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在阳曲县同蒲铁路附近村庄组织游击队与奸细恶霸作斗争

口述历史人：郭守瑞（1921一1991），山西省阳泉市西南异乡雨下沟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4岁在村学习编织，15岁当磨面工，家境的贫寒培养了他刻苦努力、坚韧不拔的性格。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抗日运动。曾任本村儿童团团长，青救会主任。1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任区抗日救国先锋队队长。

前排右三是郭守瑞前辈

1940年3月，到晋察冀边区二专署学习，1940年6月，被分配到阳曲县抗日游击队任队长，开辟革命根据地。配合部队，多次破袭北（大）同腩（州）高村至平杜的铁路，袭击高村、平社、关口等日本军据点。后任区财政助理员，民政助理员，区武装部大队长。1942年2月，任东阳曲县六区区长。1944年，任东阳曲县四区区委书记，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带领人民群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组织群众生产自教，深入农村，落实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救济孤寡老人和贫苦农民的生活，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

以下内容来自郭守瑞前辈的口述历史，由红税工税史学习小组整理补充：

1937年11月8日，日本人侵占山西省会太原，国军与晋绥军政人员向晋南撤退，日军沿着同蒲铁路逐步向南推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侮辱妇女。阳曲县亦沦为敌占区，全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阳曲位于太原以北

日军为了确保铁路运输线的畅通，沿着阳曲的皇后园、阳曲镇、南塔地、北塔地、黄寨、柏井、高村、河庄等村镇修筑碉堡、据点驻扎，把阳曲分割成两半。

晋察冀边区与晋绥边区以北同蒲铁路线为界，分别成立了东、西两个阳曲县抗日政府。路东阳曲县归晋察冀边区二专署管辖，路西阳曲县归晋绥边区三专署管辖。阳曲县成为晋察冀、晋绥两大革命战略区对驻扎在太原的日军开展斗争的前沿阵地；也成为中共中央(延安)与晋察冀边区密切联系的交通要道之一。

日寇的炮楼据点

然而晋绥边区西阳曲县力量有限，对沿同蒲铁路西侧，属于西阳曲县各村的抗日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致使我方来往于该地区的军政人员，曾多次遇险伤亡。例如：1939年春，延安抗大学生数百人到晋察冀边区工作，途经白水村、南社村一带时，就遭遇日军伏击，学生们大部分被打散，多人伤亡；1940年6月初，晋察冀边区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同志奉命第一批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从路东到路西的南社村时，被日军伏击，壮烈牺牲；1941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同志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恰逢日军大批增兵大盂川，迫使彭真同志在东阳曲县停留了一段时间。

有鉴于此，1941年冬，经党中央决定，把晋绥边区三专署西阳曲县沿铁路线附近的数十个村划归晋察冀边区二专署东阳曲县领导。

1942年2月，东阳曲县委组织部长林康同志来到三区区委所在铺崦村，对任荣、刘凤璋和我（郭守瑞）讲:“路西阳曲县靠近铁路的那块地区，已划给东阳曲县了。地委指示，那块地区很重要，我们必须占领，东阳曲县委应立即选派干部过路西开辟工作。”

林康同志接着说：“为了确保党中央和晋察冀边区的密切联系，保证一切过往封锁线的军政人员生命安全，你们务必充分发动群众，镇压特务汉奸！任务很光荣，但也十分艰巨，县委决定调你们三人到路西各村开辟工作。”

我们三人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坚决完成任务！”

林康同志不放心，又强调：“那里是狭长地带，周围有十几个鬼子的据点，离太原最近的村只有三十多华里，离敌据点最远的村不到十五华里，你们过去后，千万要警惕！”。

我们三人表示，一定小心谨慎。

林康同志宣布：“成立东阳曲县第六区，区委书记任荣，公开身份是小商贩；区长郭守瑞（我），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区委委员刘凤璋为，公开身份是羊倌（放羊人）。你们三个先秘密工作一段时间，等和周围群众熟悉后，再公开身份，县委相信你们能光荣完成任务，希望你们经常与县委联系。”

我们三人同声回答：“请林康同志转告县委，我们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2月初，天气很冷，我们从铺崦村出发，过公路封锁线和铁路封锁线，经潘龙村上了西山，整整走了一夜又多半天时间，水米未到肚，又饿，又渴，又冻，又累，到曹家山，我们才放了心。村干部将我们安排在基本群众王有和家吃饭，饭后，王有和、白根海两同志拿了两床破被子，引我们到古寺山一个土窑洞休息。

从铺崦村到曹家山

第二天，我们到西山老书寺找到西阳曲县委，县委书记石玉同志向我们大体介绍了一下情况，我们向石玉同志提出，请西阳曲县大队能经常到我们那里帮助开展工作。从西山老书寺回来，我们又到王都村和地下党员王守忠同志接上了头。

