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乡村兽医》

在我老家油菜坡的方言中，许多语词的意思，与辞书上的解释完全不同，比如走火。我是一名语文老师，任教于襄阳一所中学。因为职业习惯，我曾查阅过各种工具书对走火一词的解释。它们认为走火有四层含义，一是失火，二是引发战争，三是人际关系出现矛盾，四是男女之间产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很显然，这四种解释都带有贬义色彩。然而，我们坡上所说的走火，则是一个褒义词，相当于走红、走运、走俏。

我们坡上的兽医乔永德，无疑是近年来村里最走火的人。乔医生是在突然之间走火的，走得有点猝不及防。他事先一点儿预感也没有，乡亲们更是没有料到。因此，在乔医生走火伊始，坡上的人都惊叹道，这个老乔，走起火来真是连门板都挡不住啊！他们的话虽然说得酸溜溜的，但没说错。乔医生窝在村里看了几十年的牛马猪羊，默默无闻，平平淡淡，从未走火。谁也没有想到，去年十月，在他度过六十花甲之后，居然时来运转，一下子走火了。

虽然我人在襄阳，却一直心系老家。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直到十七岁考上大学才离开。我上的是一所位于襄阳市的师范学院，因学业优异，毕业后便留到了襄阳市，在城里有了工作，有了房子，有了爱人，似乎成了一个城市人，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忘不了我的农村老家。我好比一只风筝，不管飞到哪里，那条牵引绳始终都被老家攥在手里。因为在那面坡上，储藏着我铭心刻骨的乡愁，其中包括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乡亲，以及我无边无际的儿时记忆。由于教学工作繁忙，除了寒暑假，我回老家的次数并不多。但我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变化，对那里发生的所有新闻都兴趣盎然。

听到乔医生走火的消息，我一连好几天都处于亢奋状态，心里既有欣慰，又有歉疚，更多的则是沉思。这个消息，最先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母亲以前和我通电话，差不多只有两个话题，一是询问我和她儿媳还有孙子眼下的生活情况，二是报告我祖父汪兴邦和父亲汪子龙近期的身体状态。而这一次，她却一反往常，开口就说起了乔医生。

母亲沮丧地说，儿子，妈告诉你一个不好的事情，兽医乔永德最近一下子走火了，每天都有上门求医的，本地的和外县的都有，生意好得不得了。更可怕的是，他医治的主要不是牲口，而是给人看病抓药。我脱口而出道，这是喜讯，值得祝贺啊！听我这么说，母亲在电话那头陡然愣住了，许久无语。我对母亲的反应并没感到奇怪。在她心里，乔医医和我们汪家有着几十年的恩怨，属于仇人关系。按照常理，仇人是永远不希望对方走火的。既然乔医生走火了，母亲认为我应该和她一样气愤。抱歉的是，我让母亲失望了。

打从记事起，我就听说乔医生与我们汪家有很深的矛盾。全村的人好像都知道，乔医生大半辈子的人生命运都和我们汪家有关。他们说，如果不是我的祖父和父亲弄虚作假，乔医生绝不会在村里和牛马猪羊打几十年的交道。因此，乔医生对我父亲一直心怀仇恨，更是把我祖父视为仇敌。但是，我那时还是个小屁孩，成天穿着开裆裤玩泥巴，对大人们的世界毫不关心，也无法理解。我只知道，我祖父那会儿是我们村党支部书记，我父亲在老垭公社卫生院里担任药剂师。他们在乔医生面前总显得高人一等，故意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

不过，乔医生还算心胸宽广，并没有把他们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迁怒于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每当遇到我祖父和我父亲时，他都是横眉冷眼，说话带刺。当时我祖母还健在，由我母亲负责照顾。乔医生要是碰见了她们俩，往往连招呼都不打，仿佛遇上了两只臭虫，扭头便走。然而，乔医生对我却网开一面，每次碰到了，不仅主动跟我说话，而且还给我吃零食，比如花生、核桃和瓜子。这些都是乔医生出门看完牲口，临走时主人家塞给他的。他自己舍不得吃，都送给了沿路偶遇的孩子，当然也会带一些回家给自己的女儿乔典。

要说起来，乔典还是我的同学，弯眉毛，圆眼睛，长得非常漂亮。我们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可惜高考那天她感冒了，体温烧到三十九度，结果差几分没能考取大学，后来默默无闻地嫁给了远安的一个年轻兽医。乔典出嫁时，我一点儿风声都没听到，等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当妈妈了。

实事求是地说，乔医生是一位难得的乡村兽医，医术好，脑筋活，点子多，深受乡亲们的尊重与爱戴。我读初一那年，他发明了竹筒灌药法，首次解决了给牛灌药的难题，在同行中四处推广，好评如潮。我曾亲眼目睹过乔医生用竹筒给牛灌药的情景，那惊心动魄的场面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灌药之前，他先神不知鬼不觉地伸出两根手指头，把牛的两个鼻孔死死地掐住，不让它出气，再将事先装好药汁的斜口竹筒猛然插进牛嘴，然后把牛头往上使劲一推，同时松开它的两个鼻孔。做完这套动作，牛便乖乖地把竹筒里的药汁一口气喝了下去，喝得干干净净，一滴不剩。当时，我看得眼花缭乱，抑制不住地连连咂嘴。那几年，因为坡上牲口多，兽医少，乔医生的业务还算不错。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当每个乡村都有了从农校兽医班分来的毕业生之后，乔医生的业务便开始走起了下坡路，仿佛秋天蹦跶的蚂蚱，一天不如一天了。

