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兴亡录】56真王佐才——宋璟

姚崇离任后，与其共事多年的老搭档宋璟顺利接棒。朝中上下一致认为，宋璟是最理想的接班人：他与姚崇政治理念契合，才能相当，资历相仿，唯一不同的是宋璟性格更为刚直。

纵观宋璟的仕途轨迹，"刚正不阿"是其最鲜明的标签。他曾冷落张易之兄弟，对抗武三思，更不惜得罪太平公主。正是这份铁骨铮铮的品格，让宋璟虽屡遭贬谪，却总能东山再起，最终登上宰相之位，迎来仕途巅峰。

开元四年冬，经姚崇举荐，时任广州都督的宋璟奉召回京，出任吏部尚书兼同中书门下三品。自当年因谏言外放太平公主事件被贬后，宋璟辗转多地任职。难能可贵的是，他每到一地都政绩斐然。在广州任上，为防范火灾，他亲授百姓以砖瓦代茅竹的建筑方法，造福一方。

事实证明姚崇的举荐确有先见之明。李隆基深知这位老臣的分量——宋璟不仅是姚崇的得力搭档，更是当年辅佐太子的核心成员。这份君臣相得的默契，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宋璟的刚直进谏让李隆基仿佛看到了贞观名臣魏徵的身影。众所周知，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与当时倡导的直言进谏之风密不可分，而魏徵正是这一风气的代表人物。立志开创盛世的李隆基深知，必须继承并发扬这种敢于直谏的优良传统。

对于渴望效法先祖的李隆基而言，身边正需要魏徵这样的谏臣。而刚正不阿的宋璟，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开元盛世"的缔造，既得益于姚崇提出的《十事要说》奠定基础，更离不开宋璟所坚持的谏诤之风。

接替姚崇出任宰相后，宋璟展现出与前任截然不同的为政风格。相较于姚崇的灵活权变，宋璟更显刚直不阿。他始终坚持按原则办事，即使与皇帝意见相左也毫不动摇。这一点，在他劝阻李隆基巡幸洛阳一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上任伊始，宋璟便奏请恢复谏官制度，这一建议与李隆基的想法不谋而合。为此，宋璟特意制作金函置于御案，专门用于收纳大臣谏言。然而人性使然，即便是明君也难以时刻自律。就像太宗当年也曾沉溺玩鸟一样，在位日久的李隆基产生巡游念头实属正常。但正是这次出行，让他再次领教了宋璟的刚正品格。

开元五年（717年）初春，唐玄宗李隆基终于如愿踏上了东巡洛阳的旅程。这场期盼已久的巡幸，若非宰相姚崇机敏善辩，巧妙解释了太庙坍塌的凶兆，恐怕就要化为泡影。

御驾行至崤谷时，原本欢愉的气氛骤然凝滞。狭窄崎岖的山道年久失修，导致皇家仪仗进退维谷，堂堂天子竟与群臣困顿于荒山野径之中。龙颜大怒之下，唐玄宗当即下诏革除河南尹与知顿使的官职。

就在圣旨传出的刹那，谏议大夫宋璟从容出列谏言："陛下初启銮驾便罢黜重臣，恐令沿途州县闻风震慑。若各州竞相整修御道，劳民伤财之患将甚于今日。"这番掷地有声的谏言，让盛怒中的玄宗渐渐恢复了理智。

沉吟良久，玄宗采纳谏言准备收回成命。此时宋璟却再度进言："请陛下亲谕二人复职。若由臣转达，彼等必感臣恩，岂知实乃圣主洪恩？"这番君臣对话，既展现了宋璟的深谋远虑，更彰显了开元盛世难能可贵的纳谏之风。

宋璟与李隆基的对谈中，展现出鲜明的性格反差：宋璟始终神色淡然，而李隆基的眉宇间却浮现出久违的笑意。这位帝王已许久未曾遇见如宋璟这般能予人温暖的大臣，在其刚正不阿的外表之下，竟暗藏着如此宽厚仁和的胸怀。

