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家大哥是个混混，没想到最后却成了我的爱人，把我宠上天

铃铛碎了，我恨透了这个邻家大哥。那时我不知道，命运有时就是从一个破碎的铃铛开始改变的。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我高考结束。骄阳似火，知了在梧桐树上拼命地叫着，仿佛在为我的高考季画上句号。

那天骑车回家，我看见王强又在弄堂口跟几个＂狐朋狗友＂吹牛。他们这帮人在街坊邻里是出了名的＂混子＂，没正经工作，整日无所事事，成天嚼着瓜子，穿着喇叭裤，头发留得老长，活像港台明星。

＂喂，小丫头，骑得挺快啊。＂王强冲我喊了一句，叼着根牙签，倚在墙上，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让我皱眉。

我低头猛骑，心想高考完了，以后考上大学，就再也不用看到这帮游手好闲的家伙了。父亲常说，这种人没出息，离远点。

没想到王强突然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车把，害得我差点摔倒。夏日里，柏油马路烫得像煎锅一样，摔下去非皮开肉绽不可。

＂你干嘛？神经病啊！＂我气急败坏地喊，额头上的汗珠滚落下来。

他不说话，眼神却异常认真，只是伸手摘下我车把上那个粉色的小铃铛，然后——咔嚓一声，直接给捏碎了。

＂王强！你发什么疯？＂我眼泪都快出来了，那是妈妈给我买的十六岁生日礼物，小小的铃铛，叮当作响，陪我度过了整个高三。

＂少骑车了，回家老实复习去。＂他丢下这句话就走了，大褂后摆一晃一晃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捡起地上碎成两半的铃铛，心里满是委屈和愤怒。那个铃铛虽然不值几个钱，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妈妈省了两个月的零花钱才买下的。

那会儿我们住在老城区的筒子楼里，王强家就在我家对门。从小到大，我就看他没少惹是生非。小时候打架斗殴，长大了结交社会上的混子，整天不务正业。听街坊说，他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在社会上＂混＂了几年，什么正经工作也没干过。

弄堂口的老李头常摇着蒲扇感叹：＂这孩子啊，可惜了，要是好好念书，准能有出息。＂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站在张贴榜单的墙前，久久不能动弹。差了十分，就差了十分，我与大学失之交臂。回家的路上，雨下得很大，我没打伞，任凭雨水冲刷着脸上的泪痕。

＂闺女，别难过，明年再考。＂父亲搂着我的肩膀，这个平日里严厉的老工人，声音有些哽咽。

＂不考了，爸，我想工作。＂我擦干眼泪，心里已经做了决定。

那个夏天，我哭了很久。巷子口的大喇叭里放着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曾经充满希望的旋律，现在听来却满是凄凉。

父亲托人把我安排进了镇上最大的纺织厂。＂先干着，等明年再考。＂父亲这样说，但我知道，对于我们这样的工人家庭，一旦踏入社会，就很难再回到学校的课堂了。

纺织厂的车间里，机器声轰鸣，棉絮漫天飞舞，像是飘落的雪花。七月的天气闷热，车间里更是像蒸笼一样。

＂新来的，这边站好了。＂车间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一脸严肃。她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念着新工人的名字。

＂周丽华！＂

＂到！＂我赶紧应声。

＂分到第三小组，跟着技术指导学习。＂

没想到入职第一天，车间主任介绍新来的技术指导时，我看到了王强。他穿着干净的蓝色工装，胸前别着工牌，头发也剪短了，不像往日在街上那般吊儿郎当。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被街坊们称为＂混子＂的人，居然是厂里的技术骨干？

＂这是咱们厂的技术能手，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技师，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他。＂主任说得那叫一个热络，拍着王强的肩膀，满脸欣赏。

王强站在那里，微微点头，目光扫过我时，微微一顿，随即移开。

＂周丽华，你跟着王师傅学习操作。＂主任把我安排到王强负责的小组。

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又不好当众拒绝。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纺织厂的工作，而且还是在王强的指导下。

车间里嘈杂的机器声中，我拼命学习操作技巧，却总是跟不上节奏。手被粗糙的棉纱磨得通红，却不敢叫苦。那年头，能在国企上班已经是很多人羡慕的事了。

其他女工有说有笑，讨论着最近热播的港台剧，或者哪家饭馆的红烧肉最香。而我这个＂大学生落榜生＂似乎格格不入，总是一个人默默干活。

＂新来的，你这接线方法不对。＂王强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后，声音冷淡。

我抬头看他一眼，低声说了句：＂知道了。＂

他没再多说，只是站在一旁看我重新操作。这种被人盯着的感觉让我浑身不自在，手指都变得笨拙起来。

＂动作要快，但不能慌。＂他又开口指导，声音不像在弄堂里那么粗犷，反而带着一种平静和耐心。

一个严冬的早晨，北风呼啸，车间的暖气罢工了。我们只能靠搓手取暖，呵出的热气在空中形成一团团白雾。

我的手冻得发抖，一个纱头接一个纱头地接不好。机器前，我咬着嘴唇，强忍着不让泪水落下。高中时，我是班里的尖子生，谁能想到现在连最基本的操作都做不好。

正当我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时，一双厚实的棉手套递到了我面前。手套是深蓝色的，有些旧了，但很干净。