在我老家那个山坡上，走火的反义词叫火背，也叫倒霉或走麦城。乔医生火背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每当放假回到坡上，我都要找各种借口去乔医生那里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他的处境。老实说，乔医生的处境十分艰难，兽医站里结满蜘蛛网，药架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台阶长草，门可罗雀。他自己差不多已经改行当了一个菜农。有好几次，我都看见他在屋后菜园里种菜，头上戴一顶破草帽，肩上搭一条旧毛巾，挖地，施肥，浇水，杀虫，样样都干。只有过路人喊乔医生时，他才能想起自己是一位兽医，曾经给猪打过针，给牛灌过药。见到乔医生落魄到这种地步，我心头不禁阵阵发酸，却又无力相助，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

回到家里，我忍不住讲起了乔医生的凄凉境遇，一边讲一边长吁短叹。我祖父发现我心里向着乔医生，立刻黑了脸，甚为不满。我母亲和我祖母也不停地用冷眼剜我，像是我脸上长了酒刺。幸亏我父亲当时不在家，他那会儿已当上了老垭公社卫生院的副院长，平时很少回来。假如父亲也在家的话，他肯定会把我骂个狗血淋头，说不定还要甩我几巴掌。

乔医生年满花甲时，我本来做好打算要回老家当面向他祝福的。可是不巧，我父亲这个时候突然来到了襄阳，打乱了我的计划。这让我深感遗憾。为了弥补，我给乔医生发了一条祝贺短信，还通过快递公司给他送去了一份生日礼物。礼物是我精心挑选的，是一口乡村医生出诊时背在肩上的医药箱。它是乡村医生的显著标志。乔医生一收到医药箱，马上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声音发颤，听上去很是激动。显然，他已经明白了我送他这份礼物的特殊含义。

高中即将毕业那年，我才弄清楚乔永德医生和我们汪家结下恩怨的来龙去脉。那一届，油菜坡考上县城高中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乔医生的女儿乔典。乔汪两家的事情，我最后还是从乔典嘴里知道的。

县城离我们村有两百多公里，平时很难见到家乡的亲人和熟人，尤其是乔典，往往一学期都见不到父母一面。因此，我和乔典的来往就相对多一些。我们经常一起去食堂打饭，一起去书店买书，一起去郊外散步，还在学习和生活上相互帮助。但是，乔典性格内向，很少主动说话，总是我问一句她答一句，有时连答都不答，长时间保持沉默。我觉得，乔典很像一条做了茧的蚕，老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坦率地说，从读高一那年起，我就想从乔典嘴里知道乔汪两家究竟发生过什么。可是，每当我触及这个话题，乔典就会赶紧把话题岔开。后来，当我再次提到这个话题时，乔典干脆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请你今后再不要谈起这个问题，否则我就不跟你来往了。无奈，我只好依了她。此后一年多，我在乔典面前再没提到过我们两家的事情。

直到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县城边上的那条小河开始解冻的时候，情况才有了转机。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周末，下午三点多的样子，我父亲出乎意料地来到了县城。当时，他是老垭镇卫生院分管医疗器材的副院长，专程来县里参加一个由卫生局主办的医疗器材供货会。我得到消息，迅速赶到县招待所去见了我父亲。他原本就胖，满脸横肉，肚子高挺。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的肚子挺得更高了，看上去像个怀孕的妇女。我父亲对我很亲热，一见面就伸手摸我的头，摸了好几遍，仿佛摸一个心爱的西瓜。

接下来，他问了问我的学习和伙食，然后说，你留下来跟我一起吃晚饭吧，我点几个荤菜给你补一下。我没有立刻回答我父亲，却猛然想到了乔典。乔典知道我父亲来了县城，还预计到我会在校外吃晚饭。我当时对她说，如果我父亲让我在外面上餐馆，我就请你去和我们一道吃。乔典苦笑一下说，怎么可能呢？想到这里，我便鼓足勇气对我父亲说，跟你一起吃晚饭可以，但我还想叫上一个同学。我父亲问，你想叫谁？我愣了愣说，乔典。一听到乔典的名字，我父亲陡然变了脸，厉声说道，叫别人可以，但不能叫她。他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不容置疑。我的脾气很犟，既然我父亲不同意叫上乔典，那我也不和他上餐馆了，马上起身离开了招待所。

我回到学校，食堂还没到晚餐时间。在男生宿舍楼和女生宿舍楼之间的走廊里，我遇上了乔典。她见到我，不由一惊问，你怎么回来了？不跟你父亲一起吃晚饭吗？我直言不讳地说，因为他不同意叫上你，所以我就不吃了。乔典压低声音说，我猜到他不会同意的。我气愤地说，他这人太狭隘了！乔典没再接话，默默地垂下了头。过了许久，她猛地抬起头来，两眼直直地看着我说，待会儿去食堂，我请你吃个萝卜烧肉吧。我顿时备受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沉吟了片刻，我诚恳地说，我请你去上一回餐馆好吗？乔典犹豫了好半天，终于点头说，好的，找一家最便宜的餐馆吧。我欣喜地说，听你的，我们就去四季春。

