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如果是我开车，或许刘建宁团长不会遇难…

怀念传奇团长刘建宁

王吉友

时光的沙漏无声流淌，转眼间，西藏军区边防第一团的刘建宁团长已离开我们22个春秋。每当忆起他，往昔的画面便如潮水般在脑海中翻涌，那些与他共度的岁月，成为我生命中难以磨灭的珍贵记忆。

那是农历2002年十月初一，原本普通的一次出行，却成为了一场噩梦的开端。那天，我和一位同事乘坐他的私家车，从西安前往他的老家礼泉。谁能料到，在西安三桥，一场意外的车祸突然降临，无情地夺走了他鲜活的生命，也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5岁这风华正茂的年龄。时至今日，我仍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懊悔之中，后悔那天没有坚持不让他开车。记得出发前，他的心情格外低落，头天晚上因老家盖房给钱的事，与第二任妻子发生了不愉快的争执。而当天，他还要去咸阳机场接从西藏回来的一位战友，种种琐事积压，让他的情绪愈发沉重。当时，我主动提出由我来开车，可他却对自己的驾驶技能充满自信，坚持亲自掌控方向盘。一路上，车速比往常快了许多，谁能想到，这竟成为了致命的隐患。当车子与停在路边的货车发生追尾的瞬间，一切都来不及了，他和坐在副驾驶上的妹妹当场死亡。我和同事坐在后排座位，虽侥幸捡回一条命，却也在医院昏迷了好几天。无数个夜晚，我辗转难眠，忍不住责备自己：如果那天是我开车，或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然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如果”，残酷的现实如同一把利刃，深深刺痛着我的心。

刘建宁团长，是一位典型的西北汉子，高大的个头，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黝黑的脸庞，尽显“陕西冷娃”的豪爽与坚毅。1978年初，他从陕西礼泉县踏入军营，开启了他传奇的军旅生涯。入伍仅仅一年，他便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他毫不畏惧，英勇杀敌，凭借着出色的表现荣立战功。部队撤回四川后，他被保送到成都陆军学校战斗骨干队学习，那是对他能力的高度认可。1982年7月，他被分配到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原边防七团任排长。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就从一名普通排长直接晋升为二营六连连长，成为了他们那一批学员中的佼佼者，令人赞叹不已。

我与刘建宁团长的相识，是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特殊时期。当时，上级决定撤销西藏军区边防第七团，他调任日喀则军分区侦察科参谋。作为陕西老乡中的老大哥和“娃娃头”，他为人豪爽大方、实在讲义气。从边防来到军分区的老乡们，都喜欢往他那里跑，他的住处俨然成了大家的落脚点和集散地。尤其是我们这一批分到日喀则军分区的30多位陕西籍学生官，与他结下了深厚如兄弟般的战友情。那时，裴嫂随军后住在原七团家属院。在日喀则，想要找到一家像样的面食馆都十分困难，每次我从岗巴下来，最心心念念的就是裴嫂擀的面，那筋道的口感，吃起来别提多过瘾了，每一口都饱含着家的温暖。

1989年初，刘建宁调到岗巴营任营长，而我在营部担任军务参谋，从此，我们成为了上下级关系。虽然当时营里的政治教导员苏海河，副营长张文清、杨合成，副教导员袁隆升都比他兵龄长，但他却有着出色的领导才能，总能妥善处理好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让整个营队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

在刘建宁担任岗巴营营长的三年时间里，我对他有了全新的认识。曾经，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大大咧咧的“大老粗”，没什么文化，可深入接触后才发现，他实则粗中有细，细中求精。他有好几本笔记本，上面分类详细地记载着工作计划和安排、文件摘要，甚至连我和其他干事写的材料中，他认为精彩的地方都会认真摘录下来。他这种善于学习、取长补短的品质，着实令我刮目相看，也让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刘建宁在用人方面，有着令人钦佩的风范。他秉持着用人不疑的原则，在建议提拔连队干部时，从不计较民族差异和地域区别，只看重个人能力，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对于安排下去的工作，他更注重结果，不过多干涉过程，这让部下们能够放开手脚，大胆施展自己的才华，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他看似整天悠闲自在，仿佛在“玩”，可全营的工作却在他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着。我常常和他开玩笑说：“我会看相！你有大将风度，天生就是当军事干部的料！”他听后，总是哈哈大笑，那爽朗的笑声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畔。