＂戴上。＂王强简短地说，眼睛看着别处，好像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不用。＂我梗着脖子拒绝，心里仍记恨着他打碎铃铛的事。

＂爱戴不戴。＂他把手套扔在我操作台上走了，背影挺拔，一点也不像街上那个吊儿郎当的混子。

我犹豫许久，手实在冻得受不了，还是把手套戴上了。手指伸进去，竟然触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是暖宝宝，已经捂得热乎乎的。

那种温暖瞬间从指尖蔓延到心里，让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反应。难道这个曾经让我讨厌的＂混子＂，其实...

＂哟，王技师对新来的可真好啊。＂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工笑着说，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揶揄。

＂就是，连暖宝宝都舍得给人家用。＂另一个女工接茬，眼神在我和王强之间扫来扫去。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连忙低头干活，不敢再往王强那边看。

那天开始，车间里流言四起。早饭时，食堂里的师傅给我打饭都多给了一勺红烧肉，笑眯眯地说：＂王技师的媳妇儿，多吃点。＂

＂看见没，王技师对那个新来的姑娘特别好。＂＂谁不知道啊，听说他们是一个弄堂里长大的。＂＂我看啊，王技师是看上人家了。＂

这些议论声像一张网，将我越缠越紧。

有几个早看我不顺眼的女工，甚至在我的工作台上放了一张纸条：＂靠关系进厂的大小姐，就这么急着勾搭男人吗？＂

我气得发抖，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段时间，我故意躲着王强，生怕再添闲话。每次看到他走来，我就借故离开；每当他靠近我的工位，我就加快手上的动作，假装很忙。

厂里有个老师傅王大爷，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退休后返聘帮忙看管仓库。有天我正在食堂角落里一个人吃饭，他端着饭盒坐到了我对面。

＂丫头，听说你今年高考差了点分？＂他慈祥地问。

我点点头，低头扒饭，不想让人看到我眼里的失落。

＂没事，咱们厂也有不少大学生呢。＂王大爷夹了块咸菜，慢条斯理地说道，＂不过像王强那样的，可不多见。＂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眼中满是疑惑。

＂你别看他现在是技师，当年他进厂时可没那么顺利。＂王大爷放下筷子，像是要讲一个很长的故事，＂那会儿他刚从看守所出来，没人愿意要他。＂

＂看守所？＂我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对啊，因为打架，蹲了半年。＂王大爷压低声音，＂不过那事儿说起来，他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原来，几年前，有几个地痞在弄堂里欺负老张头，那个开小卖部的老人。他们不仅不给钱，还打碎了小店的东西。王强路过看不下去，站出来制止，结果打成了一团。那些地痞有背景，最后只有王强进了看守所。

＂出来后，他爹死活托关系把他塞进了厂里。＂王大爷继续说，＂刚来那会儿，他天天打卡迟到，蓬头垢面的，跟现在判若两人啊。＂

我默默听着，心里对这个＂混子＂有了新的认识。

＂后来怎么变成技师的？＂我忍不住问道。

＂这小子有股子倔劲儿，先是把纺机的装置研究得门儿清，后来又自学了修理技术。厂里机器坏了，别人修不好的，他总能想办法。就这样一点点熬出来的。＂王大爷说着，眼里满是赞赏。

那天晚上加班，最后只剩我和王强两个人在车间。他默默地修着一台出了故障的纺织机，手法娴熟，动作利落。我则在角落里加紧完成当天的定额。

车间里只有机器的嗡嗡声和偶尔的金属碰撞声。窗外，夜幕低垂，路灯在雾气中显得朦胧而遥远。

＂你为什么总躲着我？＂他突然问，头也不抬，手里的扳手依旧在机器上转动着。

＂我没有。＂我低着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以前在弄堂里，你看到我就绕道走。现在在厂里，我一靠近你就走开。＂他将扳手放下，擦了擦手上的机油，＂我做了什么让你这么讨厌的事吗？＂

除了那个铃铛，我想起来，好像确实从小就对这个邻家大哥避而远之。父亲常说他不学好，让我别靠近他。

＂你砸了我的铃铛。＂我终于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那是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

