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赵一曼儿子自杀，给女儿留下遗言：你奶奶是奶奶，你是你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东北珠河的土地上英勇牺牲，年仅30岁，她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生命，而她的抗日事迹深深打动了后人，但最让人动容的，还是她临终前写给儿子陈掖贤的那封遗书。

“亲爱的宁儿，母亲不能陪你一辈子，但我要用行动做你的榜样！长大后记住，母亲是为了国家牺牲的。”

由于母亲早逝，陈掖贤的童年过得十分艰苦，甚至直到长大后，才知道母亲就是赵一曼。作为烈士的孩子，他失去了亲人的关爱，多年来的艰难境遇和无助让他吃尽了苦头。

陈掖贤的母亲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敬仰的女性英雄赵一曼，19岁时赵一曼通过姐夫郑佑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投身反帝运动，展现了非凡的决心和勇气。很快，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行列。1926年，赵一曼组织学生抵制洋货，成功阻止了英国煤油轮船在宜宾码头停靠，成为当地的爱国先锋。

次年赵一曼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并在莫斯科结识了未来的丈夫陈达邦。婚后不久，她怀上了儿子陈掖贤，面对风雨飘摇的国家，赵一曼毅然决定返回中国，投入抗日斗争。在怀孕的情况下，她告别丈夫，带着未出生的儿子回到上海，投身地下工作，并将儿子托付给丈夫的妹妹抚养。

赵一曼迅速在抗日战线上崭露头角，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屡次指挥部队打败日军，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她的坚韧和智慧，使她成为战士们心中的英雄，也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1935年，赵一曼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俘虏。即便遭遇残酷的酷刑，她始终未泄露任何情报，展现出惊人的革命意志。长达九个月的折磨使她遍体鳞伤，但她依旧保持沉默，未向敌人屈服。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日军的迫害下英勇牺牲。在临终时，她写下给7岁儿子陈掖贤的遗书：“母亲因为抗日已到牺牲的前夕……希望你快快长大，母亲不能用千言万语教育你，只能用行动教育你。”

赵一曼牺牲时，陈掖贤年仅7岁，之后陈掖贤被送往陈达邦堂兄家抚养。年幼的他天生敏感，发现自己与其他孩子不同，渐渐感到自己是被抛弃的。他的自信和活泼逐渐消失，变得孤僻和内向。虽然从小听到关于赵一曼的事迹，陈掖贤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伟大的事迹和自己母亲的身份有直接关系。

童年的陈掖贤常常在心里问自己：“我的爸爸是谁？我的妈妈又是谁？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最终他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这种早年的心结，成为了他后来性格上的致命缺陷。

1942年陈达邦结束了在法国的工作，回到国内继续领导革命。当时陈掖贤已长大成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陈达邦非常高兴。终于在15岁那年，陈掖贤与父亲相见。然而令他意外的是，经过这么多年，他心心念念的父亲已经有了新的家庭。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陈掖贤与父亲的感情并未能进一步发展。

尽管父亲、继母和兄弟姐妹对他很好，但因长期的自卑和孤独，陈掖贤始终与新家庭格格不入。随着时间推移，他与伯父、姨母家的关系更加亲密，甚至逐渐不愿回到父亲家中，情感上始终无法融入新的家庭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一部电影《赵一曼》上映，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电影的热播使得失踪已久的李坤泰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李坤泰的姐姐李坤杰在看到电影中赵一曼抱着“宁儿”的照片后，立即意识到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李坤泰。她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人，早已英勇牺牲。

同一时刻，陈掖贤的姑姑陈琮英（任弼时的妻子）向他透露了一个震惊的消息：他的母亲竟然是那位著名的革命女英雄赵一曼，陈掖贤听后大为震惊，无法相信自己一直未曾知晓的事实。

陈琮英还交给他赵一曼临终时给“宁儿”的遗书。陈掖贤看后激动不已，甚至在自己左臂上刺下“赵一曼”三个字，象征着母亲的精神永存。得知母亲的身份后，陈掖贤成了中南海的焦点，享受了烈士遗孤的待遇。

母亲给陈掖贤的，更多的是精神和思想的传承。他深切关心国家的未来，心怀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情感，继承了母亲的赤子之心。当政府想要发放烈士抚恤金时，陈掖贤拒绝了：“我母亲为国献出了生命，这些金钱无法衡量她的伟大，我不能接受。”

尽管陈掖贤在亲属和国家的关照下度过了不少难关，但他本人的性格缺陷使得他的人生充满了曲折。1956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本应步入外交系统，但由于组织长时间的观察，最终被认为不适合外事工作，转而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担任政治课教师。

