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天下的范仲淹（九）

心系天下的范仲淹（九）

文/陈骥

蔡襄时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他见范仲淹等人均被贬官，便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称赞范仲淹、余靖、尹沫、欧阳修四人，

斥高若讷为不孝之人，以支持范仲淹，

蔡襄的这首诗一时间在都城广为传抄，卖文者从中颇获厚利。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通判陈恢上奏仁宗，要求追究作者的罪行。韩琦弹劾陈恢越职论事，要求宋仁宗重贬陈恢，仁宗不同意，贬蔡襄之事也就不了了之。这一次围绕范仲淹被贬事件而兴起的大辩论，实质上是主张改革时弊的官员与守旧派之间的一次交锋，其核心人物便是范仲淹与吕夷简。尽管吕夷简以朋党之论打击排斥了范仲淹等人，但两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息。就在余靖、尹洙、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而遭贬之后，仍然不断有人上疏要求复用范仲淹，反对用朋党之论堵塞言路。被贬为夷陵县令的欧阳修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一文呈献给宋仁宗，欧阳修在文中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臣谓小人之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放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面对朝内朝外大臣的纷纷议论，宋仁宗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便对张士逊说：“前贬范仲淹，是因为其密请立皇太弟之故，非以朋党之故。今朋党称荐如此，为之奈何？”

张士逊说：“宜加戒救！”于是，宋仁宗下诏禁言朋党之事，此事方才告一段落。

就在范仲淹知饶州之时，京师发生地震，直史馆叶清臣上疏说：“陛下，范仲淹与余靖等人以言事被题，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议朝政者一年有余。此次京师地震，乃天遭也，陛下应自咎以引忠直敢言之士，以消天灾。”于是，宋仁宗迁徙范仲淹知润州(今江苏镇江)，使其离京师更近一些。范仲淹徙知润州之后，朝中的奸邪之人恐其复用，便谗言诬陷范仲淹，使仁宗心生怒意，又要将范仲淹贬往岭南。参知政事陈琳鼎力相救，方才使宋仁宗怒意稍解，没有再贬范仲淹。

范仲淹知润州不到一年的时间，朝延又让其徙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在越州任上，范仲淹体察民情，关心下属。当时，范仲淹的属下中有一个姓孙的民曹死去。遗留下两个幼子和妻子，日子颇为艰难。范仲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便以自己的俸禄钱接济她们，前后达百缉之多。其他官吏见范仲淹如此，也纷纷慷慨解囊，共筹集了数百缛。孙某的妻于感激涕零，她说：“贱妾蒙公恩情，无以为报，来世变牛作马也要报答公的恩情。贱妾不欲再烦劳诸公，请公送我回老家居住。”

范仲淹为孙某的寡妻幼子买船一艘，并派一老吏送之。临出发之际，范仲淹磨墨取纸，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一首诗，诗云；

一叶轻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凉天。

关津若要问姓名，此是孤儿寡妇船。

写好之后，范仲淹凝视半日，母亲谢氏的悲苦形象浮现在他眼前，不由得鼻酸眼湿。但他很快回过神来，将诗交付那个老吏，叮嘱道：“过关防之时，以此诗示之即可！”范仲淹目送孙某谈。 的遗孀幼子逐渐远去，心中感慨万千。当地老百姓对范仲淹善举无不交口称赞，一时传为美

范仲淹自出任以来，在地方为官，每到一处，都非常注意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关心时政得失，获得了清正的名声，深受百姓爱戴。在朝中为官，则敢于直言犯谏，不畏权贵，论事无所避，被仁人志士称道，却被奸邪之人排斥，以致于三次贬官。但他自始至终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当时受人尊敬的官员，这也是他能名垂青史的原因。

在唐末五代时期，党项人拓跋氏割据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辖夏州、绥州(今陕西绥德)、银州(今陕西米脂)、有州(今陕西靖边县西)四州之地。唐信宗时，拓跋思恭曾率部帮助唐王朝植压黄果起义，被封为定难军(今陕西北部)节度使，赐姓李，封爵夏国公。在五代时期，夏州李氏同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保持臣属关系，同时又始终保持割据地位。

北宋建立后，定难军第六任节度使李彝兴向宋朝纳贡称臣，宋太祖对其加官太尉，以示褒奖。从李彝兴到其子李光睿及其孙李继筠，都同北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夏州地区虽然仍处于割据状态，但形式上已是宋朝版图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