四季春位于客运站右边一条巷子里，是一家专做农家菜的小吃店，有肉皮蒸白蒿，有泥鳅烧豆腐，有蒜苗炒腊肉，还有农民自己酿的苞谷酒。我曾在那里喝过一碗萝卜心肺汤，物美价廉。乔典那是进城后第一次上餐馆，我本来点了三个菜一个汤，她却自作主张退了一个土豆炖排骨，只留下了萝卜烧五花肉、野韭菜炒鸡蛋和老黄瓜霉渣汤。老板娘上菜时，我建议每人喝一点儿苞谷酒。乔典开始怎么都不肯喝，后来我说她喝一口我喝一杯，她这才勉强端了杯子。其实，我们两个都不胜酒力。喝下第三杯，我的头就大了。乔典虽说只喝了三口，也满脸通红。这时，我以酒壮胆，又一次提到了乔汪两家的事情。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乔典这次没有回避，像竹筒倒豆似的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乔医生和我父亲生于同年同月，我父亲只比乔医生小七天。十九岁以前，他们两人的关系特别好，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十七岁那年，村里要配备赤脚医生，他俩还同时被派往老垭公社卫生院培训了三个月。起初，公社只给了村里一个培训名额。作为村支书，我祖父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名额给了我父亲。然而，我父亲却说，派我一个人去不太合适，你最好派乔永德和我一起去吧，以免别人背后说您的闲话。我祖父想了想说，永德这孩子倒是挺聪明的，我想办法再弄个名额。后来，我祖父找公社书记求情，终于给乔医生要到了一个名额。培训归来，乔医生和我父亲又一起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此，乔医生非常感激我祖父，与我父亲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当年，在农村做一名赤脚医生十分荣耀，既受人尊重，又被人羡慕。他们虽然和农民一样赤脚走在大地上，没有编制，没有工资，没有商品粮，仍然凭工分吃饭，但学习过基本的医学知识，会打针，会消毒，会采药，还能治疗胃痛、感冒、牙疼这类常见病，同时也不必像别的农民那样出大力流大汗。更主要的是，赤脚医生还有招工的希望。如果有幸招上了工，赤脚医生就会转成职业医护工作者，享受国家的铁饭碗。谁曾料到，正是因为招工这件事，我父亲和乔医生闹翻了脸，由朋友变成了仇人。

他们是在十九岁那年把脸闹翻的。那一年的秋天，老垭公社卫生院因缺药剂师，多次给县里打报告，总算申请到了一个招工指标。出于慎重，县里还临时成立了招工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卫生局人事科长担任，老垭公社卫生院的支部书记和院长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首先明确了招工范围和对象，决定在老垭公社境内现任的赤脚医生中择优选拔。接下来，领导小组仔细查阅了十二位赤脚医生的档案，着重翻看了他们当初参加培训时的各项成绩和担任赤脚医生期间的业务能力，当然也考察了他们的政治表现与思想品德。经过反复比较，领导小组最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乔永德是这次招工的最佳人选。理由有三，一是他在历届培训学员中综合成绩排名第一；二是他在担任赤脚医生期间发现并研制了五种有效的中草药；三是他在十二位现任赤脚医生中收到的锦旗最多。

在人选确定之前，卫生院招工的事情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人选一旦确定，便要启动招工的各项程序。到了这个阶段，什么秘密都保不住了。老垭公社一位姓詹的副书记和我祖父私交深厚，很快把招工的消息透露给了他。一听说乔医生是这次招工的唯一人选，我祖父当即慌了神，立刻把我父亲叫到身边，开口便怒气冲冲地说，都是你干的好事！当初要不是你推荐乔永德去参加赤脚医生培训，今天卫生院招工怎么轮得上他？

我父亲也一下子懵了，感到后悔莫及。沉默了一会儿，我祖父的两颗眼球像滚珠似的转了几圈，然后指着我父亲的鼻子说，你赶快去把乔永德给我叫来，我要让他主动放弃这次招工。我父亲愣了愣道，他不会同意的，碰到这么好的事，他肯定不会放弃。我祖父一边摸下巴一边老奸巨猾地笑了笑道，我是先礼后兵，他如果不同意放弃，我另有办法对付他。别忘了，我在公社里有铁关系呢。

我父亲找到乔医生时，他刚接到上面的招工通知，要他尽快去老垭公社卫生院填招工表。见到我父亲，乔医生不禁喜出望外，一把抓住他的手说，我能有这个机会，首先要感谢你，感谢汪支书。你们的恩情，我会记得一辈子。但我父亲却异常冷漠，使劲地扯出自己的手，阴着脸说，我父亲让你赶快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乔医生感觉情况不妙，但还是跟着我父亲去了我们家。我祖父见到乔医生，没讲任何客气，一开口就让他放弃招工，说以后村里再有了招工名额一定先考虑他，还说也可以推荐他去当兵。正如我父亲所料，不管我祖父怎样软硬兼施，恩威并用，乔医生都不肯放弃这次机会。我祖父差点气疯了，恼羞成怒道，不识抬举的东西，既然敬酒你不吃，那就等着吃罚酒吧。

乔典讲到这里忽然停住了，眼里泪花闪烁。我给她舀了一勺老黄瓜霉渣汤，劝她喝一口润润嗓子。她一连喝了两口，然后用纸巾擦了擦眼睛问我，你还想往下听吗？我沉重地点点头说，当然想听。乔典叹口长气说，后来，我父亲去卫生院刚填完招工表，老垭公社的詹副书记突然给招工领导小组转来了一大叠群众来信。

