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史乡事〡尹氏——喜洲家族文化的缩影

尹氏——喜洲家族文化的缩影

赵勤

引言

喜洲，早在汉代，就设立过叶榆县治。唐代南诏时叫“大厘城”，又称“史城”。相传，隋开皇十七年(579)，隋文帝派太平公史万岁征滇中爨部，曾在此驻兵，故称史城。“大厘城”或“史脸”，是南诏六脸（州）之一。大厘城原为当地河蛮（白族先民）所建的城邑，在南诏占据以前为邓赕咩罗皮管辖。

唐代樊绰《蛮书》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蒙归义逐河蛮，夺据太和城，数月后，又袭破咩罗皮，取大厘城，乃筑龙口城(今上关)为保障。阁罗凤由太和、大厘、邓川来往……大厘城，南去阳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龙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户尤众。”喜洲，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南诏王行宫。公元 937 年，喜洲人段思平建立宋代大理国后，喜洲又成为大理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段思平为了治理国家，求得长治久安之意，把“大礼”改为“大理”。

元末，大厘城仍存。明初已毁。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布燮陈氏同穴墓铭》这样叙述:“大理乃滇南之甲郡,山川秀丽，人物稠林。喜洲之隶太和县，前元时分为州郡。其秀气为弘圭山所钟，直在于喜洲之阳城，城有四门，隍今已夷没。其中花木蓊郁，人才豪杰，超乎太和之外，而为四境之精华也。”今天的喜洲，仍然有城南、城北、城东遗址。

喜洲，是大理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洱海西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现在，全镇有54个自然村，共有66316多人。其中，喜洲村有1420户，人口有3602人。村内有近30个姓氏，有董、张、赵、杨、尹、李、段、高、施、王、严、周、陈、苏、闵、那、何、杜、徐、于、马、蒋、金、朱、刘、谭、沙、田、孙、任等姓氏(姓氏不分先后)。

自古以来，喜洲每一个姓氏家族都为大理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因为早在唐宋时期，喜洲就是著名商业城市，又有重视教育，培养子女读汉书、习汉文的优秀传统，以及由于喜洲人多地少，加之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经商传统，大多数都有向外发展等客观因素。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随着眼界的开阔和经济文化发展，移居外乡的姓氏也比较多，最远的是缅甸、印度等地，周边主要是弥渡、巍山、凤庆、云县、云龙、保山、腾冲、洱源、鹤庆、剑川、维西、丽江、迪庆等地。

据史料记载，清代中叶，喜洲户籍有960户，人口约1万人。在极盛时，人口约2万人。当时，在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社会，一家有10人吃饭是正常现象，有的多达约20多人，甚至30多人。乡人杨宪典先生1988年修编《喜洲志》记载1949年前，喜洲镇(仅指史城镇)有1122户，5982人2008年，笔者倡导和参与编写《喜洲镇志》时，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喜洲村(办事处)人口数据有1157户总人口4 737人。到了2013年，喜洲村人口只有3600多人。从这20年间人口变化来看，喜洲村的人口不是增加，相反是不断减少。这证明喜洲村向外发展的趋势不仅很早就有了，而且近 20年来，向外发展趋势更明显，人口不断地减少。

近20年来，笔者在繁忙工作之余，对喜洲主要家族有过调查和研究。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之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尹氏作为这30 多个姓氏中的一个家族文化来解读。因为尹氏是喜洲白族大姓之一，又是世居喜洲最古老家族之一，历史上出过清平官、忠烈、举贡、巨商、将军、学士等等。如果能从尹氏家族发展过程中，寻找到喜洲地方发展史的客观答案，这对于探讨和研究一个民族文化发展源流，也许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就达到笔者所写这篇拙文的目的和意义罢了。

一、文化背景

白族，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接受汉文化最早的民族之早在唐代，白族先民便“人知礼乐，本唐风化”。中国汉文化，一直影响和推动着大理文化发展。元朝时期，大理已建立文庙，推广儒学。明清两代，喜洲出过200多位举贡、34位进士。这实在是奇迹！

一个地方的深厚文化积淀，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着直接的、间接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

从明初至民国时期的500多年里，从喜洲古镇走出去做官的大小官员约200人，除了时代更替或者其他政治因素之外大多数官员都是以中国传统的“立德、立言、立功”思想造福一方、廉洁清正、以身作则、一心为民做事而深得百姓爱戴。

