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城敌后抗日，我们上演了不少假叛变真卧底的戏码

泰肥山区在"事变"以前，是一块欣欣向荣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从1940年"红五月"运动后，敌人加紧了对我们的"扫荡"、"清剿",先后在肥城五区蒋庄（今属王瓜店镇）、二区石坞（今属仪阳乡）、六区白庄（今属湖屯镇）和石横、演马庄（今属王庄乡）等地安了据点。蒋庄、石坞据点被我们拔掉后，敌人又在下庄（属仪阳乡）安了据点。这些据点是敌人向我们进攻的先头阵地，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敌斗争工作的开展。当时，为了使党的工作、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向纵深发展，泰西地委决定，将处于泰肥山区腹部位置的肥城三区（今安临站乡）划为实验区，在点上取得经验后，向全区推广。肥城党组织在1938至1940年间有了很大发展，党、政、群、武各级组织机构比较健全，打下了较好的工作基础。三区安临站虽然也有敌人据点，但日军整天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扫荡"，所以我们在据点周围各村照常活动。当时肥城全县已有2000多名党员，对敌斗争经验较为丰富，群众基础又好，所以是一块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泰西地区由泰肥、平阿、大峰山三个山区组成，呈鼎立之势。其中，泰肥山区最大，是泰西地区抗日斗争活动的中心，地委、专署、军分区以及各群众团体都在这一带活动，许多后方机构和医院也住在这里。同时，泰西又处于山东与冀鲁豫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泰西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便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为消除心腹之患，敌人于1941年3月开始向泰肥山区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地委宣传部长黄白莹同志不幸在莲花峪战斗中壮烈牺牲。同年7月，敌人调集了济南、泰安、兖州、济宁、长清、平阴、东平、东阿、宁阳及肥城、汶上的日伪军和顽军石友三部约一万余人，对我进行铁壁合围，把泰西地委、专署、军分区武装迫至泰肥山区五虎门的一个狭小地带。军分区武装部队在司令员刘贤权指挥下，与敌人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趁夜幕降临，地委、专署等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到二区张袁庄（今属仪阳乡）一带，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随之，敌人又实行碉堡政策，各交通路口，重要山头都安上了据点，仅肥城境内就有50多个据点。泰肥根据地沦为敌占区。在这段时间里，敌人又开始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企图将我们的一切抗日力量、党群组织全部摧垮，以实现其长期统治的罪恶目的。他们自上而下地建立伪政权组织，发展红枪会，建立伪"自卫团"，成立"新民会"，利用反动道会门"先天道"、"三清帮"到处招摇撞骗，广收门徒，发展反革命武装。大汉奸鲍国鑫（鲍星三）的贼父便是"三清帮"的头子，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在这期间，敌人实行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迫降政策，一方面大肆逮捕我党员干部，残害我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招降纳叛，威胁利诱。在这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大多数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这铁与火的考验，但也有少数意志不坚定的软骨头当了可耻叛徒。我县有很多党员干部被捕，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被敌人抓去当了劳工，使我县抗日力量遭到很大破坏。

1．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

泰肥山区"事变"来得非常突然，我们毫无思想准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地委、专署以及军分区武装部队先后撤出了泰肥山区。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能不能坚持斗争呢？当时，县委通过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一致认为：虽然在军事上敌人暂时占了绝对优势，但敌人是侵略者，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因而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虚弱的；而我党我军与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和鱼水之情，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最后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从另一方面讲，首先敌人"清剿"我根据地，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但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恨和反对，而且也引起了伪军中一些稍有民族意识和良心的官兵的不满。他们怕戴"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不愿死心塌地地与人民为敌，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只要我们政策对头，这一部分人就会同情支持我们的斗争，反过来为我们服务。这是我们有可能做好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敌伪军的前提。第二，我们有县大队、公安局为骨干的武装力量，部队素质好，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土生土长，熟悉环境，与当地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战斗力强，这是我们能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的保证。第三，有一批经过对敌斗争严峻考验的干部。他们了解本地的风土人情，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人熟、地熟、关系多，便于隐蔽开展工作。第四，我们有较好的工作基础，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群众运动都是比较好的，是大家可以信赖的。第五，回旋余地大。和肥城北部毗邻的大峰山区是一个经得往考验的游击根据地，是泰西、肥城、峰山三县开展游击活动的依托，对我们十分有利。通过多方面分析，坚定了我们坚持斗争战胜困难的信心。