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就为这个？＂

＂不止是这个。＂我鼓起勇气，把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倒出来，＂从小到大，大人们都说你是坏孩子，打架斗殴，不务正业，让我们这些小孩子离你远点。＂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面前。

＂你知道我为什么砸你的铃铛吗？＂他的声音出奇的平静。

我抬头看他，眼睛里满是疑惑。

＂那天马路对面有辆卡车，司机在倒车。你骑得太快，又光顾着看书，根本没注意到。那铃铛叮叮当当的，你听不见外面的喇叭声。＂

我愣住了，回想起来，确实那天我骑车时正在心里默背英语单词，为高考最后冲刺。

＂要不是我及时拦住你，你可能就...＂他没继续说下去，但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以为我是混子？＂他自嘲地笑了笑，＂我是蹲过看守所，因为打架。但那是因为有人欺负咱们弄堂里的老张头。那些人想强拆他的小店，我拦着，就打起来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粗犷的男人，突然觉得有些陌生。他并非弄堂里人人避之不及的＂混子＂，而是有着自己原则的年轻人。

＂对不起。＂我低声说，＂我不知道这些。＂

＂没事，都过去了。＂他转身回到那台故障机器前，＂明天早上机器就能修好，你先回去吧，太晚了。＂

＂我等你一起。＂我鬼使神差地说，然后赶紧补充，＂反正我们住一个弄堂。＂

他笑了笑，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不再躲着他。车间里的流言蜚语还是有，但我已经不那么在意了。

他教我操作技巧，耐心地纠正我的错误动作；我则利用晚上的时间教他识字——原来他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靠着天生的机械感觉才在厂里站稳了脚跟。

我们常常在厂里的小阅览室里一坐就是一晚上。灯光昏黄，照在泛黄的报纸和书籍上，映出我们专注的侧脸。

＂这字怎么读？＂他指着报纸上的＂策略＂二字。

＂策略，cè lüè。＂我耐心解释，＂就是做事情的方法和打算。＂

他认真地在本子上写下这两个字，那样子和他平时叼着烟卷儿吊儿郎当的模样判若两人。写完后，他抬头看我，咧嘴一笑：＂老师教得好。＂

那一刻，我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悄悄地变了。

工厂的时光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缓缓流过。日子平淡而充实，王强教会了我如何在纺织厂生存，而我则帮他补上了缺失的文化课知识。

他的变化越来越大。不仅字写得越来越好，还开始阅读各种关于机械工程的书籍。厂里有什么新设备，他总是第一个学会使用；车间里有什么技术难题，大家都会找他商量。

一九九四年，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厂也不例外。那年冬天，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是裁员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下岗了，怎么办？＂我坐在厂门口的石阶上，心里一片茫然。四年的工厂生活，让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

王强坐在我身边，递给我一根冰棍。寒冬腊月的，吃什么冰棍啊，但我还是接过来，小口小口地咬着。

＂其实，我有个想法。＂他突然说。

＂什么想法？＂

＂要不咱们一起出来干？＂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藏着星星。

＂干什么？＂我好奇地问。

＂开个小服装厂。我懂机器，你懂算账，咱们配合挺好。＂他眼睛里闪着光，＂现在正是好时候，国家鼓励下岗职工自主创业。＂

我有些犹豫。创业哪有那么容易，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拿什么去竞争？

＂我已经存了一点钱，够买两台缝纫机的。＂他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咱们可以从小加工厂做起。＂

就这样，我和这个曾经让我恨得牙痒痒的＂混子＂一起辞职创业了。起初只有两台缝纫机，租了弄堂口的一间小屋，连招牌都没有，就靠着王强在厂里的人脉接了几单小活。

＂加工费一件一块二，咱们一天能做二十件。＂王强计算着，眼神中满是希望，＂慢慢来，会好起来的。＂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租的小屋暖气不足，墙缝里呼呼地往里灌冷风。白天还好，忙着干活，血液流动快，倒也不觉得冷；晚上就苦了，手指冻得僵硬，连账本都翻不动了。

王强找来几块砖，在小炉子上烧热了，包在毛巾里，放在我脚下。＂别冻着，明天咱们去订那批面料。＂他说着，又埋头算起了账。

＂你说，咱们这个小厂能做起来吗？＂我问，手里捧着他泡的廉价茶叶，热气袅袅上升，在寒冷的屋子里形成一小片温暖的天地。

＂一定能。＂他坚定地说，眼神坚毅，＂你看那些港商，不也是从小作坊做起来的吗？＂

我点点头，心里却仍有顾虑。下岗后，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眼中的失望让我心疼。如今跟着王强创业，风险这么大，如果失败了，要怎么面对家人？