相较于对姚崇治国才能的钦佩，李隆基对宋璟怀有更复杂的情感。宋璟言辞间流露的真诚毫不矫饰，这份天然的亲切感，恰是姚崇所不具备的。"责任留己，美名予君"的为官哲学，实则蕴含着超然物外的处世智慧。

履任后的宋璟虽未提出《十事要说》般宏大的施政纲领，却以务实作风延续并完善了姚崇的政策体系。但历史终将证明，这位宰相对大唐国运的深远影响，恰恰体现在其"不赏边功"的远见卓识中。

宋璟执政期间，在继承姚崇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法治精神，推行选贤任能之道。帝国在其治理下正稳步迈向盛世巅峰。

然而这位良相犹如先知般，对封赏之道有着独到见解——这一洞见的源头，要追溯至开元四年六月廿九日：突厥默啜可汗虽大破拔野古部，却在归途遇伏身亡，身体被砍断，这场边境变故终将引发宋璟对封赏制度的深刻思考。

斩杀默啜的，是一个名叫颉质略的人。

颉质略出身拔野古部落。在得知自己的部落被默啜大军洗劫一空之后，他心怀仇恨，决定孤注一掷，发动突袭复仇。在混乱的战斗中，他成功砍断了默啜的身体，没有多作停留，迅速割下默啜的头颅，骑马突围而去。

刺杀得手，颉质略内心激动不已，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他该何去何从？

回到自己的部落显然风险极大，极有可能招致突厥残部的疯狂报复，甚至给整个拔野古带来灭顶之灾。然而，放眼整个突厥疆域，他已无处可逃。经过深思熟虑，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奔敌国：唐朝！

此时，唐朝大武军（今山西代县北）的子将郝灵荃正出使突厥，恰好在边境活动。颉质略决定先去找他商议对策。

郝灵荃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边境与突厥对抗多年，如今竟有敌方之人主动送上突厥可汗的首级。

面对这份从天而降的厚礼，郝灵荃欣喜若狂，心中已开始盘算：如此奇功，必定能让自己飞黄腾达。

自大唐建国以来，能取突厥可汗首级者，寥寥无几。如今这等大功竟落在自己头上，朝廷必将重赏。

带着这份憧憬，郝灵荃与颉质略一同前往长安，将默啜的头颅进献给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得知此事后大为振奋，下令将默啜头颅悬挂于城门示众，以震慑突厥，并命时任宰相的姚崇召集相关部门商议对郝灵荃的封赏。

然而，郝灵荃的运气似乎并不站在他这一边。他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朝廷的嘉奖，却等来了姚崇被罢免宰相的消息。此事也因此被搁置，最终不了了之。

但郝灵荃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姚崇虽已卸任，但他相信总有新的宰相能为他主持公道。

待到宋璟继任，郝灵荃满心期待能因此立功受赏，然而苦等一年多，换来的却只是一个正五品的郎将之职。从原先的大武军子将升至五品郎将，郝灵荃仅提升了区区一级。这样的升迁幅度，与他心中预期的荣耀与奖赏相差甚远。更糟的是，郝灵荃本就不是个豁达之人。听闻结果后，他悲愤难平，竟当场痛哭失声，情绪激动之下，竟一命呜呼，落得个郁郁而终的结局。

由此可见，人若太过执着于命运的不公，或许只会害了自己。

回看唐朝初年，唐俭也曾奉命出使突厥，却在异域久居多年，未立寸功，更像是借公事之名游山玩水。然而归来后，不仅官拜户部尚书，李世民甚至将女儿许配于他，可谓风光无限、名利双收。

郝灵荃之所以如此愤懑，恐怕正是因为想起了唐俭的先例。他在心中难免发出疑问：同样是出使突厥，我甚至还立下了功劳，为何赏赐的差距竟如此悬殊？

站在郝灵荃的立场来看，他确实应得更高的封赏。然而，宋璟不予重赏，也有其自身的考量。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姚崇在《十事要说》中曾明确提出“不求边功”。这一主张源于此前多年大唐连年征战，许多战事不过是穷兵黩武，最终劳民伤财、无功而返。姚崇深知李隆基志在盛世太平，因此主张至少十年内不应主动挑起边疆战事，实则是对扩张政策的一种克制。