那些信全是诬陷我父亲的，有人检举他培训考试时作弊，竟敢把教材偷偷带进考场；有人指责他当赤脚医生时多次发错药，有一次还把通便灵发给了一个跑肚子的病人；有人揭发他出诊上门时调戏妇女，居然以手腕上没有脉象为借口摸人家的大腿……听到这里，我深感纳闷地问，这信上写的属实吗？乔典忿忿地说，一点儿都不属实，全是造谣。我又疑惑地问，招工领导小组会相信吗？乔典垂下头说，奇怪得很，写每封信的人都署了真名实姓，领导小组找他们逐一核查过，没有一个承认造谣。我父亲百口莫辩，只能摇头叹息……

接下来，我便没再朝下问了。显而易见，这些诬陷乔医生的告状信都是我祖父和我父亲联手在幕后操作的。后来，经公社詹副书记的极力举荐，我父亲取代乔医生当上了老垭卫生院的药剂师。

我父亲三十九岁那年，老垭公社改成了老垭镇。在公社变镇的同时，我祖父的铁关系詹副书记也升官了，由公社副书记升为镇党委书记，成了老垭这个地盘上的一把手。不过，在油菜坡的方言中，没有一把手这个说法，人们都将一把手称为一人爷。一人爷的意思很好理解，也就是一言九鼎，一手遮天，一个人说了算。詹书记荣升不到半年，我父亲也跟着荣升了，由老垭镇卫生院副院长升为院长。我父亲的荣升，并非他自己有多高的水平或多强的能力，主要是沾了我祖父的光。当然，我祖父身上的光全都来自他的铁关系詹书记。

打从我记事起，我祖父和詹书记就关系密切。大到逢年过节，小到年头月尾，我祖父都会去老垭看望詹书记。每次去，他总是双手不空，不是拎两壶酒，就是夹两条烟，要么是两条猪腿，要么是两只羊胯，或者提两篓子鸡蛋。我父亲那时涉世未深，对许多人情世故不懂，曾一脸狐疑地问我祖父，你给詹书记送礼，为啥每次都一式两份？我祖父谆谆地告诉他，当官儿的都喜欢好事成双。我父亲听了，不禁双眼一亮，豁然开朗，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后来，我祖父为了少听闲言碎语，便经常派我父亲代他去给詹书记送礼。我父亲照着葫芦画瓢，不管什么礼物都送双份。

在我的印象中，詹书记也来过我们家几次。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我们家杀年猪，我父亲遵照我祖父的安排，专程去老垭把詹书记请来吃年猪肉。詹书记刚到门口，我祖父就开始放鞭欢迎。那挂鞭又粗又长，宛若一条红色蟒蛇，足足炸了一刻钟。在雷鸣般的鞭声里，詹书记脸上乐开了花，嘴巴也张大了，看上去像一只搪瓷碗。吃年猪肉的时候，詹书记显得越发开心。我们家堂屋里有一张八人坐的四方桌，可那天我祖父只摆了七把椅子。

七把椅子中有六把都是常见的松木椅，而另一把却十分罕见。它是用榔木做成的，高大，厚重，敦实，三面栏杆环绕，靠背的那块板子上雕着一条飞龙。它被我祖父称为龙椅，长期藏于他的卧室，只有来了珍贵的客人，我祖父才会将它搬到堂屋，放到上席的正中位置。那天，当詹书记被请到龙椅上坐下时，他的感觉好极了，不由胃口大开，一股脑儿吃了两片蒸肉、两块排骨和两砣蹄花，同时还喝了两大碗苞谷酒。吃完年猪肉离开时，我祖父又把猪坐墩送给了詹书记。猪坐墩是我们坡上的方言，实际上就是猪屁股。它厚实细腻，鲜嫩可口，清香扑鼻，可以说是猪身上最好的一块肉。为了好事成双，我祖父亲自操刀，以猪屁股沟为界，将猪坐墩一分为二，然后让我父亲一手提着一瓣，送詹书记回了老垭镇……

我父亲当副院长的时候，村里虽然有人在背地里交头接耳，说三道四，但还没有人直接往上面写告状信。然而，他当上院长以后，告状信就没有断过，有的写给老垭镇，有的写给县卫生局，有的干脆写给县委、县政府。可是，这些信写出去后都如同泥牛入海，一点儿反响也没有。倒是我祖父，消息非常灵通，一旦有人写了告状信，不出三天他就知道了，有时还能把告状信弄到手。

读大一那年夏天，我回老家过暑假，曾亲眼看过一封告状信。我那天出门办事，路过村委会时，突然感到口干舌燥，便去我祖父办公室找水喝，凑巧碰上了从镇上下村检查工作的詹书记。詹书记比我先一步进入办公室，我进去时，他正把一封鼓鼓囊囊的信扔到我祖父面前。詹书记说，又有告状信了，写了厚厚的十四页。我祖父说，肯定还是乔永德，看来他不告倒我们不肯罢休啊！詹书记淡然一笑道，别怕，凡是匿名信，上面一般是不会受理的。再说了，我在县里也有铁关系。我祖父说，那就好，让他告去吧。

