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桂系与蒋介石言和后，蔡廷锴决定返港：我为革命抗日而

于蔡廷锴而言，家仇相较于国恨根本不值一提，家仇能够暂且隐忍，然而国恨绝不能被遗忘。也正因如此，当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蔡廷锴成了抗日名将与民族英雄。

1936年，在获悉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后，蔡廷锴毫不迟疑地参与了进去……

在1948年4月30日，为迎接全国解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不久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对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作出了积极热烈的回应。

不久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会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名向毛主席发去电报，表达了对中共“五一口号”的拥护与支持。

不过，那个时候的民主人士，大多还身处南方，有的在上海，有的在国外，还有的在香港。为了日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亲自主导了把这些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的相关工作。

9月，中共中央向香港分局、上海局发出电报，表明：

彼时，为召开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于东柏坡建造了当时中央机关规模最大的建筑——政协礼堂。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当时规划让30个单位各推选6人参会，参会规模为180人。

蔡廷锴身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也获邀参加会议。在中共产党的协助下，他从香港启程，抵达了哈尔滨。

蔡廷锴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行为紧密相连。

1892年4月15日，字贤初的蔡廷锴在广东罗定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呱呱坠地。早年时期，蔡廷锴就了解到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以及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行径。这让蔡廷锴内心满是愤恨。

1910年，新军抵达罗定县，蔡廷锴告知家人自己要外出给人做裁缝活，实则瞒着家人加入了新军。

然而，蔡廷锴投身军旅的历程颇为坎坷。在此期间，蔡廷锴不但未能达成在战场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心愿，还由于某些缘由，不得不离开军队。

1919年，蔡廷锴到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求学。第二年，蔡廷锴被编入护国军第二军陈铭枢营，还在该军讲武堂继续学习。

1922年，蔡廷锴调到粤军任职，在第一师第三营第十一连担任连长。在此期间，经陈铭枢介绍，蔡廷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之后，在北伐战争期间，蔡廷锴凭借赫赫战功持续获得晋升，到1926年末，他出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副师长一职。

在1927年7月的时候，叶挺负责指挥蔡廷锴所带领的部队。

8月，蔡廷锴参与了南昌起义。彼时，在蔡廷锴看来，国民党才是正统之所在。所以，南昌起义没过多久，蔡廷锴就离开了起义队伍，重新回到蒋介石阵营，继续为蒋介石作战。

1930年，于中原大战期间，蔡廷锴立下赫赫功劳。

过了没多久，蒋介石依据功劳进行奖赏，不但把蔡廷锴和蒋光鼐所率的两个师扩充编成第19路军，委任蒋光鼐担任19路军总指挥，让蔡廷锴出任19路军军长，还向第19路军发放了100万元的奖金，并且专门给蔡廷锴个人奖励了好几万，另外还有一枚二等宝鼎章。

针对此事，蔡廷锴深感骄傲。从那以后，蔡廷锴和“第19路军”这一番号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之后，在蒋介石下达的指令下，第19路军持续和红军展开战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第19路军被调往京沪沿线进行驻防，承担起警卫的职责。

1935年1月，日本军队企图侵占上海，国民党政府决定答应日本的要求，还派遣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前往前线传达这一消息。

此次，在听闻何应钦传达的内容后，蔡廷锴无论如何都不答应。他表示：“上海属于中国领土，19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利保卫上海。倘若日军胆敢进犯，我军必定坚决予以迎击。”

1月28号，日军公然向上海发起了攻击。

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蔡廷锴并未妥协，立刻下达了反击指令。淞沪抗战期间，蔡廷锴带领部队和日军激烈战斗了一个多月，逼得日军四次更换主帅。

最终，日军丢下了一万多具尸体，却始终未能将上海攻克。此次战争结束之后，蔡廷锴博得了全国民众以及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拥护与爱戴。

彼时，第19路军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蔡廷锴的内心却满是自豪之感，认为自己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议》签署完毕，蒋介石把被称作“英雄之师”的第19路军调往福建，让其继续开展“剿共”工作。

在后续的战斗里，第19路军的领导人蔡廷锴等人认为，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却命令他们进攻红军，这是企图让他们与红军彼此消耗实力。对此，蔡廷锴等人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之后，经过一番商讨，蔡廷锴等人作出“联共抗日反蒋”的决定。

1933年10月，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并派出代表赶赴江西瑞金，同红军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1月20号，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士发起了“福建事变”。在此期间，蔡廷锴出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同时兼任第19路军总指挥。

没过多久，福建人民政府遭遇失败，蔡廷锴无奈之下出国游历。彼时，蔡廷锴每抵达一处，都会大力宣扬抗日救国理念，谴责日本侵华的恶劣行径，批判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策略，赢得了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的认可。

1936年，桂系的李宗仁与白崇禧亮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

在获知这一消息之后，蔡廷锴不顾最终结果如何赶赴广西，还携带着第19路军的数十万公积金，为桂系的抗日反蒋行动提供支持。

彼时，在李宗仁等人的扶持下，蔡廷锴再度重建了第19路军。

不过，没过多久，李宗仁与白崇禧和蒋介石停止战争，达成和解。针对此事，蔡廷锴表示：“要是大家真有诚心实现和平，停止纷争，一同抗击日寇，我十分赞同。但在尚未开展抗日行动之前，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会辞去军职，返回香港休养。我们是为了革命和抗日才行动的，绝没有当官的想法。”

之后，蔡廷锴告别广西，再度出国游历。当抵达菲律宾后，蔡廷锴听闻了卢沟桥事变，立刻决定回国投身抗日。

在此之后，为了抗击日寇，蔡廷锴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并且陆续出任了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以及第26集团军总司令之职。

抗战期间，蔡廷锴察觉到有人因当年19路军抗日反蒋一事对他实施报复，内心失望至极，于是决定辞去职务。卸任之后，蔡廷锴成了无所事事之人。

1946年，于南京与周恩来会面时，在周恩来的启发下，蔡廷锴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认定唯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

因此，回到香港之后，蔡廷锴就着手开展反蒋斗争，还和其他人一同发起组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8年9月，蔡廷锴、谭平山等人士受邀请，历经辗转抵达哈尔滨，打算参与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蔡廷锴、谭平山等人刚抵达哈尔滨，就给毛主席发出一封电报，称“愿倾尽所能，略尽微薄之力，此后诸事，静候您的教诲”。

不久之后，毛主席给他们发了一封回电，里面说道：“诸位先生安全抵达哈尔滨，我深感欣慰……打算在明年合适的时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北平实现和平解放之后，中共中央作出在北平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

在9月的时候，蔡廷锴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之后，蔡廷锴出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并且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