他有着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是个不折不扣的“夜猫子”，特别喜欢在晚上到连队“偷袭”，检查部队的战备情况。记得那是1990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寒风凛冽，大地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我睡得正香，突然，一阵急促的踢门声将我惊醒，刘建宁团长大声命令道：“快起床，领把冲锋枪带上三个弹匣跟我上一连！”我睡眼惺忪，满心不情愿，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开玩笑地骂道：“你有病呀，冰天雪地大晚上去一连。”平日里，我和他关系亲密，没大没小，开开玩笑、互相调侃是常有的事，但在行动上，我还是迅速服从了命令。我从枪械室领出冲锋枪出来时，“山猫”越野车早已停在营部小院，我急忙上车。车子如离弦之箭，风驰电掣般驶向丁嘎一连。一连距离营部120多公里，一路上山高路滑，路况十分糟糕，车轮好几次陷入雪沟中，我们只能靠人力推、用铁锹铲，才艰难地脱离危险。当我们到达丁嘎一连时，已是早上6点。由于西藏和内地有时差，此时官兵们还在睡梦中。刘营长让我和哨兵对了口令之后，果断命令我对空就是三个点射。枪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如同紧急的战斗号角。刘建宁团长紧盯手腕上的手表，神情严肃而专注。不一会儿，扎多连长向他报告：“营长同志，全连集合完毕，请您指示！”“同志们，今天的紧急集合是按实战要求，在你们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突然袭击，用时6分11秒，总体还不错。我们边防一线部队，就是要做到拉得出，打得响，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希望下次能提高到5分钟以内。解散！”他的话语坚定有力，饱含着对部队的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

他还有着爱兵如子的深厚情怀。对待干部，他要求十分严厉，容不得半点马虎；可对待战士，他却关怀备至，视如己出。他常说：“战士们的父母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每一位战士。能同时来到这高原严寒的岗巴营，本身就是前世修来的缘分。”记得有年冬天二连有个战士突发疾病，在没有合适驾驶员的情况下，他第一时间亲自驾车，连夜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一路上心急如焚，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医院。他对战士们的这份关爱，让每一位官兵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赢得了大家由衷的尊敬和爱戴。

在严肃认真的工作之余，刘建宁还有着孩子般贪玩的童心。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其他几个战友在他的房间里烤火，大家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突然，他莫名其妙地说：“咱俩玩‘斗鸡’，回味一下童年时的乐趣。”我也是个爱凑热闹的“半吊子”，想都没想就说：“斗就斗，谁怕谁！”于是，在那小小的房间里，我们分别端着左脚，开始了“斗鸡”游戏。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在海拔4700米的岗巴，进行这样的运动是多么危险。我比刘营长年轻4岁，动作相对敏捷一些，一个用力，将他向上一挑，结果他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头狠狠地撞在了门上，半天说不出话来。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顿时慌了神，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卫生所何培树所长及时赶来，给刘营长输液打针，折腾了大半夜。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和战友们玩这些危险动作了，那次的经历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警钟。