最有代表的是明代白族著名学者杨士云(公元1477~1554年)，字从龙，号弘山。大理喜洲人。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应云南乡试中举，获第一名解元，正德十二年丁丑科(公元1517年)进士，选任翰林院庶吉士，后转给事中。他为人刚直，关心人民疾苦，在北京任职时期，闻河北等省发生灾情，即奋笔书成《赈济饥民议》，上书明朝皇帝。他不畏权贵，不满仕途恶习，看到朝廷日趋腐败，便后来称病辞官回乡靠种田维持生活，甘贫自乐。在喜洲的一座小楼里“朝不问夕，闭户读书”，为后人写下了不少地方史志和珍贵文献。明代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进士何文极，大理喜洲庆洞村人，官至南京户部和山东清更司郎中。他告老回乡时两袖清风，回家途中路费用完了，只好讨饭归乡。这些感人故事，受到历代家乡父老夸赞。清代道光乙西科(公元1826年)进士张其仁，大理喜洲人。历任安徽徽州知府、凤阳知府，后升任湖南衡永郴桂兵备道、湖南粮储道等职，每到一处，他体察民情，爱民如子，深得百姓拥护。

正因为像杨士云、何文极、张其仁等一批官员，有着铁一样的纪律来要求和约束自己之外，家风族规的文化渊源，在子孙后代成长的价值观上，自然形成了良好的启蒙教育，达到了潜移默化，世代相传，并继承和弘扬先辈们的优良品质。

清朝光绪年间，张其仁的子侄在科举考试中，有6人中进士、举人，被誉为“一门三进士，同榜四举人”。张氏门中,有父子弟兄4人为进士。子士镳、士铨、士彬，胞侄士锃、士铎，父子进士，兄弟4人俱同榜举人。张其仁的这10多人子侄，先后出仕做官。他们不论官职大小，都是尽职尽责，有严格的传统教育，为人低调，能上能下，有谋有为。凡在外地做官回乡省亲，不准从大路骑马回家，而是离村口一段距离就下马或下轿回家，从不张扬显摆。所以，张家从明代至民国时期出过不少官员，大到民国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小到八九品官员，大多数人安分守己，尊老爱幼，热爱乡邦，这已成为桑梓父老茶余饭后时常夸奖的话题之一。

喜洲历代名臣名儒的成长故事，一直在影响和启迪着后人。他们生长的时代虽然各有不同，但是，良好的传统家风和族规教育，让喜洲的子孙们深知为人为官之道，时时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并时常自审自间，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约束自己。这种思想、精神、品德，就是涵盖了喜洲从古至今，人们追寻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也”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思想。

喜洲深厚的文化意识，促使后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热心做慈善事业，这已经成为喜洲历代成功人士必须遵循的一种崇高的伟业。

二、尹氏族源

一个家族史，是一个民族史的文化缩影，也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历史记忆。

大理喜洲尹氏家族史，是大理白族发展的缩影之一。喜洲尹氏，是大理白族大姓之一，也是源于唐代南诏时期的十大姓之一。然而，到了明朝正德年间(大约公元1506年)，由于社会变革和更替，尹氏家族族谱已经被一场大火焚毁。

而今，喜洲尹氏可考的谱系只有20代。不过，据族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杜昆(幼时随母生长在祖父尹立廷〈字庆举)家，是喜洲商帮主要成员之一)考证，大理喜洲尹氏的族史可追溯到唐代南诏时期，因为南诏清平官尹仇宽、尹辅酋等人都是大理最早的尹氏先民。明代成化二十年(公元1455年)，喜洲街上《故善士尹公墓志铭》碑亦写道:“公讳山，世居大理喜脸，九隆族之裔，代不乏贤。”尹氏写到先祖“九隆族之裔”，即九隆后裔，就是白族最早的十大姓先民之一。

唐代《蛮书》记载道:“青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青蛉县部落。天宝中嵩州初陷，有首领尹氏父兄子弟相率南奔河赕，阁罗凤厚待之。贞元元年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尹宽求(尹仇宽)皆其人也。衣服语言与蒙舍略同。”在《南诏德化碑》里，记载南诏时期尹氏的高级官员，即清平官和大军将就有5位。即清平官尹仇宽(又作尹求宽，误作尹宽求)；尹辅酋，清平官，又作尹附酋；尹xx，太和城使；尹迁，大军将；尹xx，大军将。

宋代大理国时期，有佛顶寺主尹运富。尹运富的名字，现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的大理国制《维摩结经》里面。《维摩结经》里就有“佛顶寺主僧尹运富监造”。

在明代，由于尹氏族谱被毁，有关喜洲尹氏的大量史料难以寻找。在清代道光年间，尹氏12世先贤尹昭忠每天早上带上一块冷饭，亲自去宏圭山祖墓地抄录墓碑，晚上回乡在油灯下整理族谱。家谱虽然被毁，但所幸历代祖坟尚在，各家供奉的祖先牌位犹存。于是，尹昭忠先生在他所修《尹氏族谱》的记述一样:“由明迄今，三百余年，凡上弘圭，下弘圭各处祖茔墓碑，半为风雨剥蚀。有古墓，年代甚远，仅留其形，而碑文损毁莫辨者；有碑文虽存，而族中何支系是派，卒莫辨者。大约古塚极多，支派终繁，求其塚之历历可辨，不过十之四五……举大明以前的古墓，卒难悉辨，惟大明至今，古墓碑文，尚多可据。”

