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海军陆战队军官目睹抗战内幕17：士兵爱戴他，因他忠诚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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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参谋长很早就来了，他澄清了我脑子里一大堆关于蒙古族人与战争关系的疑问。

似乎绥远的二百万人口中，只有十五万是蒙族人，其他是汉人，他们是铁路建成后移居过来的，大都生活在铁路沿线和铁路以南地区。

蒙古人划分为盟，每个盟包括若干部落，称为旗，每旗大约有一千——七千人。

他说，蒙族人是游牧民族，主要放牧牛，绵羊，山羊和马。

绥远有两个主要的盟，北部是乌兰察布盟，王爷名叫云王。

黄河以南是伊克昭盟，王爷名叫萨王。

日本人抓住蒙古王爷与汉族政府之间的某些矛盾，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汉族移民占据了水草丰盛的蒙古人放牧的土地。

许多蒙古王爷容易被收买，进而投靠了日本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德王。

他现在是察哈尔傀儡政府的首脑，其总部在张家口。

参谋长认为，中国人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蒙古人，他们渴望挣脱王公的封建控制，也清楚地懂得傀儡背后的操纵者日本人的危险。

马将军同这些年轻的蒙古人共事。

曾投靠过日本傀儡军的许多人，后来反正参加了挺进军，估计总数有四千人。

真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如果马将军继续不断地把敌人的傀儡部队吸收过来，对中国抗日事业的贡献将比战场上的胜利更大些。

这天下午，参谋长带我们去一座喇嘛庙跨院里马将军的住处。

刚走进院子，一位瘦削而结实，身着将军服的人，步履轻捷地走下台阶，不拘虚礼上前迎接我们。

这位就是六年前，一个倍受困扰的日军司令官正式将其阵亡的消息报告给日本天皇的那个人，已“死亡”的活生生的人。

马将军一九三一年抵抗日本侵占满洲的事迹，已在全中国广为流传。

肩负保卫满洲最北面省份的重责，他拒绝向侵略者投降。

日本人试图收买他，最后他接受了满洲国政府军务大臣的职位。

在他从日本人那儿得到大量的金钱、军队和弹药后，有一天他未事声张地出去视察了。

到了他在北满的部队便宣告易帜，反对伪满傀儡政权和幕后操纵者日本人。

他坚持抵抗直到被迫越过边界退入苏联。

在一次战斗中，他的战马和马鞍落入敌手，日军认为(也正是他们希望的)他已阵亡，便正式向日皇报告了他的死讯。

马将军引我们进入一间用作办公室的房间，大家围桌而坐，马将军身子略向前倾，坐在椅子边上。

他性格开朗，活跃，有意识地主宰着周围的人。

他讲起话来像机关枪，有着强烈的幽默感。

一阵阵的诙谐使他那象羊皮纸样的脸上显出了微细皱纹的网，修剪得很短的连腮胡子扩展成一条灰色和黑色斑点的长线，黑色珠子般的眼睛里燃烧着热情，有狡黠，也有和善。

没等我们提问，他就开门见山地叙述了抗日战争初期从隐退生活中重新出来的往事。

毫不掩饰自己，他直率的自负并不令人厌恶，因为它出自一种孩子般天真的自信。

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士兵那么爱戴他，因为他是完全忠诚和无所畏惧的。

他说:“日军进攻卢沟桥时，我正引退住在天津。在从北满退到苏联后，我又回到了天津。听到事变的消息后，我立刻向蒋委员长提出上前线的要求，他让我去大同在何柱国将军的师中担任骑兵旅旅长。我先到南京开会，希望蒋委员长允许我指挥一支骑兵部队进驻热河。这很难实现。八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大同，即刻赴职。赵承绶将军那时也在大同，指挥他的晋绥骑兵部队的部分人马。部队的组织松散，没有足够的准备去顽强抵抗。

“当日军沿铁路线向西推进时，我们进行了阻击。敌人出动了三个伪满师与我们对抗。李大超将军指挥的绥远国民兵和一位蒙古领袖白海峰赶来增援，经过三天激战，归化陷落，我们撤退到铁路终点包头。

“赵承绶将军已被阎锡山调回山西。日军调集了两千人的机械化部队，包头于十月二十日陷落。

“而后我们撤到包头以西一百英里的五原，重新整顿部队。”

这席话语调激烈，夹杂着对不同的中国将领的个人见解，其中有些人颇不被他赞赏。

我问道:“将军，我们在你的部队中看到身穿日军军服的，是怎么回事？”

他微微一笑，说:“东北人和蒙古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不愿意替日本人干事，但许多人没有旁的选择，也有些人是毫无政治常识的。他们知道可以信赖我，他们也知道我会为收复他们的家园战斗到底。我派出密使与那些在日本傀儡军里干事的人联系，让他们相信，如果他们与其他抗日部队联合，就可以赶走日本人。

“最先反正的是井得泉率领的部队。他现在指挥我的一个师。目前，我的部队中约有四千反正的伪军。他们带着队伍和枪支弹药投诚过来。刚好在今天，一个名叫韩雨春(译音)的蒙族人带领他的四百同伴投奔了我们，晚饭时你会见到他。一个月前，一个叫牟新亚(译音)的东北人率领一整团人参加我军。他现在也指挥着一个师。"

马将军又告诉我们他是如何重新占领托克托，威胁萨拉齐以减轻山西遭到日军二月到三月攻势的压力的。

他的部队弹药短缺，在四月上旬得到补充之后就发动了一连串的袭击，直打到铁路以北，占领了萨拉齐，切断了铁路，再向北，占领了武川，又折向西，奔袭包头以西盛产粮食的五原。