2．保存实力，实行精干隐蔽政策

地委、专署、军分区转移后，我们肥城党政群机关主要活动在肥城北部及中部地区。由于县区干部有200多人，目标太大，时间一长，敌人摸清了我们的活动规律，对我们活动地区反复进行"清剿"、"扫荡"，因此环境更加恶化。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县委根据地委的指示，决定实行"精干隐蔽"、"多数转移，少数坚持"的政策。即外来干部、妇女干部和不宜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本地干部陆续转移出去，政治思想坚定、社会关系广、群众基础好、有活动能力且目标不大的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其任务是领导农村党支部，争取掌握乡、镇两面政权，做好敌伪工作，宣传人民，瓦解敌人。当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县区干部不过五六十人。县武装人员也实行了精兵简政，减少非战斗人员，精简后由原来的二百余人减少到五六十人。这样虽然人数减少了，但战斗力较强，行动起来方便，起到了既是武装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

3．建立两面伪政权

为了便于在敌占区开展隐蔽斗争和进行合法斗争，县委抓了对伪政权人员的争取改造，建立两面政权工作。

泰肥山区事变后，敌人在全县实行"保甲连坐"，建立伪政权；经济上实行"配给制"，妄图困死、饿死我工作人员，一举扑灭抗日斗争火焰。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坚持地下抗日斗争，我们乘敌人建立伪乡、村政权之机，选派一批比较隐蔽的党员或同情我们而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让他们出任伪乡、村长，利用其"合法"的身份，来掩护我们的党员干部、工作人员，打着敌人的招牌为我们筹粮筹款，传递情报。这就是所谓"里红外白"的两面政权。这种政权大体可分两种类型：一是由我们党直接领导或掌握的。如五区尚德镇（今属新城镇）由党员李恒富当伪镇长，李同彬当伪自卫团长；六区由党员张仲献当彭城镇伪镇长，六区北部由党员王承照当东陵镇伪镇长，他们均在秘密区委孙子甫领导下工作。肥城三区基础好，我们建立的两面政权也最多；二区南部仪阳镇由党员赵绪端任伪镇长；其他区也有我们直接建立掌握的伪政权。这一部分伪政权是我们开展地下斗争的主要依托，为我们分裂瓦解敌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特殊的作用。二是属于观望、动摇、脚踏两只船的伪乡村政权。这类情况为数不少，他们在敌我之间动摇不定，看风使舵，既不敢得罪敌人，也不敢得罪我们，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他们这些人，多少有点民族气节，不愿死心塌地地当汉奸。这一部分是我们进行改造争取的对象。我们对他们的方针是：努力争取，分化瓦解，只要他们不直接与我为敌，多少为我们办点事情或保持中立就行。如六区湖屯镇伪镇长徐燮克，是小知识分子出身，受封建家庭的影响，沾染上一些游民流氓习气。但他不甘心死心塌地地当汉奸，替敌人卖命。我们就积极争取他保持中立，并给我们做些事情，为我们筹粮筹款，掩护我们进行隐蔽斗争。这类伪政权通过我们做工作，对抗日斗争起了一定作用。对于效忠敌人，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伪政权人员则采取针锋相对，坚决打击的方针，抓住典型，杀一做百。如二区柱子镇伪镇长赵 xx ，依仗伪军势力，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多次破坏我们的活动，处处与我们作对。我二区区长赵业刚根据县委指示，亲自带领几个同志到镇公所抓他，准备把他杀掉。可巧他不在那儿。事后听说共产党真要杀他，吓得他从此再也不敢做坏事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建立两面政权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对我们开展隐蔽斗争、恢复党的组织、变敌占区为秘密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4．开展敌伪工作，分化瓦解敌人