为给修谱提供可靠的资料，尹昭忠不辞辛苦，惨淡经营他从庚子年(即道光二十年，公元1841年)春天起，“逐日至祖茔细加辨认，归家再实以各支家内所供木主”做细心考证，才基本厘清了喜洲尹氏现存族谱，虽然还不够全面，但也寻找到尹氏的一些发展脉络。可以这么说，喜洲尹氏是大理古老的姓氏之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由于喜洲在唐宋开始，就有经商的传统历史，以及商贸交易往来的关系，喜洲尹氏随着在外经商原因，有一部分迁居或散落到了大理周边的滇西北一带。

喜洲古镇，如同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繁衍出来的枝枝叶叶，遍及云南各地。

三、名臣名士

现在，喜洲尹氏家族的历史，有据可查的就从明代正德年间开始。

喜洲尹氏家族，历来有宜耕宜读、理学传家的传统，注重教育子孙读书，任何时候要爱国爱民、知书识礼，崇尚忠孝节义之风。在明清时期，据尹氏家谱和其他族谱记载，尹氏出过6位举人、贡生10人。

在明清时期的举贡谱里，最有悲壮的是明代万历年丁卯科(公元1616年)举人尹梦鳌，原任四川顺庆府西充县知县:后升任为安徽省颍州知府。在中国《明史》里，可以寻找到尹梦鳌的主要事迹，也是明代记载云南的重要名臣之一。在李自成起义时，时任安徽省颖州知府的尹梦整，在与起义军作战时，为保全城百姓安危而身先士卒、英勇奋战，全家7人以身殉国，满门忠烈，受到明朝崇祯皇帝的嘉奖。

在尹梦鳌出仕之前，尹梦鳌的高祖俊儒，曾祖名槐，都是“俱隐德弗耀”，即既有德有才，却不出仕而隐居民间。祖父尹祜是“异才渊抱，多傲骨，不屑以举子业”。其父尹心尧，是明代贡生。

到了尹梦鳌这一代，尹氏方显山露水。明崇祯七年(公元1635年)，尹梦鳌蒙受皇恩，圣旨曰:“尔贡生尹心尧，乃原任四川顺庆府西充知县梦鳌之父，稽研古史，宪法先民，世业一经，著书励虞卿之志，诒谋百忍，教子尧公艺之风，今尔子作史廉勤，实惟尔教家清白。”又曰:“尔杨氏乃原任四川顺庆府西充县知县尹梦整之母，温恭著范，淑慎居身，午夜鸡鸣，相夫立业，丁年熊胆，训子成名。”尹心尧夫妇二人，也分别荣获文林郎和孺人的称号。尹心尧晚年崇奉佛法，自号“奢摩居士”，著有《井天录》。

尹梦鳌最小两个儿子，即鲁铸、邹铸，是清朝康熙年间贡生。邹铸诗作《灌园叟集》载人《滇南略》而传世。

明清时期，虽有名士辈出，但是，由于尹梦鳌的不幸，在社会动荡的环境里，大多数不愿出仕。如举人尹鉴、尹茂、尹廷栋、尹德炳、尹德辉，岁贡尹鹤、尹调元、尹鲁铸、尹邹铸、尹文林、尹发、尹秉忠、尹捷忠、尹观名等，都是在乡里教书育人，或者学做民间医生，与人为善，明哲保身，过着半读、半商、半耕的牧歌生活。

1903年以后，科举制度被废除，索取功名利禄的路开始走向滑坡，喜洲尹氏也和其他家族一样，重点转向经商之道。一转眼间，走出了著名儒商尹西铭、尹养初、尹初卿、尹介卿、尹士卿、尹干卿、尹简章、尹莘举、尹辅臣、尹嘉臣、尹业臣、尹良臣、尹余廷、尹卓廷、尹立廷、尹佐廷等。

特别是在军阀混战繁多，日寇入侵中国的苦难岁月，尹氏家族出现了两位将军，即尹隆举和尹龙举。他们虽然长年在外戎马倥偬，但是，非常关心家乡子弟的成长和出路，如尹降举先生曾在1936年在上海创办的《新喜洲》杂志第2期里，首次提出了《青年的出路》:“求知就要读书，读书不一定是做官。过去读书的目的,是金榜题名，是紫袍乌纱，而今势易时移，绝不是为做官读书，乃是为创造事业读书，为改造社会读书……人类是求生存来得最厉害的动物，出路是求发展最大的前提。而青年的出路，就是社会的出路，也是国家的出路，我们要改造社会，健全国家，先得正视这当前青年问题，使所有的青年，很普遍的得到光明出路。”

尹隆举先生的这种思想，时隔已70多年了，至今读起来仍然有现实意义。

在“喜洲商帮”群里，“四大家”中占有一家，“八中家”中占有三家，并有“一门两将军”的称誉，在这一个西南边陲的小镇来说，是很不容易!