正因如此，在姚崇主政的四年间，严禁边将擅自挑起争端。毕竟，武将的升迁往往依赖军功，如今却明令禁止主动挑衅，谁也不敢冒险行事。久而久之，边将们也自然失去了争功的动力。

这种政策延续至宋璟时期，自然影响了对郝灵荃的奖赏尺度。尽管他带回了突厥可汗的首级，但在“不求边功”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军功反而被刻意淡化，最终只给予象征性的升迁。

命运无常，世事难料。郝灵荃的悲剧，或许正是时代风向转变下的牺牲品。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边关守将必须时刻警惕外来侵略，若战时懈怠畏战，必将受到严惩。

姚崇主政时期推行的"不尚边功"政策，主要通过严格约束边疆将领得以实现。继任宰相宋璟延续了这一施政方针，《资治通鉴》记载：考虑到唐玄宗热衷嘉奖军功，为防止边将滋生侥幸心理、挑起边境争端，宋璟刻意压低了郝灵荃的战功封赏。

尽管宋璟与姚崇在约束边将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如此漠视将士战功的做法确实有悖常理，当时就引发诸多质疑。实际上，宋璟此举暗藏深意——他试图通过抑制封赏来遏制边将的权力扩张。

这种独到见解源于宋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而要深入理解其中缘由，必须提及当时新兴的节度使制度。

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任命薛讷为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开创了节度使制度的雏形；次年贺拔延嗣正式出任河西节度使，标志着这一官职的确立。

节度使作为军事要职，最初主要负责大唐边防事务。其设立背景是：自高宗时期疆域极盛后，边境驻军规模持续扩大。为提升防御效能、解决临时调兵难题，朝廷逐步建立起军、镇、守捉等常驻防御体系，行军大总管也演变为统辖各军区的高级将领，节度使制度由此应运而生。

历史记载显示，早在仪凤三年（678年）刘审礼远征吐蕃兵败身亡后，唐朝统治者就已认识到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高风险性。至武则天执政时期，名臣狄仁杰更明确提出"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的防御性战略方针。

景云二年（711年）节度使制度的设立，标志着唐朝边疆战略正式转入防御态势。初期节度使仅掌握军事指挥权，不涉足地方行政与财政事务。

然而到开元、天宝年间，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等八大节度使区，加上南方两大军区，最终形成十大节度使体系。这一制度在演变过程中，节度使权力不断膨胀，不仅获得军事专断权，更逐步掌控辖区的行政、财政大权，甚至出现一人兼任多镇节度使的情况，其权势远超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

这种军事格局导致唐朝出现"外重内轻"的畸形局面，成为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诱因。宋璟对边将郝灵荃的封赏持谨慎态度，实则是基于对节度使制度潜在风险的深刻洞察。他预见到这一制度可能带来的双重效应：既为边防所需，又易形成割据势力。

从景云二年（711年）至开元五年（717年）短短七年间，各镇节度使已在辖区内自主推进兵制改革，逐步将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宋璟敏锐地意识到，若不加以有效约束，节度使制度很可能演变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不稳定因素。这一预见性判断，在安史之乱后得到了历史验证。

宋璟的局限性在于他无法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作为一位睿智的政治家，他清楚地认识到节度使制度的必要性，因此并未贸然上书请求废除这一职位。相反，他采取了更为务实的策略——通过限制对边将的封赏来制衡节度使的权力，试图发挥其积极作用而抑制消极影响。然而历史发展的轨迹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宋璟的政治智慧只能影响其生前之事。

这个制度隐患终于在数十年后爆发——当出身杂胡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领十五万精兵挥师南下时，大唐帝国才惊觉赋予节度使过多权力是一个多么致命的错误。