泰肥事变前，我们对做敌伪工作不够重视且方法不对头，有时去做敌伪工作，反而吃了他们的亏。如六区伪区长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恶棍，我们派专职干部去做他的工作，不但没有收效，反倒上了他的当。泰肥事变后，县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大力开展敌伪工作。在当时由于敌人封锁得厉害，开展敌伪工作相当困难。1942年敌工部长张建新刚上任就被捕了，继任的部长王振毅任职不到一年又被捕了，后任部长王启民不久也被捕。前后三任敌工部长相继被捕，可见当时开展敌伪工作的困难之大。县委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单凭工作热情，单靠敌工人员，搞硬性争取是不行的，必须利用各种关系、多种渠道，全民发动共同来做这项工作。首先，我们通过所掌握的两面政权开展工作。这个渠道路子宽，线索多，关系广。他们天天和敌伪人员打交道，接触多，情况掌握熟，可以区别不同对象，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去做工作。在三区我们通过辛庄镇伪镇长辛允洲（共产党员）和上层统战对象乔兴伦去做伪区长赵绪常的工作。开始赵有顾虑，辛、乔二人便让县委书记赵其林亲自找他谈话，消除顾虑。最后使他答应，用合法身份瞒过日本人的耳目，掩护我们的干部开展隐蔽活动。同时，三区其他乡镇也积极做几个据点的伪军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在三区活动方便多了，开始是党员、干部在里面活动，恢复党的组织，向群众开展宣传活动等，后来小部队以班排为单位也可以进出活动了。1943年，三区实际上成了"有敌人无敌区"的根据地了。在五区，我们通过伪镇长李恒富（共产党员），把尚里村北山据点的伪中队长争取过来，他答应不抓我们的人，向敌假报军情，为我们开展隐蔽活动开绿灯。六区在秘密区委领导下，由彭城镇镇长张仲献（共产党员）和其他几位党员同志，把熊家寨据点的伪军与特务队争取过来。其他各区利用两面政权开展敌伪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其次是我们的干部利用各种公开身份和社会关系，直接做敌军工作。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森堂，是本县尚里村人，曾做过小学校长，在当时全县教育界及上层人士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一是直接出面与伪军军官谈判做工作，在五区他由李恒富陪同，亲自做东尚里村北山据点伪中队长的工作，稳定了伪中队与我们的关系。在玉皇阁据点，他通过社会系与伪中队长王乐海进行谈判，使该中队后来集体向我们投诚。二是李森堂利用个人的社会影响，派党员、干部或社会贤达带上他的亲笔信登门去做伪军工作，效果也很好。县区其他领导干部也都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条件开展敌伪工作。县委书记赵其林分别做了三区伪区长赵绪常、大石关据点伪中队长尹项作等人的工作，化敌为友，使其为我们服务。另外，我们还利用被捕的干部，打入敌人内部做敌军工作。泰肥山区事变后，由于敌人的疯狂"清剿"，我们的损失比较大，从县到区很多干部党员被捕。当时敌人采取"自首"政策，实行"以华治华"，利用叛变的党员干部来对付共产党。敌人这一手是很毒辣的，也确有个别人被捕后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叛变自首当了可耻的叛徒。如四区王庆显，五区张光海，三区的李志运，叛变后都死心塌地与我们为敌，使我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后来这些人都被我们杀掉了）。在这些被捕的人中，还有一些人叛变自首，是属于政治思想不坚定，为了保命被迫屈从，但从心里并不愿为敌人卖命。也有的搞假自首，只是履行一般手续，口头答应为敌人服务，参加了伪组织，取得敌人信任，但没有暴露党的秘密，对党组织没有造成破坏。县委通过分析认为，在搞敌伪工作中，这部分人可以争取利用。如原县委民运部部长周东野，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浩被捕后，我们通过分析，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让他们骗取敌人信任，做我们的内线。他俩经过艰苦的努力，利用各种手段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并担任了肥城敌人特务组织的重要职务。周东野在敌人内部当上了特务队的谋略部长，李浩当上了特务队的宣传部长。这样，他们掌握了敌人的要害部门，对于我们了解敌情，营救干部，传递情报起了重要作用。尤其他们在对国民党联日反共"曲线救国"组建"肥城第二县政府"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在日军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搞"曲线救国"，积极网络势力，在敌占区组建"第二政府"。国民党山东政府也给我省敌伪区长以上官员秘密颁发了委任状。这样一来，使一些汉奸卖国贼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地下军反共抗日的"英雄"，使一些想留条后路的动摇分子倒向国民党，使我们的敌伪工作和建立两面政权的工作受到破坏。国民党肥城第二政府当时有：县长张炳杰（肥城百尺人），书记长尹慕周（肥城尹家屯人），县党部秘书主任苏香山（肥城苏庄人）等人。国民党第二政府在其反共立场上与日军是一致的，但彼此也有十分尖锐的矛盾。我们便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破坏国民党第二政府的建立。事有凑巧，当时国民党第二政府二科科长阴泗干（肥城张里人）刚从国民党省政府受训回来，就被日军宪兵队捕获，与我被捕的张建新同志押在一个号房里。建新同志设法从阴口中弄清了肥城第二政府的全部情况，通过内线转给周东野、李浩二人，让他们利用合法身份，向日军宪兵队长佐久健三"告密"，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于是，宪兵队捕获了县党部秘书主任苏香山等十余人（张炳杰、尹慕周逃走），他们纷纷向敌人自首，交出了委任状，使国民党肥城第二政府被彻底摧毁。