尹氏，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精英，这是与他们从小受到中国儒家思想和“理学传家”文化的影响，以及父辈们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熏陶，才出现这么多名臣名士。

四、尹氏女性

尹氏妇女，也和喜洲大多数妇女一样，由于受时代的各种制约，没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大多数没有读过书，特别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时代里，她们在家族里和社会上没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她们世代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知书识礼的传统品德，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她们相夫教子，夫唱妻随的做人处世哲学，默默无闻地支持和关心丈夫的事业以及对子女的培育，期望后人有所作为。所以说，喜洲历代妇女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在喜洲文化发展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人们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位伟大的女人。大理民间有这种说法:“讨媳妇看丈母娘。”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什么样的母亲，教养出什么样的子女。

在大理还有这样说法:“讨了喜洲婆，家里买了一把锁”。这说明喜洲女人会当家理财、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她们还擅长刺绣和烹调。这比一般地方的女人有见识、有远见、精明,并有慈善之心和灵活的头脑，成为教育子女的第一任启蒙老师，也成为既是孝顺父母，又是成为男人的“贤内助”。

笔者手上有关喜洲尹氏妇女治家做人的资料虽然不多，是有几位妇女的事迹却非常感人。

在喜洲尹氏家族里，也有不少有智慧之女人。喜洲清代嘉庆丁丑科(1805)进士，曾任陕西省兴安州知州赵廷俊的夫人尹恭人，她就是喜洲妇女的代表之一。

喜洲赵氏族谱中《皇清诰封恭人陕西兴安郡伯配赵母尹恭人传略》中，是这样夸赞这位普通妇人:“恭人尹氏，郡讳上理孙女，寿官讳彩季女，乾隆丁卯科(1735)举人元江州学正讳德炳。甲午科(1774)举人晋宁州学正德辉妹也……雍容和顺，得北堂欢。先是太恭人家素封，以乐善好施。中落，比恭人归，昼而幼，夜而绩，耕耔饷馀，皆躬亲之，随随之馀，仍济贫乏，以承姑志里党贤之，尤勤勤，以及时显扬相夫子……”

还有清代道光十三年壬辰科(1833)进士董正官，他是喜洲人，曾任福建省安溪、常泰、云霄等府县知、府知。道光二十九年(1849)，由霞浦知府升任台湾府抚民理番海防捕粮通判，又授任台湾噶玛兰通判。董正官在每个岗位履职期间为政谨慎，务实为民。他在任噶玛兰通判时，短短的数月间，就解结各种讼案600多件，并常亲临厅属各隘，督责防番事宜。还有非常重视地方文化教育，亲自担任台湾仰山书院山长，启发当地百姓孩子读书。同时，支持当地文生李祺生续编《噶玛兰厅志》，为记载和研究台湾历史留下了珍贵史料。

清朝咸丰三年(1853)八月十四日，吴磋抗清事起，董正官前往征讨，抵达大陂口，突遭埋伏而殉职。至今，在噶玛兰厅(宜兰地区)还流传着董正官的许多轶事。

董正官原配夫人尹氏，也是喜洲尹家的人。自董正官考取功名后，不论在哪里任职，都以强烈的尊崇孔孟之道，恪守忠孝思想，勤政廉洁地报效家国。可以说，董正官能在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深重，仕途坎坷艰险的清朝晚期，仍然默默地为国尽忠尽孝，直至在台湾以身殉职。这也离不开董正官背后有一位分居多、相聚少，又是相隔万里之外的尹氏白族妻子，她所给予董正官的关爱、支持、理解，这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当代著名白族学者赵橹的母亲，也是当代白族诗人、文艺评论家晓雪的外婆尹银和(1891~1979年)，是喜洲近代著名儒商尹西铭之长女。

据晓雪先生的很多回忆文章里，多次写到他的外婆尹银和。因他9岁时母亲就去世，加之他外公赵廉相和父亲常年随尹家在昆明、四川、上海、香港等地经商，他的童年和少年几乎是在外婆身边长大。他今天之所以在中国文坛有辉煌成就这是离不开外婆小时候对他的帮助和影响；还有她的夫人，白族著名歌唱家，电影《五朵金花》的主题曲原唱者，国家一级演员赵履珠的母亲尹常举，是喜洲尹氏家族的人。当代大理白族著名学者，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员，荣获国务院津贴奖，自学成才的张锡禄，他的母亲尹芬兰，是民国时期喜洲著名“种田能手”尹寿卿之长女……