在权力制衡方面，宋璟有着系统的思考。他不仅关注边镇将领的管控，同样重视朝廷内部的权力平衡。他深知，仅靠限制边将远远不够，必须同时对内臣加以约束。

宋璟基于多年政治经验敏锐地发现，朝中不少重臣德不配位。作为历经政局动荡的老臣，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野心家窃据高位的危险性。在这种危机意识驱使下，他果断出手整顿朝纲。

首当其冲的是姜皎、姜晦兄弟。这对兄弟出身显赫，其父姜行本在贞观年间官至匠作大监（相当于建设部长），在征讨高句丽时壮烈殉国，连唐太宗都亲自作诗悼念，并赐予陪葬昭陵的殊荣。凭借父亲的功勋，兄弟二人仕途顺遂，姜皎担任尚衣奉御（掌管皇帝服饰的要职），姜晦则官至太仆卿。

最关键的是，姜皎早年便与当时尚为王子的李隆基结为好友，两人性格相合，关系日益亲密。从“唐隆政变”到铲除太平公主势力，姜皎虽非功勋卓著，却始终站在李隆基一方，成为其心腹之一。正因如此，在刘幽求、钟绍京等功臣相继被贬后，姜皎却得以安然无恙，还被任命为太常卿，其弟姜晦也官至吏部侍郎。

姜氏兄弟凭借早年与李隆基的私交和旧情，仕途顺畅，逐渐在朝堂上崭露头角，成为一时政坛新星。然而，宰相宋璟深知二人能力有限，难当重任。

于是，宋璟在权衡之后，选择以一种迂回而谨慎的方式向李隆基进言，请求罢免姜氏兄弟要职。他深知自己一贯刚直敢谏的风格未必奏效，毕竟姜氏兄弟深受皇帝宠信。

因此，他在奏疏中以关切的语气切入，巧妙地写道：

“臣以为，姜氏兄弟如今身居高位，受恩过重，恐怕将来反不利于其身。”

这番话看似为姜氏兄弟安危着想，实则是在委婉提醒李隆基，应当警惕权力过度集中于宠臣之手。

奏疏末尾，宋璟更是意味深长地写道：

“刘幽求、钟绍京等人皆因宠任过甚，终遭贬斥，望陛下明察。”

如果说前面的铺垫还让李隆基心存犹豫，那么这最后一句话无疑击中了他的心病。他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功勋卓著、权势熏天的大臣，是如何令他寝食难安。

果然，开元五年（717年）七月，宋璟上疏不久，李隆基便下令免去姜晦吏部侍郎之职，改任宗正卿。这一调动，看似升迁，实则将其从权力中枢调离，转为皇帝内廷事务官员，属于典型的“明升暗降”。

姜晦虽遭暗贬，仍保留了皇家公务员身份，而姜皎则被彻底削职为民，不仅失去太常卿的官位，更被勒令返回原籍。不过李隆基还是留了情面，保留了姜皎原有的待遇规格。这种处理方式颇有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处事风范。

宋璟仅凭寥寥数语就让姜氏兄弟丢官罢职，可见这位朝堂老手的手段之高明。在遏制内臣势力的道路上，扳倒姜氏兄弟不过是宋璟牛刀小试。两年后，他将矛头指向了一个更为重量级的人物。

第二个目标：国丈王仁皎

作为李隆基的岳父，王仁皎地位显赫。可惜在开元七年（719年）四月，这位皇亲国戚驾鹤西去。令人意外的是，宋璟连逝者都不放过，这是否太过严苛？

实则不然！

在宋璟看来，王仁皎的问题比姜氏兄弟更为严重。原因是王仁皎之子王守一上奏，请求将父亲坟冢加高至五丈二尺（约17米）。这个高度的依据是李隆基外祖父窦孝谌的墓制规格——窦孝谌作为李旦的岳父，与王仁皎身份相当。

然而按当时礼制，一品官员坟冢不得超过一丈九尺，即便是陪葬皇陵的一品大臣，坟高也不得超过三丈。五丈二尺的高度，简直是要在皇陵区立起一座地标。

李隆基的批准并非一时冲动。一方面确有先例可循，另一方面，在他尚未登基时，王仁皎曾变卖珍贵衣物为其置办寿宴，这份恩情难忘。加之王守一始终是其坚定支持者，李隆基自然希望岳父身后也能享尽哀荣。

但宋璟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位铁面宰相眼中，礼制就是礼制，不容逾越。一场关于礼法制度的较量，就此展开......

