李大钊自题的横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就是在这一处简陋的办公室里，1920年10月间，李大钊秘密主持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不久队伍就迅速扩大。毫不夸张地说，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精英，他们在李大钊先生的教诲下，几经历练摔打，在中国革命的大舞台上叱咤风云，为中共的早期创建继而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贡献，当然其中也有人在大浪淘沙中改弦更张，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二人落座，弓仲韬略显拘谨。

李大钊眉扬目亮地说：“兄台且看，我这里虽然简陋，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京城的社会名流时常光顾。章士钊先生是我的前任，是他推荐我当上图书馆当主任的。胡适之、陈独秀二位先生先生是我这里常客，数学助教张申府帮我打理，还时常代理主任，还有一位二十八画生的湖南青年毛润之在这里当过一段图书管理员，校内的青年才俊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赵世炎、许德珩、黄日葵等男士，另有两位女杰缪伯英和刘清扬时常前来聚会，探讨主义与人生。今天兄台挟一身燕赵侠气光临，也令陋室蓬荜生辉啊！”

弓仲韬忙说：“先生这里名流云集，令人羡慕！只不过，我这籍籍无名的孩子王，岂能与那些名流和你的高足们相提并论啊！”

李大钊随即抢过话头：“哪里哪里！听兄台刚才一席话，原来我们是乱世逢知己，相聚在京城，可谓有缘分。我们不仅是同乡，又是同道，你家在安平，我家在乐亭，都是直隶人。论职业嘛更是同行，咱俩都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先生啊。”

弓仲韬连连摇头摆手：“先生抬举仲韬了！”

李大钊：“兄台求学何处？”

弓仲韬：“我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三届，1919年毕业。”

李大钊闻听眉扬目亮，风趣地说：“太巧啦！咱俩的母校也是一字之差啊！我毕业于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你求学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只有一个字的差别，我是在大清王朝入校，你是在中华民国深造啊！”

弓仲韬即兴接话：“照这么说，先生是堂堂前朝才俊，我则为区区后世晚生喽！”

李大钊：“古人云，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和兄台交个朋友如何？”

弓仲韬：“在下求之不得啊，我是三生有幸啊！”

两个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情投意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叹。可以想象的是，二人同为燕赵才俊，且年纪相差无几，那共同语言也如山间溪水源源流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