詹书记待了几分钟就走了，让我祖父陪他去考察一家名叫半坡绿的茶厂。他们走后，我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仔细读了那封告状信。信中不仅列举了我祖父以权谋私、贪污挪用的详细材料和我父亲造谣中伤、损人利己的具体细节，而且还提供了詹书记索贿受贿的相关线索。告状信写得有鼻子有眼，我读后大惊失色，顿时呆若木鸡。凭我的直觉，这封信尽管是匿名的，也许有些想象的成分，但绝不可能全是诬蔑陷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为我父亲捏了一把冷汗，当然也为我祖父。

当时，我本想找我父亲好好地交谈一次，建议他不要过于自私，尽量与人为善，有问题早点儿找有关方面主动交代。可我没有这个勇气，对交谈效果也不敢奢望。我父亲那时正春风得意，说不定我刚一开口，他就会将我臭骂一通，骂我没大没小，没肝没肺，不知天高地厚。因此，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乔医生年满花甲前夕，我终于找到了与我父亲交谈的机会。那是一个星期五，离乔医生的生日只剩下两天，我准备星期六一早就回老家。星期五下午四点半，我从学校上完课回到家门口，刚要掏钥匙开门，猛然发现了一个模样像我父亲的人。他独自坐在门旁的垃圾桶边上吸烟，整个脸被烟雾笼罩着，看上去像一头鬼。我快步走过去，透过烟雾仔细一看，原来正是我父亲。小半年不见，我父亲比先前瘦了几大圈，鼓凸的腹部也塌陷了，眉头紧锁，愁容满面，仿佛生了什么重病。我赶紧把他领进屋里，先让他在客厅坐下，接着给他泡了一杯茶。然后，我也挨着他坐在了客厅里。

坐定之后，我疑惑地问，你怎么瘦成这样？是不是病了？我父亲喝了口茶，有气无力地说，的确病了，快要死了。我大吃一惊，高声问道，什么病，说得这么吓人，找医生看了吗？他叹息一声道，唉，我也不晓得是啥病，跑了十几家医院，看了几十个医生，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又问，主要是什么症状？他说，打上个月四号开始，我天天夜里做噩梦，不是被警察追，就是被土匪撵，不是遭野蜂蜇，就是遭毒蛇咬，还经常梦见死人找我，说帮我找好了坟地，死活要拉我去看一眼。

每次从噩梦中醒来，我浑身上下都是汗，好像刚从水缸里爬出来。自从被噩梦缠上后，我就没胃口了，啥都不想吃，啥都不想喝，胸口一天到晚地疼。我睁大眼圈问，在医院检查过吗？吃过哪些药？他一脸苦笑道，检查过，不光在本县人民医院检查过，还到周边几个县的人民医院做过检查，B超、胸透、胃镜、CT，全都做过；药也吃了四五个专家的，加起来恐怕一麻袋都装不下。但没有一点儿效果，照样夜夜做噩梦，一天比一天瘦，看来只有等死了。听罢我父亲的讲述，我感到莫名其妙，半晌无语，过了许久才说，明天一早，我带你去襄阳中心医院，再找位教授看看吧。

这天夜里，我父亲又做噩梦了。妻子比我灵敏，夜半时分，她突然把我从熟睡中推醒，慌张地说，快听，你父亲似乎做噩梦了，怪喊怪叫，吓死人的。我支起耳朵一听，果真听到了我父亲惊恐的喊叫，便翻身下床，赶快跑到了他的床边。他当时还处于噩梦里，脸上肌肉抽搐，额头大汗淋漓，嘴里一声接一声地喘着粗气。我连忙将他摇醒，问他梦见了什么。他说梦见了一个白胡老汉，拼命把他往一座新坟里拖，他想挣脱他，可怎么也挣不脱……那天后半夜，我父亲没敢再睡着，睁着双眼一直坐到天亮。

次日早晨，我们早早地去了医院。头天我联系的那位熟人属于内科专家，听我陈述情况后，他推荐我们去神经科找一位名叫易顺强的教授。易教授是神经科主任，也是全省有名的精神病专家。他年近六十，印堂闪光，看样子见多识广。经过诊断，易教授坦诚地说，病人患的是一种精神疾病，也叫抑郁症，大多是受到了突发事件的强烈刺激，轻则情绪反常，重则神经错乱，再往下发展就会精神分裂。民间习惯于把这种病人称为疯子，因为他们说话颠三倒四，黑白混淆，做事随心所欲，我行我素，有时还会出现暴力倾向，甚至出手伤人。

易教授所说的疯子，实际上就是我老家的方言中所说的邪子，他们披头散发，歪鼻斜眼，胡言乱语。在我们坡上，邪子不仅没人同情，相反还人见人厌，人见人躲，人见人怕。一想到我父亲的病情，我不禁心慌意乱，焦虑不安。我问易教授，这种病有特效药吗？易教授说，没有，只能靠安神丸或镇静剂之类的药物来控制。我又问，这病能否治愈？易教授说，当然也有可能，关键是要找到病人当初受刺激的原因，从而解除心理上的压力，再辅以药物治疗，便有可能得到治愈。听易教授这么说，我才松了一口气，然后请他给我父亲开了一大堆药。