还有当代尹氏妇女代表有曾任云南大学物理系教授，云南省妇联副主任尹兰泽；云南大学化学系教授尹家元；四川大学艺术系主任，硕士生导师尹晓燕……

可以这么说，在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里，凡是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是与时代发展，以及所成长的文化背景分不开，更是与母氏教育和影响永远相联系的。

喜洲尹氏妇女同样与喜洲妇女，乃至大理妇女一样，有着温和、好学、宽宏、慈善、进取的处世哲学思想，这就是喜洲妇女优秀品质的浓缩，也是大理妇女的缩影。

五、商界骄子

尹立延宅

尹寿卿宅

到了清朝晚期，也就是说1840年之后，由于中国社会黑暗，政府腐败无能，科举制度逐渐走下坡路。喜洲尹氏家族也同样和大理大多数家族一样，明智地意识到了科举制度的狭窄和阴暗，一些人选择了弃文从商道路。

他们踏着先辈弯弯曲曲、坎坎坷坷的茶马古道，一边到山村乡野教私塾、一边艰苦卓绝地走上了经商之道。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尹氏也出现了一批大商号，最有代表的是“复义和”、“复顺和”、“复春和”、“复泰兴”、“复盛兴”等商号。

“复义和”商号，创办于清代光绪年间，主人尹西铭(字励金)。在民国初期，其子尹养初等人就把商号机构分设到省外重庆、宜宾、汉口、上海等地，尹养初曾任过四川省叙府商会会长、云南省商会会长，是“喜洲商帮”最早发迹的商帮之一。

“复顺和”商号，创办于清代光绪年间，主人尹士卿。到了民国时期，其子尹崇举(虞廷)和尹特举(卓廷)善于经商，在前人基础上，把商业再进一步扩大，成为喜洲商帮的主要成员之一。

“复春和”商号，创办于清代光绪年间，主人是秀才出身的尹正卿，字裕春。到了民国初期，其子尹莘举也弃文从商继承家业，把商号不断扩大。再到了民国20年代之后，尹莘举的商业又由其四子尹辅臣、尹嘉臣、尹业臣、尹良臣经营成为喜洲商帮的“四大家”之一。

在喜洲商帮发展过程中，尹养初等弟兄因在投靠云南政界官员上有失误，在后期商业发展上受到影响而未跃升于“喜洲商帮”首富之名。但是，尹养初是喜洲商界里有思想、有远见的儒商之人。他早年就与云南省党、政、军官员就有了密切往来。如大理籍的杨杰将军，滇军里的胡若愚等党、政、军高层人士有过密切深交，并与他们结为“金兰之交"。他们之间不仅有经济往来，还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为此，尹养初通过这层特殊关系，把家乡优秀子弟，竭尽全力地推荐给他们，让家乡子弟有所作为地发挥才干。

1920年，杨杰将军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招收云南学生时尹养初向杨杰将军说:“你是大理人，要培养家乡的几个人才你才不负苍洱养育之恩。”于是，尹养初向杨杰推荐了刚中学毕业的大理籍子弟马崇六、董学周、尹隆举、尹守贞等人，杨杰就把这几人带到了日本士官学校就读。

尹养初所举荐的这几位子弟，除尹守贞在日本士官学校病故外，其他3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各有成就。马崇六成为国民党中将工兵司令。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在滇西抗战中，亲自指挥炸毁“惠通桥”而立下赫赫战功，一直被国人所称道。尹隆举，毕业后，曾任团长、旅长、国民党工兵司令、国防工程处中将处长。1949年，云南和平起义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董学周曾任滇军职务，并在滇南剿匪时英年殉职。还有尹养初的兄弟和族侄尹守毅、尹巨卿、尹嘉成、尹鹏举及儿子尹龙举等人，先后就读于云南讲武堂和黄埔军校。

尹养初不仅有培养年轻人爱国从军的思想远见，还在商业上鼓励支持关心年轻人向外发展经济。在喜洲尹氏家族里，就有7家商号，从业人员约达上百人。

尹养初是喜洲商邦的重要成员之一。喜洲商帮，最早形成于明代和清代。到了清朝光绪时期，喜洲商帮发展成为有一定经济实力，最有代表的是“复义和”、“复顺和”、“鸿发源”、“德和祥”、“永昌祥”等商号。可以说，清朝晚期至民国初期，这是以尹养初、尹士卿、赵正之、严子珍为代表的喜洲商帮主要成员之一。