1991年底，刘建宁调往江孜一营任营长；1994年上半年，他又调往山南军分区边防第一团任副团长，两年后担任团长。在工作中，他一心扑在事业上，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在我的印象中，他只要一感冒，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好不了。可他为了能尽快好起来，不耽误工作，竟然给自己配三倍于常人的药量。医生多次告诫他不能这样用药，可他却固执地说：“我的身体我知道，不用这么大的量根本扛不住。”我心疼又生气地骂他：“你比牲口吃的药都多！”他听了，只是嘿嘿一笑，满不在乎的样子，仿佛身体不是他自己的。就在大家都传言他可能会提副司令的时候，长期的劳累和过度用药，加之饮食不规律，让他的身体彻底垮了。每次拉屎，他都疼痛难忍，大便中还带着一块又一块黑血块，整个人迅速消瘦，体重一下子瘦了几十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医院初步诊断他为直肠癌。这消息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他他打闷了。上级出于对他的关心，决定让他免职治病，并批准他回内地休养。

1998年，我按干部复员后，尝试过许多不同的工作，下过海、经过商，可在改革的浪潮中，我屡屡受挫，被打得鼻青脸肿。最后，我只好重操旧业，干起了自己特长写新闻稿子的老本行，受聘于《中国改革》杂志社担任记者，主要负责西北地区的采访工作。那时，我外出采访经常需要租车，恰巧刘建宁团长在陕西免职治病，他刚买了一辆奇瑞小车，也想借此机会去各地散散心，见见各地转业回来的战友。我非常关心刘团长的身体和病情，他告诉我经过西安几家大医院的几次会诊，初步排除了直肠癌的可能，经过几年的中医调理，目前恢复的还可以。让我放心，开车没有问题。于是，他便成为了我的“专职”司机，同事们都开玩笑说我的待遇真高，团长亲自为我驾车。我自豪地说:“这就是战友情！”那段时间，虽然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和刘建宁团长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很开心。我们一路南下，在镇巴县找到了复员军官张邦文；又北上富县，见到了转业干部叶福军；在旬阳精神病医院，我们还见到了患精神病的龚永春……刘团长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人，无论对方是干部还是战士，只要是战友，他都想尽办法把大家找到，还会将彼此的联系方式转告给其他战友，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帮助，彼此扶持。他的这份情谊，如同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每一位战友的心。

人常说，“丑妻家中宝”。刘建宁团长的第一任妻子裴嫂，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虽然外貌并不出众，但她心底善良，有着传统女性的勤劳和贤惠。他俩是经人介绍结的婚，由于缺乏基本的感情基础，从我认识他们起，两人整天打打闹闹，争吵不断，似乎就没有消停过一天。按照迷信的说法，我觉得裴嫂或许属于旺夫的女人，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刘建宁团长官运亨通，甚至两次越级提拔。这固然与他自身的能力密不可分，但也很难说没有运气的成分。对于刘建宁团长的第二任妻子，我接触不多，在此也不便妄加评论。只是刘团长死后，她为了财产与刘团长的父母对簿公堂，这让我感到十分痛心和不理解，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刘团长和裴嫂育有一儿子叫刘科，在刘团长出车祸那年，恰逢西藏军区在陕西接兵。在战友们的热心帮忙下，儿子刘科顺利入伍，成为了戍边“藏二代”，延续着父辈的军旅梦想，守护着祖国的边疆。

自从刘建宁团长意外遇难后，每年农历10月1日寒衣节，我都会在十字路口面朝他老家礼泉方向，为他烧纸送寒衣。在摇曳的火光中，我仿佛又看到了他那熟悉的身影，听到了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在心里默默地祈求，愿他在极乐世界过得开心、幸福，不再有烦恼和病痛。我和刘建宁团长的相识、相知是一种难得的缘分，而那天没有坚持由我来开车，也成为了我心中永远无法释怀的愧疚，这份愧疚将伴随我一生，时刻提醒着我那段难忘的过往和失去的挚友。

2025年6月13日于铜川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王吉友：1963年2月生，陕西蒲城人，大学文化程度，曾在西藏部队服役19年，少校军衔。退役后从事新闻工作24年，曾担任《西北信息报》社深度报道部主任。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数百篇散文、小说作品刊发报纸、杂志和网络。出版有散文集《留着雪渍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