乔医生在生日那天中午收到了我送他的医药箱，一收到就打电话感谢我。临挂电话时，我陡然想起了我父亲的病，便趁机问道，上个月四号，家乡发生了什么大事吗？乔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呀。我说，你再仔细想一想，肯定发生过什么，否则我父亲的精神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刺激。乔医生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突然高声道，哦，我想起来了，那天县纪委来了两个人，找你祖父调查一个案子，牵扯到退休多年的县人大詹副主任，好像说詹副主任已被双规了。乔医生一说到詹副主任，我顿时恍然大悟道，难怪呢，原来如此啊！詹副主任就是原来老垭镇的詹书记，也就是我祖父的那个铁关系。

我父亲那次到襄阳，前后只待了四天，我便将他送回了油菜坡。因为年龄限制，他一年前已从老垭镇卫生院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此后就一直住在坡上陪着我祖父享清福。我本来想留他在襄阳多住些日子的，可我妻子忍受不了他的病。无可奈何，我只好把他送回了老家。

当然，我丝毫不怪罪妻子，事实上我自己都受不了我父亲的病态。他吃了易教授开的药，依然不见好转，刚吃下去的时候，还能安静一阵子，药效一过，马上又狂躁起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不停地扯自己的头发，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有时还又哭又笑，甚至大白天也做噩梦，经常说又碰见鬼了。我感觉到，我父亲越来越像个邪子了。

临行的头天晚上，我先给我父亲吃了一片安神丸，然后掏心窝子地跟他说，你这病，医学上叫抑郁症，其实就是心病，主要是心理上的压力太大，仿佛有块巨石悬在你的头顶，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把你压倒，甚至压死，所以你日夜感到害怕、忧虑、恐惧。我父亲一声不吭，眼神愣愣地看着我。停了片刻，我接着说，依我看，你八成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担心被人追究，这才有了心理上的压力，压得你厌食、胸口疼、每天噩梦缠身。我想，如果你能主动把你做错的事找人讲出来，那块悬在你头顶的巨石就会马上移开，这样的话，你心理上的压力就能大大减轻，心病也就好了一半。听我讲到这里，我父亲眼里倏然闪出两道亮光，仿佛飞出了两只萤火虫。随后，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要跟我说句什么。可惜的是，药效很快又过去了，我父亲瞬间又变成了一个邪子。

那天回到村口，我父亲有点突兀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当年老垭镇的一人爷詹书记，上个月四号出事了。我佯装没听懂，歪头问道，哪个詹书记？我父亲压低声音说，就是你爷爷的那个铁关系，后来还当了县人大的副主任。没想到，退休几十年了，纪委还会找他秋后算账。我轻描淡写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是吃过的，早晚都得买单。再说，他出了事，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父亲迟疑了一下说，咋没关系？老实跟你说，我眼下的这个病就是因为他才患上的。自从上个月四号听说了他的事情，我就开始担心了，担心纪委随时会来把我也抓进去。我父亲说着说着，病又犯了，双手捂着胸口，连声喊疼。我慌忙找出一粒止痛药，塞进了他嘴里。

回家的那天中午，我母亲特地做了一桌好饭好菜。一家人坐下来吃饭时，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我母亲，她脸上起初有一层淡淡的笑容，却像是临时贴上去的一片糖纸，不一会儿就被风吹走了，很快露出了里面的憔悴。我祖父见到我，似乎不像以往亲热，旁若无人，只顾自己默默地吃菜扒饭，兴许是怀念我已故的祖母吧，更有可能是因为他那个铁关系出了事。我父亲从头到尾都魂不守舍，心不在焉，喝了小半碗稀饭就放了筷子，一口菜也没吃。

午饭之后，我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去睡午觉，一直坐在客厅里，闷闷不乐，心事重重。待我祖父和我母亲都离开后，他突然问我，儿子，我以前做的那些坏事，上面顺着詹副主任这条线索，早晚都会查出来的。我想按你的建议，先主动找人说清楚，以免成天担惊受怕。你能告诉我，找谁说合适呢？我一听无比欣喜，认真地想了想说，据我所知，你的很多错事都是针对乔医生的，我觉得你应该先去找乔医生认错，然后再到村委会，找现任的村支书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希望得到上面的宽大处理。我父亲埋头考虑了一会儿，终于采纳了我的意见。与此同时，他还跟我提了一个条件，要我陪他一起去乔医生家。我爽快地答应了他，立刻起身道，好吧，我们现在就去。

乔医生住在坡上西头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虽然沟窄水小，却取了一个十分大气的小地名，叫扁桶河。从前这里有五户人家，近两年搬走了四户，只剩下了乔医生一家。尽管这里偏僻，但有水有山，物产丰富，沟里除了鱼虾，还有筷子那么长的野生泥鳅；沟两边的山上布满了绿汪汪的葛藤，顺藤一摸就能摸到茶杯粗的野生葛根。作为一名乡村兽医，乔医生非常看重这里的物产。在他眼里，无论是野生泥鳅还是野生葛根，都是给牲口治病的良药。

这几十年来，乡村兽医虽说不怎么吃香，但乔医生对兽药却一直情有独钟。要说起来，乔医生与医药有一种特殊的渊源关系，他的外公王老九是老垭一带久负盛名的老中医，人称九先生，人畜通看，药到病除。乔医生十三岁时曾跟外公学过一年，能说出一百多味中药的名字，并能到山上逐一指认。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坚持住在扁桶河这个山沟里，始终不愿意搬出去。