对于王仁皎的坟墓高度，宋璟其实并不在意。毕竟人已作古，再高的坟头也无法改变其生前的作为。然而，一旦王仁皎的坟墓被定为五丈二尺，就意味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正在浮现——外戚地位的上升。

宋璟深知，自武则天时期至中宗李显年间，重用外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对于一心希望延续盛世局面的唐玄宗李隆基与宋璟而言，这绝非一个值得鼓励的方向。因此，宋璟决定采取行动，阻止这一趋势。

他清楚，王仁皎并非普通的外戚人物，其身份特殊，背后还有一众亲信支持，若仅凭一己之力恐怕难以奏效。于是，宋璟决定寻求时任副宰相苏颋的支持，联手共同上疏。

在奏疏中，宋璟不仅重申了坟墓高度应依据礼制规定，还援引了大量历史事例，强调皇族成员应以身作则、恪守礼法。他深知，若无有力的历史参照，很难说服李隆基。

为此，宋璟特别提到了两位历史人物——唐太宗李世民与韦皇后（韦庶人）。

宋璟写道：“昔日太宗嫁女，嫁妆规格超过长公主，魏徵曾直言进谏，太宗欣然采纳，连长孙皇后也对魏徵大加赞赏。反观韦庶人，不仅擅自提高其父墓葬规格，更将其称为‘酆陵’，最终招致祸端，实属咎由自取。”

“臣认为，以皇后之父的尊贵身份，提升坟墓规格并非难事。但臣等之所以坚持进谏，是为了成全皇后的美德。若陛下执意为之，后世将以此为范例效仿，届时恐生变数，陛下当慎之又慎。”

整篇奏疏逻辑清晰、语气委婉而坚定。宋璟既没有直接反对提升坟墓高度，又巧妙地将选择权交还皇帝，同时还巧妙地抬高了皇后的形象。

三天后，李隆基批复，拒绝了王守一的请求，维持原有坟墓高度不变。

宋璟心中明白，李隆基亲身经历过外戚干政的动荡，对“外戚”二字极为敏感。这次上疏，正中要害，可谓“打蛇打七寸”。

《新唐书》对宋璟的评价是"守文持正"，与善于应变的姚崇形成鲜明对比。从宋璟严格约束边臣和内臣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更是原则性极强的治国能臣。正如后世评价：边关将领，朝中近臣，无一不受其约束；活着的权贵，死后的哀荣，事事都要把关！

若以此作为上联，那么宋璟任宰相四年间的政绩还可配出下联：六部高官，地方小吏，层层严格考核；朝廷重臣，皇室亲信，个个不徇私情！横批：刚正不阿！

在成功处置姜氏兄弟案和阻止王守一逾制修坟后，宋璟的刚正作风并未停歇。

开元七年冬，当唐玄宗准备破格提拔旧臣王仁琛时，宋璟再次挺身进谏。

这位岐山县令本无特殊政绩，仅因曾是太子府旧属就获得从七品越级晋升五品的殊荣，明显违背了官员选拔的公平原则。宋璟据理力争："王仁琛已因旧恩获得现职，若再破格提拔恐招非议。臣请将任命交由吏部审核，若不合规制，理应驳回。"

这番有理有据的谏言让玄宗无言以对。在宋璟主政的吏部严格把关下，这场违背选官制度的特殊提拔最终未能成行。

当王仁琛听闻此事时，内心愤恨不已。不过，倘若他知道宋璟是如何不给宁王李成器面子的，或许会感到些许平衡。

就在王仁琛事件过去十日后，宁王李成器为一名祭庙清洁工向玄宗李隆基讨要官职。以往李隆基对这位兄长的请求从不推拒，毕竟他们兄弟情深，更何况当年是李成器主动让出太子之位。但这次玄宗却显得格外谨慎，只因他深知若贸然应允，刚正不阿的宋璟必定又会像唐僧念经般反复进谏。为免麻烦，玄宗特意将此人简历下发至中书、门下二省，交由宋璟等人商议定夺。