5．恢复敌占区党的工作

肥城党组织在泰肥山区事变初期受到严重破坏，有些农村支部被破坏了，有些支部停止了活动，只有一部分原来基础好的农村支部还能开展活动，与我们隐蔽下来坚持斗争的同志保持联系。根据这种情况，县委决定尽量恢复党的活动。开始，由于敌人集中力量对根据地中心山区进行"清剿"，我们还能在边沿地区做些工作。后来敌人又把注意力转向这些边沿地区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用各种方式做工作，保存组织，发展党员，逐步与各农村支部接上关系，并在敌人对我有所放松的地方，恢复重建被破坏的农村支部。到1943年底，全县农村党支部已基本恢复。这对我们坚持地下斗争，建立两面政权和开展敌伪工作奠定了基础。

6．不畏艰难，战胜天灾人祸

1942年，是敌人对我进行疯狂"清剿"，破坏最严重的一年，同时又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从春到秋没下一场雨，庄稼颗粒不收。灾情最严重的是山区老根据地。当时在山区驻扎的4000多伪军，他们粮草的供应，全部靠当地来解决。他们先是到处征粮征款。后来就到村里去抢，最后把农民仅有的一点粮食和东西抢光了。老百姓没有粮食，只好以树叶、树皮、花生皮、玉米芯、草根来充饥。树叶、树皮都吃光了，为了活命，不少人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一点土地，甚至卖儿卖女。一些地富又乘人之危无情盘剥，先是二三百斤粮食买一亩地，到后来甚至十斤粮食就能买一亩地，几十斤粮食可以买一个大姑娘。最后，老百姓有的离乡背井，逃荒要饭，有的活活饿死，出现了"尸体无人埋，处处闻哭声"的惨景。面对这场天灾人祸，我们的党和人民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没有气馁，没有退却，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勇敢地和人民群众一起，共同和天灾人祸作斗争。当时灾情严重的地方没法开展工作，我们就到灾情较轻的康王河附近，二区的上庄、下庄、杨庄、马家堂，六区的纸坊、钱庄等地去活动。到1943年底，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并取得很大胜利。但是，我们在这艰苦的斗争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就区以上干部来讲，张建新、王振毅、王启民三任敌工部长被捕，民运部副部长周东野、宣传部副部长李浩、公安局长孙传生被捕，区领导干部有区长李增山、曹鲁光、葛阳斋等人，区委书记陈蕴山、李炳玉等人被捕，其中李增山被杀害，张建新被送到东北挖煤，葛阳斋被送往日本做苦工。我这里说的只是几个典型，实际我们的党员干部被捕、牺牲和被杀的同志多得多。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受到的损失是惨重的。尽管如此，我县党、政、军领导核心还是保存下来了。当时，赵其林同志负责全县全面工作，在困难时期起了核心作用。县长李森堂同志曾说过："紧要关头只要其林同志沉住气，我心里就踏实了。"

7．坚持武装斗争，打开工作局面

泰肥事变后，为了配合我党的地下斗争活动，促进两面政权的建立和敌伪工作的开展，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政治影响，鼓舞群众斗志，增强人民战胜天灾人祸的信心，县委决定坚持武装斗争，打开工作局面。面对敌人的残酷封锁和"清剿"，大部队活动是不行了，我们就采取了化整为零打运动战，利用小股部队骚扰袭击敌人的战术。当时我县武装部队共有200余人，由县委书记赵其林兼任政委，直接指挥。初期，我武装部队常在泰（安）、肥（城）、长（清）三县结合部大峰山一带坚持武装斗争。后来，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赵其林亲自带两个班，由大峰山区边沿的李峪出发，经二区南部深入到敌人心脏，在三区开展游击活动，袭扰敌人，并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和战斗规模。这些小部队深入敌人内部后，在当地群众、两面政权和党组织的掩护下，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在对敌人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帮助建立两面政权，开展敌伪工作，恢复党的基层组织，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群的斗争热情，小部队活动越来越活跃。1943年7月，我们在界首伏击了自安临站回安驾庄据点的敌人，俘虏了70多名伪军。这一仗打得敌人胆颤心寒，鼓舞了群众斗志，扩大了我军影响。到1943年底，我们小部队活动范围已由三区发展到二区南部、五区南部、四区东部和六区南部的广大地区了。随着分区主力部队进入泰肥山区，我县武装斗争开始由小部队活动转为大规模行动，逐步打开了工作局面，为恢复抗日根据地，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我县领导班子成员中，有的被敌人杀害了，有的在战斗中牺牲了，幸存下来的也都年逾花甲，步入古稀之年，成了垂暮老人。李森堂、吴力践两位县长，县委书记吴克让，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孙子源等同志已先后谢世。想起这些当年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一幕幕并肩战斗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不觉感慨万端。催人泪下。但愿人们不要忘记这段艰苦的岁月，永远记住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同志们。

本文为刘子重同志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