离乔医生的房子还有两百多步的时候，我父亲陡然停下了，要我到他前面走。我想，他和乔医生闹了几十年的矛盾，现在贸然找上门来，肯定有点儿不好意思。我于是走到了我父亲前面。快到乔医生门口时，我猛地想到了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便停下来回头问我父亲，乔医生那年招工没成，为什么连赤脚医生也不当了？我父亲满脸通红地说，有人写告状信，说他以把脉为名摸女病人的大腿。这是医德问题，一个医德不好的人还能当赤脚医生吗？村委会因此就罢免了他的赤脚医生资格。走投无路，他后来就做了兽医。我听后不禁冷笑道，村委会实际上就是汪兴邦汪支书吧？我父亲愣了愣，嘟哝道，也可以这么说。

乔医生那会儿正在门前洗葛根。见到我父亲时，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惊叹一声道，天啊，这不是堂堂的汪子龙院长吗？啥风把你吹到了扁桶河？我听出了乔医生的话外之音，赶紧阻止说，乔医生别开玩笑了，我父亲今天来，是专门给你认错的。乔医生把洗好的一截葛根放到腰盆里，然后面向我问，你才开玩笑呢，堂堂的一个大院长，会亲自上门给一个小兽医认错？我父亲这时上前一步，真诚地说，我真是来给你认错的。乔医生将信将疑地问，你为啥要跟我认错？我父亲变了声音说，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实话跟你说吧，我最近患了重病，估计来日不多了。临死之前，我想把该认的错都认了，以免到了那边仍不得安宁。听我父亲这么说，乔医生才相信了他，态度随即大变，连忙请我们进屋，还安排他老伴儿上茶。

刚进堂屋坐下，我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认错。他着重讲了当年招工的一些内幕。为了抢走乔医生那个招工指标，我父亲分别去找了三个人，让他们各写了一封告状信。我父亲最先找到了黄龙村的赤脚医生刘喜财，也是那一届参加培训的学员。我父亲请他捏造一个乔医生考试作弊的证据，刘医生开始不愿意，直到我父亲送了他一条永光牌香烟，他才答应；我父亲找的第二个人是我们坡上的五保户周日升，他一个人过日子，经常饱一餐饥一餐，熟一碗生一碗，动不动跑肚子。

我父亲出门时拎了一块煮好的腊肉，一见面就把腊肉递向周日升，让他写一份乔医生发错药的说明，他接过腊肉闻了闻，二话不说就地写了；我父亲最后去找的是本村的妇女主任李修竹，她是我祖父一手提拔的，对我祖父百依百顺，唯命是从。我父亲开始让她诬赖乔医生把她的胯脉，她还有点犹豫，似乎不大情愿，后来我父亲说这是村支书的意思，李主任立刻就写了揭发材料……

我父亲还准备往下讲，乔医生伸手拦住了他，悻悻地说，你别再讲了，你们做的这些坏事，我其实早已猜到，只是没你讲得这么具体。不过，你仅仅是个执行者，一切都是你父亲策划的。停顿了片刻，乔医生接着说，你既然想争取主动，我建议你不妨去找一下上级相关部门，把你知道的问题都讲出来，比如你父亲伙同当年的詹书记买卖半坡绿茶场的那件事。那个茶场可是我们全村人的一片福地啊，结果被他们买了又卖了。坡上的人都晓得那是一桩日牯子买卖，却不知道具体细节。假如你能讲出实情，你对我个人做的所有坏事，我都能原谅。日牯子也是我们坡上的方言，含有耍弄、蒙骗和欺诈之意。我父亲一边听一边点头说，好的，我现在就去找上面把那桩日牯子买卖讲清楚。他说着便起身告辞了。

我也马上跟乔医生道了别，随我父亲出了门。刚到门口，乔医生突然叫住了我，招手让我转去，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话忘了说。我快速扭头转身，进门便问，你还有事吗？乔医生说，我仔细观察了你父亲的气色，他其实没什么大病。你如果相信我，我给他开两副兽药，保证他一吃就好，噩梦全消，能吃能喝。假如吃了无效，我一分钱的药费也不收。我一听不禁大喜，连忙说，太好了，我完全相信你！乔医生说，那好，明天一早，你和你父亲再来一趟吧。

第二天早上，我和我父亲七点钟就出发了，到达乔医生家门口时八点还差一刻。我们之所以那么早从家里动身，主要是不想让我祖父知道我们的动向。他早晨一般都是七点半起床，如果他知道我们要去找乔医生，肯定会横加干涉，拼命阻拦，搞不好就会泡汤。因此，我们必须赶在他起床之前出门。

头天下午从乔医生家里回来后，我父亲本来打算拉着我祖父一道去村委会找现任的村支书交代问题的，可是话刚出口，我祖父就火冒三丈地朝我父亲吼道，糊涂，你想自取灭亡啊！他不仅自己不去村委会，而且也不准我父亲去。到了傍晚，还是我想了个点子，让我父亲假装去找亲戚，这样才绕道去了村支书家。也许是惨遭病魔的缘故吧，我父亲倒是越来越听劝了。他晚上从村支书家回家时，整个人精疲力竭，仿佛虚脱了。我偷偷问他，都讲清楚了？他强打精神说，竹筒倒豆，一颗不剩。见我父亲这个样子，我趁机建议他不妨去找乔医生看看他的病。一开始，我父亲还有点儿抵触情绪，小声嘟哝道，他是兽医呢。我说，兽医怎么啦？人畜一般嘛。他想了想说，找他看看也行，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乔医生这天起床比我们还早。我们到他家里时，他已为我父亲配好了两服兽药。见到我们，乔医生开口就说，你们的时间掐得真准，我刚把药调好，你们就来了。幸亏我六点起来开始准备，不然你们来了还要久等。我一边道谢，一边打量屋里的桌子、板凳和椅子，但没看见什么兽药。乔医生明白了我的眼神，连忙指着地上的一只木桶和一个瓷盆对我说，两服药都在地上，桶里的叫葛根洗脑汁，盆里叫泥鳅穿心汤，该煎的已煎过，该泡的已泡好，你们就只管拿回家喝了。