果然不出所料，宋璟阅毕当即拍案而起。区区一个清洁工，既无才干又无功绩，竟妄想入仕？简直痴人说梦！他立即上疏直言："此人不过是个祭庙清洁工，并无过人之处。臣建议交由吏部详议，此等小事陛下不必劳神。"

一旦落入吏部之手，此事必然石沉大海。

面对宋璟的强硬态度，玄宗不怒反笑。在他看来，这位屡次犯颜直谏的宰相，确有当年魏徵之风。玄宗暗自庆幸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因为宋璟的所作所为皆出公心。

虽树敌无数的宋璟，为了维护朝纲公正，甘愿承受非议与责难。这份赤诚之心令玄宗深受触动，他忽然意识到，宋璟担任宰相三载有余，自己竟从未给过这位耿直之臣应有的褒奖。

对宋璟这般人物，玄宗深知物质赏赐并非其所求，他最看重的，是君王对其为政之道的评价。

宋璟在继任宰相之后，不仅延续了前任姚崇的施政方针，更在吏治整顿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正是由于他在吏治方面的严苛要求，才使得"开元盛世"的辉煌得以延续。

宋璟的吏治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权力约束机制，其次是严密的官员管理制度，最后是官场风气的全面整肃。在他的铁腕治理下，朝廷上下形成了廉洁高效的执政团队，这充分体现了宋璟刚正不阿的执政风格。

然而历史评价需要客观全面。宋璟虽然在吏治方面成效显著，但在经济管理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他试图用治理吏治的强硬手段来干预经济事务，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当时困扰朝廷的一个重要经济问题就是"恶钱"泛滥。由于唐朝实行私人铸币政策，导致市面上流通着大量成色不足的劣质钱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恶钱"与现今的假币有本质区别——它们虽然质量低劣，但却是合法流通的货币。宋璟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货币乱局。

针对关中地区出现的经济问题，宋璟提出了一套应对方案。他建议立即从国库中拨款两万贯，在当地设立南北两个物资交易点，专门收购百姓手中难以出售、但宫廷又有需求的物品。

同时，允许长安与洛阳两地的官员提前支取俸禄，并请求唐玄宗发布诏令，指示周边府县出售十万石粟米，以回收市面上流通的劣质货币，随后集中销毁。这一系列措施在实际执行后，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关中地区劣币泛滥的现象得到了明显遏制。

然而，关中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全国范围内的劣钱问题也随之终结。实际上，当时恶钱流通最严重的地方当属江淮地区。由于该地区商业繁荣，经济活跃，劣币流通的情况也更为猖獗。

更严重的是，当劣钱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甚至可能成为当地市场交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旦这些劣钱被强行清除，市场上可流通的货币将大幅减少，甚至可能导致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严重影响经济运行。

因此，治理江淮地区的难度远比治理关中复杂得多。

遗憾的是，宋璟对江淮地区问题的严重性显然估计不足。他认为关中的情况具有代表性，而江淮只是地方一隅，无需像关中那样采取系统性措施。在他看来，只需施加强硬手段，便足以解决问题。

这种判断显然忽略了问题的本质，并不能简单用地域差异来理解。

最终，宋璟派遣了他最信任的得力干将——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江淮处理此事。临行前，宋璟交给他的任务是：彻底禁绝恶钱，不留后患。

在我看来，宋璟的目标非常清晰，但他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缺乏具体的策略和方法。而萧隐之作为监察御史，虽然擅长监督和弹劾官员，但并不具备处理复杂经济问题的能力。让他去解决江淮地区严重的恶钱流通问题，显然是一次错误的人事安排。