这一年（1942年）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一年。敌人实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占领区实行清乡，对边沿地区实行蚕食，对我根据地实行扫荡，县委、县政府也没有个固定的地方了，我们和县委的交通被隔断，处在敌人的腹地之中。

如果回县委开会汇报工作，需要沿途翻山越岭，顺利时走两三天，如遇敌人扫荡，就得拖延更多的时间才能找到县委、县政府。

刚开始，我们做群众的工作很艰苦。敌人对其占领区统治很严，一面进行“大东亚共荣圈”、“皇道乐土”的欺骗宣传；一面“清乡”，发放“良民证”，派特务四处侦察情况，造成群众对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抱怀疑态度。

我们只得通过基本群众的社会关系，一人一人、一户一户，一村一村地向群众宣讲抗战必胜的道理。

日军暴行

1942年的6月区公所刚公开不久，寺底村的村民孙四招冒充我六区工作人员到北社村、白水村一带向村干部索要白洋。我们发现后，经过落实，报县委批准，将其逮捕镇押。并向各村发出通知:今后没有六区区公所的正式文件，任何人索要财物村长可一律拒绝。

经过半年多的宣传工作，群众逐步觉悟，在大部分村庄白天可以召开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群众大会，沿铁路线靠近敌据点的一部分村庄在夜晚可召开十人、二十人的会议。

记得1943年秋的一天上午，驻思西村的鬼子突然包围了曹家山村，我们闻讯立即跑到村西沟里的玉茭地里躲起来，鬼子闯进王有和家，威逼王毛毛老妈妈把我们交出来，王毛毛老妈妈任鬼子拳打脚踢，把眼睛一闭回答:“杀了我也不知道。”鬼子走后，我们回到王有和家含着热泪安慰老妈妈，老妈妈却说:“当时我什么也不怕，就怕把你们抓走，还怕把藏在驴圈里的子弹搜出来”，“孩子们，好好干吧，打不走鬼子，谁也过不上安静日子。”

日军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斗争的方法是机动灵活的。

我们到平川夜间活动，和村干部联系敲门暗号，一次变一个样，这样既保证了村干部的安全，又能使我们的工作继续开展下去。

为了不使老百姓受害，我们很少在老百姓家里睡觉，且长年不脱衣服，身上虱子多的惊人。

由于我们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老百姓就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那个时候称共产党、八路军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

在大批群众对我党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及时地在各阶层中选拔抗日积极分子，进行建党建政，建立武委会、农会、妇救会和青救会等群众组织的工作，到1943年上半年，全区六十几个村庄就有二十七个村发展了党员，十六个村建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有十几个村建立了村政权和群众团体组织。靠近据点和铁路线的村，建立了两面村政权委员会。（“两面政权”，即表面应付敌人，实际搞抗日斗争。我们允许靠近敌据点的一部分村，确定专人，向敌人送假情报；同时了解敌人据点内有什么反常动静，立即回来报告情况。）

区公所发展到十余人。区小队发展到二十余人。

抗日民兵

1943年秋，晋察冀军区二分区河南区队来四区活动了一个时期，对北龙泉村和思西村的敌人威胁很大。路东阳曲县独立营常来四区和五区打击敌人。西阳曲县十八支队也常来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944年春，阳曲中心区改为县政府后，为了便于开展对敌斗争，将六区划为阳曲县的两个区：石家庄、岔上、曹家山到西南洼一带为四区，我任区委书记，王守忠任区长；大直峪、棋子山到阳曲镇一带为五区，任荣同志任区委书记，王子荣同志任区长。

1944年8月初，群众举报辛庄村人一个叫慕安的人，专为敌人搞情报。此人有武功，以前曾拦路抢劫过往行人。日本鬼子占领大孟川后，慕投靠日寇，侦察我军政人员的活动。我们请示县委批准，于1944年阴历8月16日夜将慕安逮捕枪毙。

汉奸

1944年秋，康墕村一次战斗打死鬼子三名，有一名鬼子吓的跳进井里，第二天才跑回思西村。

没过多久，岔上村的伪村长汉奸恶霸张庆禄，拿了五十元白洋，来慰劳我们区公所和区小队，与他说话的过程中，发现其左顾右盼，引起我们的警惕。张庆禄走后，我们立即转移，果然，不到半小时，敌人就把寺底村、后交村团团包围。

扑空后的敌人恼羞成怒，把寺底村一户村民家的房子全部烧光。敌人走后，我们立即逮捕张庆禄，经审问，是他派南沟村的郭二小报告的。于是我们立即把他俩枪毙在岔上村河滩。

由于我们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老百姓就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那个时候称共产党、八路军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