我走过去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原来真是兽药啊，木桶里装着大半桶绛黑色的葛根汁，少说有十五斤，一截煎过的野生葛根插在木桶里，像一只牛腿；瓷盆里装了满满一盆乳白色的泥鳅汤，大概十斤左右，汤里还泡着一条牛尾粗的野生泥鳅，虽已泡变了色，却还在活蹦乱跳。我父亲也过来看了，看得目瞪口呆，大气都不敢出。乔医生在一旁说，这两服药，看起来只有一截葛根和一条泥鳅，实际上是由二十几味中草药熬制的，花了十几道工序。我父亲颤着嗓门问，这么大一桶，这么大一盆，我回家后咋喝？乔医生说，可以分开喝，也可以交叉喝，但必须全部喝完，尤其是泥鳅和葛根，这两味是主打药，泥鳅一定趁活的喝下去，让它到肚子里去蹦去跳，葛根不能喝，就像啃红薯那样啃，边啃边吞，全都吞进去。我父亲虽然听得胆战心惊，但还是频频地点了头。

我们一人拎着木桶，一人抱着瓷盆，开始往回走。刚走了几步，我忽然想到没有付钱，便赶紧回头问，乔医生，多少钱？乔医生挥挥手道，这事以后再说，我曾承诺过，治不好病一分钱不收。乔医生一直把我们送到扁桶河这边，临分手时，他又告诉我们，这两服药是按猪牛的剂量调配的，喝了肯定会上吐下泻，但你们放心，这是正常反应，绝对不会出问题。我不解地问，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剂量？乔医生苦笑道，矫枉必须过正嘛。这个你懂。

回到家里，我父亲不吃早餐就开始喝药了。他可能是怕死吧，喝起药来仿佛牛马饮水，气势磅礴。他先用双手端起瓷盆，一口气就喝了一半，再一把抓住那条游跑不停的泥鳅，闭上双眼刹那间塞进了嘴巴，咕咚一声吞了下去。接下来，他用袖头擦了擦嘴，再将那只木桶高高地举到嘴边，脖子一仰又一股脑喝下了小半桶，最后把那截泡胀的葛根也嚼成渣沫吞了。喝下这些兽药，我父亲肚子胀得像个鼓，已站不住了，只好双腿张开靠在了沙发上。我走拢去问，感觉如何？我父亲说，还好，就是肚子膨胀，好像那条泥踿在拱我的心，有一种人要爆炸的感觉。我说，忍一忍，已经喝去一多半了。我话音未落，他又强撑着站起身来，把剩下的药全部喝了，喝得一干二净。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父亲有了反应。他先是浑身冒汗，黄豆似的汗珠顺着额头直往下滚。他接着就拉肚子，在客厅和厕所之间跑去跑来，连厕所门都开不赢关不赢。后来他又呕吐了，吐得哇哇直响，如同翻江倒海，差点把肠子也吐出来了。一直闹腾了半个钟头，他才消停，看样子该屙的都屙了，该吐的都吐了，整个身体都空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想睡觉，说着便躺在沙发上打起鼾来，鼾声很响，仿佛春天的雷鸣。一直睡到吃午饭的时候，他还没醒。我母亲走到沙发旁，发现他脸色红润，鼾声匀速，便说，别弄醒他，让他好好睡吧。

我这次回老家，校长只批了我两天假。吃过午饭，我必须立刻返程回襄阳。临走前，我想跟我父亲道个别，但他依然睡得很熟，而且很香。我想摇醒他，我母亲却阻止道，你早点儿去赶车吧，先别管他，等他醒过来，我让他马上给你打电话。

次日凌晨六点，我终于接到了我父亲的电话。他喜不自禁地对我说，儿子，乔医生的那两副兽药果然对我有效，昨天喝了，上吐下泻，虽然有些难受，但今早醒来，我好像啥病都没有了。我问，你昨夜做噩梦了吗？他说，没有，可谓一夜无梦。我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的病好了，我就放心了。乔医生的药费，你别管，我下次回去付给他。我父亲沉默了好一阵，然后哭着腔说，儿子，我要感谢你，让你为我操碎了心。一切都怪我，怪我自己不主贵啊！他的这番话让我颇感意外，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不主贵也是我老家油菜坡上的方言，含义很丰富，既有自我作践、自我糟蹋的悔恨，又有不懂珍惜、不识好歹的省悟。

三天之后，我又接到了我母亲的电话。她把乔医生突然走火的消息告诉了我。我想，乔医生走火毫无疑问与我父亲有关。因为，一个兽医用他独自研制的兽药，治愈了一位人医用人药无法治愈的病人。

《小说选刊》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