萧隐之的确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禁绝恶钱”的目标。他依靠强硬的行政手段迅速回收恶钱，使市面上的劣币几乎消失。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做到“不留后患”。史书记载，他的强硬措施引发了民间的强烈不满。更重要的是，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骤减，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济运行，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萧隐之的做法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普通百姓显然不具备制造恶钱的能力，真正操控这一灰色利益链条的，是那些财力雄厚的富豪与商贾。而这些商人往往与地方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商利益集团。

几十年的盘根错节，岂是一个空降的监察御史所能轻易撼动？于是，这些人开始联合反击。他们并不需要街头斗殴，因为他们早已拥有朝中靠山——尤其是皇城内部的一些朝廷重臣。

于是，李隆基的案头堆满了弹劾萧隐之的奏章。表面上看是针对萧隐之，实际上矛头直指背后支持他的宋璟。

当李隆基得知江淮地区民怨沸腾时，他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毕竟，稳定是盛世的基础。一旦民心动摇，后果不堪设想。为平息风波，他迅速下令将萧隐之召回，并免去其职务，以示惩戒。

然而，李隆基低估了这场风波的深度。他原以为罢免萧隐之可以暂时平息舆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弹劾奏章依旧如雪片般飞来，而且内容开始升级——从批评治理不当，转向对现任宰相团队执政能力的全面质疑。一场原本局限于地方治理的风波，正在演变为对朝局稳定的重大挑战。

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若不处置宋璟，怕是难以平息众怒！

平心而论，李隆基对宋璟此次的过失并非不能体谅，但这位重臣却触碰了为官者最不该触碰的底线——触怒民心！

纵有万般不舍，李隆基也不得不做出决断：

宋爱卿，你始终以刚正不阿的作风守护着大唐律法。自当年对抗姜氏兄弟起，朕便知你一心为公，从未掺杂私心。今日虽免去你宰相之职，但你在朕心中的分量丝毫未减。离开相位，你仍是朕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你那刚正不阿的品格，永远是大唐最珍贵的财富。

开元八年正月，宋璟结束了四载的宰相任期，改任开府仪同三司。与姚崇不同，宋璟虽离相位，却仍在李隆基心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另一种形式继续为朝廷效力。

江淮恶钱整治不力，让宋璟不得不退出宰相行列，但他内心坦然。这不仅因为他仍能效力朝廷，更因他问心无愧。虽然方法欠妥，但其整顿的决心不容置疑。比起那些明哲保身、姑息养奸的官员，宋璟的作为已属难能可贵。

事实上，卸任宰相后的宋璟，在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国事顾问的职位上依然兢兢业业。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隆基仍视他为实际上的宰相，时常征询国事意见。

开元十二年，李隆基筹备泰山封禅大典时，在考虑西京留守人选时，第一个想到的仍是宋璟。多年的默契让皇帝深知：此时需要的不是最有能力的官员，而是最刚正不阿的栋梁之臣。

不论从个人品德还是从资历背景来看，宋璟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他即将出发之前，李隆基召见宋璟，问道：“你身为国家重臣，对于即将到来的东巡，可有什么建议要告诉朕？”

宋璟并未当面直谏，而是将想法整理成奏章，郑重呈递给李隆基。

皇帝阅后非常满意，并对宋璟说道：“你所言之事，朕会将其视作座右铭，悬挂于案前，时时提醒自己，终身受益。”

在我看来，一个人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为官从政，能像宋璟这样，已经堪称典范，人生无憾。至于是否身居宰相之位，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事实上，李隆基对宋璟的信任与倚重并未就此止步。

开元十七年（729年），宋璟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即右仆射），与张说、源乾曜等人同日受命。他的仕途似乎又迎来了一片光明。然而此时的宋璟年事已高，他深知，这个世界终究是属于年轻人的。自此，他在尚书右丞的职位上逐渐转变了以往的行事风格，不再事事亲力亲为，而是退居幕后，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张说、源乾曜等后起之秀，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为朝廷贡献智慧。