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才出现了重要人物的董农、严协成、杨鸿春、尹莘举等人，形成了所谓的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组成的“喜洲商帮”。在这商帮群里，尹氏家族就有“复春和”、“复顺和”、“复义和”、“复兴和”“成昌号”等尹氏5家商号。与此同时，最有代表的是“复春和”商号，创始人尹莘举，字聘三。民国初年即在下关、昆明、云县三地开商号。经营鸦片，购自下关，运销昆明、上海；茶叶购自凤庆、云县、临沧，北销昆明、下关、丽江；药材购自藏区，销下关、昆明。有时也投机黄金。总号设下关，分号设上海、武汉、丽江、凤庆、云县。尹辅臣任“复春和”号经理，尹嘉臣成为昆明分号经理，尹业臣曾任云县(凤庆)分号经理，并曾任商会会长；尹良臣为丽江分号经理。尹辅臣曾担任下关商会会长。其次有“复顺和”商号，是由尹余廷、尹卓廷、尹佐廷3兄弟经营。总号设于下关，由尹卓廷任经理，分号设于宜宾、武汉、丽江、昆明。经营状况:以茶叶、山货药材为主，兼营黄金、棉纱、棉衣、大烟、川烟、土布等。

在“喜洲商帮”发展史里，尹氏的商业发展，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

现在，走在喜洲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有一幢幢引人注目的白族民居建筑群。其中，在喜洲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各巷道里，隐藏着一幢幢标准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白族民居，有的一进二院、有的一进三院。尹氏家族建筑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民居老宅就达10多院，具有代表性的就有建于清代道光年间的尹氏宗祠；建于1925年的尹卓廷大院、尹立廷大院、尹寿卿大院、尹养初大院、尹莘举大院等等。

走进建于1938年的喜洲市坪街的尹莘举大院，那一进三院的大宅院落，雕塑精致，建筑之精美，真令人惊奇震撼，叹为观止！

一进大门，左壁上，就有一笔一画地书写着清代祖上贡生尹鸣盛精彩的美文《村居赋》:

北山之山，郭北；西塘之塘，水西；树环庐密。槿列镛齐，蓉明玉沼，柳暗银堤……居城市则畏喧嚣，居庙堂则畏拘苦，居烟水则畏长蛇，居云山则畏猛虎，因辟此不城不市之区而构。此近水近山之宇家，有径而皆三门，无柳而不伍鱼鸟，即是乡邻风月自成。宾主姻娅多。舍北舍南，谈笑尽老农老圃。若夫春去春来，花开花落，架搁蔷薇，棚支芍药，桃结绶而朱萦，草绣茵而碧错，花解语而迎人，鸟代歌而侑酌，眠未起而莺呼，门方开而蝶约，口未起而燕嗔，水初深而鱼乐，读书杨柳之堂，煮茗海棠之阁。至若春昼茫茫，白日初长，阴深屋隐，叶密禽藏，林深径曲；藓积垣荒。芳草渡旁之渡，菱花塘外之塘。对客弹琴，碧桐轩里，观鱼把钓，绿柳堤旁。梅雨欲歇未歇，荷花半香不香。藕截饥寒，无雪亦雪，爪侵齿冷，不霜亦霜。馆招凉兮凉乍至，湾消夏兮夏俱忘。别院几丛篁箨，北窗一枕羲皇。又若商飚动林，雁鸿成字，芦断黄堆，蓼疏红腻。桂老香酣，莲残粉坠。桐飘井而润生，菊绽篱而金醉。半床寒雨，梦醒邻鸡，双屐绿苔，游回古寺。听午夜之疏砧，问谁家之秋思，醉开蕉友；招山山来林上，呼月月至竹楼，夕阳红树之天，流水荒桥之地。田稻熟而待翁尝，酒酿成而邀友试。他若朔气砭骨，青霜削肌。梅雨三点两点，残雪一篱半篱。草阁围炉之夕，枫桥沽酒之时。曝南檐而背暖，步东阁而心怡。童敲冰而饮水，客跨竹以寻诗，叟分粮而饲崔，妻慰老而烹鸡。咏絮有谢庭之女，映雪有孙氏之儿，御寒有羔表早制，卒岁有燕麦先支，此四时所领之况味，而一年所运之情思也，别有闲情远。寄韵事，独摅延风删树，凿石通渠，诗镌竹而成史，蕉展叶而学书，选访友之茆则老槐久蓄，代烹鱼之炭而残叶多储。扉常暗而雨打，幕不启而风舒，花影娟而月写，苔发乱而云梳。宜图宜画，可樵可渔，有商人迹无长者车，虽非仙而非佛。自吾爱兮吾庐，而又奚必执于之浅见，以诮吾之村居。凭虚子乃爽然曰:向所误也，今得闻焉。吾欲返初服，绝尘缘，寻清赏，谢俗缠，从子于村墟之内，移家于柳岸之边。柴门一桁，茅舍三椽，移床就树，倚槛听泉，寻碑野寺，醉酒花开，鸡鸣晓月，犬吠篱烟。墙微缺而花补，屋半破而萝牵，笔常埋而有家琴虽设而无弦。……