在学校的日子里，陈掖贤的性格问题仍未改变。他为人内向情绪容易低落，甚至常常为小事烦恼。由于个人生活极不规律，陈掖贤的宿舍常年杂乱不堪。他对自己的仪表毫不在意，甚至有时可以用“邋遢”来形容。

床上只有一条凉席，下面铺着棉絮，地板上散落着烟蒂，卫生状况令人堪忧。虽然在那个时期，他的月薪达到69元，算得上高收入，但他对钱的使用从不规划，月初时花钱大手大脚，零食和高档菜肴一顿接一顿，到月底却常常捉襟见肘，只能将就着吃一些便宜的食物，甚至不得不向别人借钱度日。

而在授课期间，陈掖贤默默喜欢上了他的学生张友莲，不过他始终没有表露出来，这份感情在他心里藏了很久，直到张友莲毕业后分配工作，陈掖贤终于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向她表达心意。张友莲收到信后，同样感受到陈掖贤的真挚，两人不久后走到了一起，开始了婚姻生活。

1958年3月，学校发生了重大变动，陈掖贤和其他几十名教职员工被下放到农村，成为“新社员”。在那里他每天要参与繁重的劳动，工作时间长达14小时以上，这对陈掖贤的身体和心理都是巨大的考验。直到1959年1月，陈掖贤才返回学校，生活稍微恢复平静，而此时张友莲也顺利生下了他们的孩子。

随着生活的变化，夫妻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尽管两人曾有过甜蜜的爱情，但在短短几个月的婚姻生活中，陈掖贤和张友莲发现彼此在爱好、兴趣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没有经过足够的了解和磨合，他们匆忙结婚，婚后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两人因小事争吵不断，渐渐变得无法相处，每次见面几乎都会争执一番，彼此间的疏远与隔阂逐渐加深。

不到半年，夫妻二人最终决定离婚。为了避免孩子受影响，陈掖贤将孩子送到了姨妈家抚养，试图让孩子远离家庭的不和。离婚后张友莲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她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甚至需要接受治疗。

陈掖贤也没有好过，他内心深处充满了自责与困惑，原本充满理想的年轻人，突然变得更加消沉与迷茫。两人的婚姻以如此迅速而痛苦的方式结束，让陈掖贤对人生充满了疑问。

1960年秋，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看到了儿子的困境，于是带着他去政协礼堂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红烧狮子头”。那顿饭让陈掖贤非常羞愧，因为作为烈士赵一曼的儿子，他始终坚信自己应享有“平等”，而不是特权。

在看到社会上依然为温饱奋斗的贫困人民，听到家乡传来的“饿死人”的消息时，陈掖贤愤怒不已，写了一封激烈的信给毛主席，表达了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他没想到的是，在国家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早已简朴生活，与百姓同甘共苦。

虽然信中的内容尖锐，但由于陈掖贤的身份，信件最终没有引发严重后果，然而他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压力大到让他最终住进了医院，尽管身体恢复了一些，但66年的风暴又让他再次陷入困境。

这次风暴的核心人物之一，陈达邦，作为一名革命老兵，竟然被无情地批斗并冠上“苏修特务”的罪名。经过一系列残酷的迫害，陈达邦最终不堪折磨去世，临终时仍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嘱托儿子陈掖贤：“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

在父亲死后，陈掖贤心情沉重，决定为父亲喊冤。他多次写信向有关部门申诉，但在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比如“天安门为什么只挂毛主席像”之类的言辞，导致他被视为“现行反革命”。

为了逃避政治迫害，陈掖贤甚至翻墙逃走，但仅仅十天后，他因饥饿和对女儿的思念回到了单位，随即被关进牛棚接受审查。尽管家庭遭遇接二连三的打击，陈掖贤从未选择依赖“烈士儿子”的身份获得特殊照顾。

1979年3月，随着父亲陈达邦的平反，陈掖贤的生活有了转机。单位对他关照有加，甚至在1981年，机电研究院新建的两栋家属楼中，陈掖贤被安排住在了阳光充足的底楼，而我则住在了四楼，这个细节说明了单位领导的特殊关照。

然而尽管有了些许改善，陈掖贤的内心却依然痛苦。1982年8月，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临终前他留下了一段简短却深刻的遗言：“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普通人的生活，不给组织添麻烦，记住，你是你，奶奶是奶奶。”

父亲的死后，女儿严格遵守遗言，始终低调生活。她从未提及自己的身份，也不曾向国家提过任何要求。她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始终坚守着父亲的教诲。

赵一曼的儿子，曾经那么勇敢坚韧的人，最终未能战胜内心的抑郁和困境，也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他的去世是命运对一个英雄后代的无情打击。尽管他曾为母亲的革命精神传承、为国家的建设奋斗过，但最终他的内心深处那股无助与孤独，始终未能找到突破口，悲剧地走到了人生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