到了开元二十年（732年），宋璟正式上书请求辞官归养，得到批准，当时他六十九岁。李隆基特别优待，准许他保留原有待遇不变。

但宋璟心里明白，这些恩宠对于一个步入暮年、行将就木的人来说，已不再那么重要。他更渴望的是关闭家门，安享晚年，让一生奔波操劳的心灵得到片刻宁静。于是他婉拒了皇帝的厚意，表示自己应与常人无异，不应享有特权。为此，他还主动将自己在洛阳的一处私宅归还给朝廷。

宋璟的这份淡泊与自律深深打动了李隆基。在他病重之时，李隆基特地派遣使者为他煎药，以表达对其深切的关怀与敬重。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宋璟在家中安然辞世，享年七十四岁。

宋璟的人生虽已画上句点，却在地下难以安息。这位一代名臣身后，他的六个儿子几乎将家族声誉毁于一旦，成为典型的"官二代"堕落案例。

六子之中，唯长子宋升官至太仆少卿，尚能保全名节。其余五子皆成不肖子孙：

次子宋尚任汉东太守时贪腐事发，天宝年间被贬临海长史；

三子宋浑堪称家族败类之最，借宰相李林甫之势青云直上，任御史中丞期间竟提前征收两年赋税，中饱私囊。更荒唐的是，为霸占美艳寡妇，竟让下属杨朝宗充当"名义丈夫"；

四子宋恕、五子宋华、六子宋衡无一例外皆因贪腐获罪流放。

宋氏家族与姚崇家族何其相似，都难逃"富不过三代"的宿命。父辈功业过于显赫，反而让子嗣迷失本心。这些官二代肆意妄为的根源，或许正在于得来太易。

世事往往如此：求之不得者百转千回，唾手可得者却如指间流沙。那些我们最想紧握的，反而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宋氏家族的兴衰，恰是这一人生悖论的最佳注脚。

这个世界总有其不变的规律，不会因人而异，也不会因情感而改变方向。

宋璟的儿子们或许未能继承父志，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一生的卓越贡献。尤其是他在担任宰相的那四年，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开元初年，他与姚崇共同执掌朝政长达八年，大唐在这段时间内实现了“大治”的局面，可以说，“开元盛世”的璀璨光芒正是从那时开始闪耀。

宋璟一生功绩卓著，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并非一个追逐虚名之人。年轻时他曾写下《梅花赋》一文，对寒冬中傲然绽放的梅花给予了高度赞扬。其实，他是在借梅花自喻，表达自己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雪与考验，都将坚定如初、挺立不倒的决心。

纵观宋璟的一生，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在他担任宰相期间，曾任职广州的他深受百姓爱戴。当地百姓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意送给他一块“遗爱碑”。然而宋璟在接受之后，却亲手将碑石砸碎，不愿接受这种形式上的赞誉。

临终前，他还叮嘱子孙，不要在自己的墓碑上刻写那些歌功颂德的浮夸之词。他坚信，真正的公道自在人心，那些粉饰太平的言辞，终将被历史所遗忘。

宋璟去世三十三年后，他的后人邀请了一位书法名家为他撰写碑文。这位书法家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与宋璟一样，刚正不阿、胸怀天下、坚韧不屈。

这位书法家，正是颜真卿。

面对宋璟后人的请求，颜真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彼时的大唐已不复往日辉煌，国家正经历动荡不安的岁月。颜真卿追忆起姚崇、宋璟等人所缔造的那个太平盛世，心中感慨万千，挥毫写下千言碑文。

值得一提的是，宋璟的墓碑至今仍保存完好，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县十里铺村。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屹立不倒。每当人们驻足于此，遥想当年盛世光景，无不感慨万千。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梅花品格最胜，冰姿玉骨，铁干古心，迥非凡卉之匹。唐臣宋璟赋此，盖以自况也。予时巡中土，驻跸于此，遥企名贤，缅怀往迹，感兴成吟，并手写古梅一本，摹勒廊壁，以志清标，庶使千载之下，睹此树犹景其人焉。”

这段话，或许是对宋璟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