这篇长达2000多字的美文，与绝美的民居建筑构成一体，与喜洲的田野山水融为一体，宛若一幅美丽的图画，又恰如一首灵动的朦胧诗。

难怪，早在民国初期，志稿修编纂者则把这篇佳作选入《大理县志稿》艺文部，成为大理100年来的绝唱诗赋，也让人真正领悟了喜洲尹氏商帮主人饱经风霜后的一种平静与淡定的心态，又表现了喜洲儒商的一种文化修养和气度。

再有走进喜洲大界巷的“将军第”，即建于1925年的尹卓廷大院，在那一进两院的大门对面，迎门照壁上就有“理学传家”4个大字。院内东西各有一口井，一口井壁上写的是“伊洛渊源”，另一井壁上写的是“龢靖风高”。在中国文化传统比较深的地方，凡有井的所在，使人想起的就是要饮水思源，不忘家风。所以，把“伊洛渊源”刊之井壁，就是强通面尹姓是以宋朝程顾、程颐的“理学传家”为根本，与一进大门，就赫然可见的“理学传家”相呼应。

尹氏家族之所以把中国最深的文化刊之照壁和井壁，就是告知和祈望后人不要忘记“理学传家”的传统，告诚后人富不骄、败不退的精神品质，以及与人为善、和睦友爱、相互宽容、相互理解、诚实取信的不忘根本家风。

“喜洲商帮”四大家之一的“复春和”，在经营管理中制定了十分严格的号规。如“童叟无欺信为首，货价无假誉主家……勤敏奋进人上人，吹赌嫖淫不留家……”民间还传说“复春和”主人尹辅臣，有一次购买了虫草，当他回到家里请人识别，方知是买了假虫草。这时，他立即把虫草丢进西洱河。友人知道后说，你不应把假虫草丢掉，既然能买到手也就有能力把它弄出去。尹辅臣听后，却反感地说，做人是一辈子，何况是做生意的人，这次得利了，下次谁还敢与你打交道?做生意就是要讲信誉和诚实……

尹氏商帮发迹后，一直怀着拳拳爱乡之心，始终没有忘记哺育自己长大的故土，纷纷回乡修桥铺路，捐资助学、尊老爱幼，修家谱、建祠堂、修祖墓，很喜欢做善事，先后与其他商帮一道，合股建发电厂、碾米厂、电影院、实业公司、银行开办义仓粮库。早在1936年，支持喜洲旅沪同乡创办《新喜洲》 杂志。

为了振兴和发展喜洲经济，解决剩余劳力，改善广大民众生活，以“复春和”为主在喜洲合股创办了万花溪电站，成为当时我国农村第一家小型水力发电站之一；还捐资抗洪筑堤，兴修水利，开办平民工厂；对缺衣少食之家，慷慨救济1938 年，尹养初、尹懋官、尹隆举等人积极欢迎支持华中大学迁到喜洲，并把家祠和一些老宅腾空出来，借给华中师大师生使用，为抗战尽了一份之责。同时，其喜洲商帮其他商号一道，创办私立五台中学(现大理二中)，尹氏家族有5人出任校董，为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喜洲尹氏商帮凭着“理学传家”的思想文化和爱国爱乡的精神，大力资助赈灾。抗日战争爆发时，首捐军饷，慰劳抗日将士，积极支援抗战，宣传救国真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的冒着生命危险，在喜洲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民盟成员，集资捐献，缝制军服和集资资金捐献给七支队。1949年，云南和平解放时，尹氏商帮的部分开明人士，以工商界身份欢迎解放军进驻昆明和大理，为云南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尹氏商人也和其他商帮一道，积极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所有财产交回给新生的人民政府服从改制、服从安排。1952年，抗美援朝捐献时，“复春和”向大理县人民政府捐献美造雪弗兰轿车一辆。1956年，尹氏家族的7家商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所有资产加入公私合营企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

六、当代人才

1941年，我国著名作家老舍来到喜洲讲学，他对喜洲有这样精彩描述:“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染立即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前馆立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察局。有像王宫式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栋。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

老舍先生的赞美之词，我认为，不言过其实，而是恰如其分。喜洲不仅非常之美，还是远近闻名的历史文化名镇。这是远的不说，就在新中国成立后，从古老的小镇里走出来的副教授级以上高级知识分子约400人，副厅级领导约50 人。

