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帅晚年很少过问军队事务，但得知丁盛的境遇后，还是批了张条子

1990年6月份，原南京军区高干丁盛前往北戴河拜访聂荣臻元帅，彼时的聂帅已经年过九旬，精力和体力大不如以前，很少再过问世事，基本上处于半隐居的状态。原本聂帅是不打算会客的，可丁盛是聂帅的老部下，两人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友谊，因此聂帅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还是强撑着羸弱的身体和丁盛见了一面。

丁盛出身于红一方面军，他曾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参与了多次反“围剿”战争，沉重打击了反动派，有力扩张了红色革命的影响力。抗战时，他先在贺老总麾下的当团政委，1939年又被抽调到聂帅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历任团长、旅长等职务，参加过振奋人心的百团大战和1941年的反“扫荡”斗争，多次粉碎了日军妄图绞杀人民武装的阴谋，堪称功勋卓著。

建国后，丁盛在长期在新疆军区工作，曾与王震将军一起镇压喀什一带的土匪武装，先后歼灭上万人，一举肃清了盘踞在西陲数十年之久的“毒瘤”；50年代后期，他又领导了土改与“三大改造”，为广大老百姓分田分产，让每一个人都有安身立命的资本。

1973年，丁被调到南京军区担任一把手，当时国内正处于动荡时期，而南京军区又是动荡的“最前沿”，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搞所谓的“阶级斗争”。这让丁盛倍感焦虑、不安，他几乎每天都在调和各方矛盾，尽心尽力的“端水”，争取平衡各方关系、维护南京军区内部的团结。

1976年中旬的某一天，丁盛前往上海视察，期间他会见了“造反派”的头目徐景贤，两人在一起密谈三个多小时方才依依不舍的告别。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倒台，徐景贤也被逮捕，他在随后的审讯中主动坦白，自己当初和丁盛聊了很多“私密”内容，其中就包括发动“武装政变、颠覆国家政权”。这让中共中央大为震惊，于是华国锋同志便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政保部门将丁盛撤职查办。

但丁盛对此直呼“冤枉”，他明确表示自己和徐景贤只是正常聊天、谈心，所有话题都是围绕着日常工作展开的，绝对没有任何“越界”之举。然而，政保部门在经过认真辨别后，还是采信了徐景贤的供词，认为丁盛确实有“反革命”的意向，于是便在1982年对他执行“双开”处罚，并取消了他的所有干部待遇。

丁盛自然是不服气，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为了给自己“伸冤”，他这才登门拜访老首长聂帅，希望聂帅能为他主持公道。聂帅并不了解丁盛与徐景贤孰对孰错，但他出于对老部下的关爱和照顾，最终还是提笔写了一个条子递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希望组织上能重新审查丁与徐，找出被掩盖的真相，还受害者一个清白。

总政部接到条子之后不敢怠慢，马上联合中组部重新审查了有关丁、徐的卷宗，结果并未在其中发现任何纰漏和疏忽，因此还是维持原有意见，觉得丁盛确实有错误。不过为了表示对聂帅的尊敬，以及对丁盛曾经的革命功绩的肯定，总政治最终还是决定“退一步”，恢复丁盛的干部待遇，并为他安排了秘书、司机、保姆照顾他的日常饮食起居。

但丁盛明显对此不满意，他随后又陆续找了其他几位老干部，希望对方能给自己说几句“好话”，帮自己洗清冤屈，结果却依旧毫无成效，总政治自始至终不愿意“松口”，他头上的“帽子”也一直没有被摘除。一直到1995年，丁盛终于释怀了，他不再纠结过往的是非，转而跟着子女一起搬到深圳定居，晚年的他寄情于书画，经常参加各种艺术展览，陶冶情操的同时也能赚一些钱补贴家用。

1999年，丁盛因为心脏病去世，中共党组织虽然允许他的家属为他举办追悼会，但却不许使用“共产党员”、“将军”等字眼，以免引发不必要的误会。丁盛曾经的战友、下属均以私人名义不远千里赶到深圳为他吊唁，并献上花圈、挽联等物品，以示对他的尊敬与爱戴。不久之后，丁盛的骨灰被迁回老家，安置在某革命公墓中，这也算是落叶归根了。现如今，丁盛与徐景贤当初到底聊了什么已经没有人再关心了，过往的浮沉、斑驳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淹没，真相如何或许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