第一个月，我们只赚了不到两百块钱，连房租都不够付。

＂要不，我去找找其他工作？＂我忧心忡忡地说。

＂再等等。＂王强倔强地摇头，＂我刚联系了一个香港来的客户，他们需要大量加工牛仔裤。＂

那段日子，我们从早忙到晚，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我负责联系客户和记账，他负责生产和管理。两个人，从采购、裁剪到缝制、包装，样样都得自己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厂慢慢有了起色。那位香港客户的订单越来越多，我们从两台机器发展到十台，又从十台发展到一个小车间。工人从零到五个，再到十几个，大多是和我们一样的下岗工人。

＂王强那小子真有两下子。＂弄堂里的老李头吸着旱烟，眯着眼睛笑着说，＂谁能想到他能有今天，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小厂渐渐步入正轨，我和王强的关系也在朝夕相处中变得越来越微妙。工人们都叫我＂周老板＂，叫他＂王老板＂，私下里都猜测我们是不是一对儿。

每次听到这种猜测，我总是笑而不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们算什么关系。不是恋人，却比朋友亲密；不是合伙人，却又共同打拼。

1998年的一个夏夜，我们终于结清了全部贷款。夏蝉鸣叫着，小院里的石桌上放着几盘小菜和一瓶啤酒。

＂来，庆祝一下。＂王强倒了两杯啤酒，脸上满是疲惫却掩不住的喜悦。

我举起杯子，与他轻轻一碰：＂为了我们的小厂。＂

＂不，为了你。＂他突然认真起来，眼神灼灼地看着我，＂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还在那个厂里混日子，或者更糟，在街上游荡。＂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是你给了我信心，让我敢于面对下岗。＂

＂还记得那个铃铛吗？＂他突然说。

我点点头。那个被他捏碎的粉色铃铛，是我们之间最初的误会，也是我们故事的开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推到我面前：＂打开看看。＂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崭新的粉色铃铛，和当年那个一模一样，小巧精致，闪着光。

＂我托人找了好几个城市才找到这款。＂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想赔你一个。＂

我捧着那个铃铛，十年前的委屈和愤怒早已烟消云散。这个小小的铃铛，见证了我们从对立到合作，从误解到理解的整个过程。

＂当年要不是你砸了那个铃铛，我可能真的会出事。＂我轻轻摇晃着铃铛，清脆的声音在夏夜里回荡，勾起许多回忆。

＂要不是你教我识字，我现在还是个大老粗呢。＂他笑着说，眼神温柔。

夜风轻拂，带着初夏的温暖和花香。我们相对而坐，默默地喝着啤酒，谁也没再说话，但心意已经不言而喻。

夜深了，我起身要回家。他突然拉住我的手：＂丽华，其实我...＂

＂嘘。＂我轻轻把手指放在他嘴唇上，＂我知道。＂

那晚，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弄堂里的路灯昏黄，照在石板路上，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我们的影子紧挨着，慢慢地，两个影子最终融为一体。

＂周丽华，嫁给我吧。＂他突然在弄堂口停下脚步，声音有些颤抖。

＂你这算是求婚吗？＂我笑着问，心跳如鼓。

＂不算。＂他摇摇头，突然单膝跪地，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朴素的银戒指，＂现在才算。＂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看到弄堂口聚集了不少街坊邻居，他们都笑着看我们，眼中满是祝福。

＂同意。＂我点点头，泪水夺眶而出。

二十年过去了，我和王强的小厂已经成了镇上的骨干企业，年产值过千万。当年跟着我们打拼的那些下岗工人，如今都成了骨干，有的还自己出去创业了。

每当有人提起我们的故事，总会惊讶于命运的奇妙安排——一个曾被视为＂混子＂的男人和一个高考落榜的女孩，如何携手走过了时代的风雨，建立起自己的小天地。

王强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人避之不及的＂混子＂，而是街坊们口中的＂王老板＂，是员工眼中可靠的领导，是我心中最温暖的依靠，是我们两个孩子心目中的好爸爸。

而那个粉色的铃铛，如今挂在我们办公室的墙上，成了我们最珍贵的纪念。每当它发出清脆的声响，都在提醒着我们：有些开始看似是打碎的梦想，却可能是另一段幸福的起点。

人生中的许多误会，只要坚持走下去，总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就像那年的那个铃铛，虽然被捏碎了，却意外地为我挡住了一场可能的车祸；就像那个被人误解的＂混子＂，其实有着比谁都柔软的内心和坚韧的性格。

如今，当我们坐在厂区的花园里，看着夕阳西下，听着工人们下班时的笑声，我常常感慨：命运真的很奇妙，它会以各种方式，把对的人带到你身边，哪怕一开始，你们互相讨厌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