喜洲为何走出了这么多人才，这是有一定的历史、自然环境原因之外，其主要特点就是培养子女舍得吃苦，耐心做事不怕失败的传统美德。尤其没考取科举或学校的人，就鼓励和支持他们外出到商号里做学徒或打工；或者让他们到集市上提着水桶，长街叫卖；或者去割草，然后把青草背到街上卖给赶马帮的人。再者自筹小本，向人借小本或赊销火柴香烟、棉花棉线，用一个小箩筛悬挂胸前在集市沿街叫卖。找到钱后，又回学校读书，读书出来后才去商号里找工作做事。

可以说，在喜洲凡是取得成就的人，大多数在创业之初都有过一段艰难困苦的经历，或者在少年时期都受过各种磨砺，并受过严格的文化教育和儒家学说的影响。他们哪怕砸锅卖铁、拆卖家中格子门也要供子女读书。从发展文化出发，以文化取胜，最后又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这就是喜洲人的最有进步和最有思想的精髓之一。

喜洲尹氏的人才，也是喜洲人才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的商业得到发展后，既关心地方文化教育，又重视子孙的文化教育，积极鼓励支持子孙报效家国，不忘祖国、不忘乡邦。

民国时期，尹氏共有7人报考进黄埔军校和云南讲武堂就读。其中尹隆举和尹守贞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尹隆举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尹龙举毕业于黄埔军校12期和陆军大学第18期，参加了上海保卫战和收复腾冲和松山大战，并到了越南河内接受日本投降的交接仪式。1949年，尹隆举和尹龙举两堂兄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昆明参加了云南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先后任云南省文史馆员。1946年，尹平在云南大学物理系读书期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1949年人党，并参加了“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成为云南学生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过中共景谷县委组织部部长，云南锡业公司政治部主任，东川市人大主任、市长。尹高举，在昆明商号做工期间，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夕，尹高举亲自制着了一面五星红旗，并送到了即将成立的云南省人民政府。为此，当云南宣布起义时，在省政府五华山上升起的那一面五星红旗，就是尹高举亲手制作而赠送的旗帜。尹国举，1948年在剑川读书期间，最早接受了先进的思想教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剑川参加发动了武装起义。先后担任过中共剑川县委书记和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在20世纪40年代，尹云举、尹尧举、尹光泽、尹高泽、尹凤举等人就读于高等学府。其中尹云举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香港长江实业银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北参加革命，供职于中央监察部，并参加了抗美援朝，两次立功；尹尧举华中大学毕业后，曾在大西北参加研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尹光泽成为湖北医科大学教授；尹高泽，就读于香港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党的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曾就职于中央冶金部，多次参与我国五年计划的起草工作；尹氏还有好多人成为全国和省、州优秀教师。

新中国成立以后，尹氏家族考人高等学府的人更是层出不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各大学毕业约80人，有的留学和旅居于美国、英国等诸国大学，成为当地重要华侨之一。现在，喜洲尹氏家族平均每户有2~3人受过高等教育。如杜昆、尹家元、尹兰泽、尹纪泽、尹芝泽、尹高泽、尹凯泽、尹树泽、尹建国、尹建中、尹懋功、尹懋铨、尹士祥、尹浚、尹一农……成为各大学的教授和高级工程师，或者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有的成为党政部门的主要骨干之一。

当时代进入新的21世纪以来，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喜洲尹氏又涌现一大批60后、70后、80后，乃至90后的一代新人，诸如尹建业、尹建宏、尹晓波、尹晓燕、尹怡、尹晓、尹力、尹进军、尹宏深、尹立新、尹思谨……他们受到党和人民的培养，茁壮成长。

喜洲尹氏族人，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家乡，遵纪守法、清正廉洁、诚实做人、用心做事积极把一切精力投身于我国重大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发展潮流之中，成为一方的领军人物，或者是成为理财行家。他们在不同岗位上，有的成为全国和省、州人大代表，劳动模范，或者受到中央和省、州党委政府的表彰。没有进入大学深造的人，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自学各种专业技术知识，成了当地优秀乡土人才和勤劳致富的行家，如尹秀泽、尹利珠、尹海尹燕……成为当地党委和政府表彰的优秀市民、优秀标兵、优秀企业家。

结语

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尹氏家族子孙是喜洲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边疆民族地区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开拓进取的缩影。

是的，生活在彩云南现的喜洲各族人民，沐浴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生活在政通人和、民族和睦的大家庭里，继续发扬着先辈的传统美德，为建设美丽的祖国和家乡励精图治、勤奋耕耘，默默地努力着、奋斗着，这将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事业。

注：

在写此文过程中，先后得到尹龙举先生、尹凯泽先生的帮助指导，在此表示感谢。此文先后原载于2013《白族文化研究》、2015尹凯泽主编《喜洲尹氏家谱》、2018《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