我听说日本人曾悬赏马将军的头，不知是否确有其事。

将军哈哈大笑。

确实，日本人曾悬赏五十万美元。

日本皇家军事参谋部被这个郑重其事地被报告称已死去的人活着的鬼魂搅扰得不得安宁。

他们不能正式地承认这个使其头疼的军人的存在，答应重赏提来马将军头颅的人。

欧阳陪我一起访问，现在另外四个小伙子也来赴晚宴。

将军对他们的工作很感兴趣，要求刘和欧阳帮他的部队建立一个文艺队，对部队的政治训练给予指导。

他们同意了，晚间就开了一个工作会议。

吃晚饭时，蒙古族将领韩雨春来了。

我喜欢这个年轻的蒙古人。

他具有一种沉静威严的神态。

两只距离较远的眼睛，透出坦率和智慧，嘴角显露着刚毅和敏感。

餐桌上菜的形状奇特，品种繁多。

马将军告诉我们，羊身上有九十六个可以食用的部位，他嘱咐厨师仅用精选的部分。

烧腰子和瘦羊肉块味道鲜美，可我实在不敢领教炖羊眼。

正是苍蝇猖獗的季节，两个战士挥动着马尾棕长掸驱赶着苍蝇，掸子有节奏地舞动，使我联想起印第安和非洲的君主使用的大扇。

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散步，消化丰盛的晚餐，不时地按中国人的方式打着饱嗝。

这时，一个中年农民模样的人穿着邋遢的将军服走进了院子。

马将军大声地对他表示欢迎。

“快来见见我们的一位英雄，”他对我们喊道，“这就是刘拉台。”

将军告诉我们，他的全名叫刘青山(译音)，由于他卓著的成绩，家乡拉台的人们授予他拉台的名字表示对他的尊敬。

日军进入拉台时，杀死了刘的儿子，强奸了他的女儿。

刘被深深地激怒了，家庭受到的屈辱使他决心报仇雪恨。

从此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寻找打击这些残忍的侵略者的机会。

一天夜里，他发现四个士兵宿在他家，没有设岗哨。

他用一把宰羊刀杀死了这四个鬼子。

他有了一个计划，邀集一些亲戚好友，组成了一支小型游击队，用缴获的枪支武装起来，打击小股的日本驻军。

缴获了更多的枪支以后，又招募了更多的乡邻。

队伍逐渐发展成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

马将军听说了他的事，请他参加了挺进部队。

现在他是一个旅长。

晚上回到住处，我思考着刚刚引起我注意的，对中国抗日战争有潜在的深远意义的两个因素。

千千万万与刘有着同样才智的中国农民，受过同样的蹂躏和屈辱。

他们是一股多么大的潜在力量呀，特别是在日本人统治的地区。

还有，日本傀儡军投诚到抗日部队。

日本人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个趋势呢？

第二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

正巧在我与马将军会见的第二天，年轻的东北指挥员莫兴亚(译音)来到这个镇子，并奉命前来见我。

莫曾带领他的团投奔了挺进部队。

这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二十八岁，十分健谈，也很热情。

八年前，他毕业于满洲的辽宁军事学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人占领他的家乡时，他正跟随少帅张学良在北平。

后来，他返回满洲和游击队一起抗击日寇达两年。

他逐渐认识到没有外界的供应和经济的支援，他们的事业是无希望的，因此他改变了主意。

他参加满洲的傀儡部队是打定主意伺机投奔中国军队。

他被派到一所军官训练学校，由于他的军事经历，很快就当了一名教官。

长达两年，他处于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

后来日本人相信了他的忠诚，很快提升他为团长。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的团被派往绥远前线。

四月二十六日，他得知马将军的一支部队正在向他靠近。

他已与军官和士兵讨论过投奔中国部队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他们团里有十名日本“顾问”，一支一千人的部队预定在几天内来增援，反叛日军的时机已经到来。

等到日军增援部队就要到达的那天，他们杀死了日军“顾问”，伏击了日军增援部队，而后退入山里。

两天后，与马将军的队伍取得了联系。

这是个有胆量，有智谋，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动人心的故事。

他讲完故事，蒙古人韩雨春来了。

我不知他是否认识设在张家口的傀儡政府的首脑德王。

是的，他认识德王，年初还与其交谈过。

我问道:“德王有可能投向中国方面吗？”

他认为不可能。

他说:“德王是很不幸的，他同意与日本人合作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政府对待蒙古人不公正，他想为蒙古人民捞点好处。但是日本人井未履行诺言，另外德王是处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之下。他告诉我只有三个人能救他，张学良，何应钦(现在的军政部长)和马占山。”

我听说张学良颇受东北军旧部下的爱戴，蒙古人和汉人对他也很敬重，他的名字在北方人民中是很响亮的。

也许蒋介石应该让他在这儿发挥作用，而不要用扣留来惩处他。

2

我已得知，傅作义将军驻在黄河东岸的清水河，正准备对日军发起反击。

我希望在他进入军事行动之前见到他。

马将军答应派一支巡逻队护送我们到傅将军的司令部。

在北上的途中，我很怀疑蒋介石会在敌人正试图突破徐州时，使用北路军反攻敌人的右翼。

我暗暗地希望此刻到蒙古来能在现场观察这样的军事行动。

这个行动战略上是正确的，因为日本人已经抽调了中国其他战场的部队以保证徐州战场不重蹈台儿庄失败的覆辙。

现在进攻绥远铁路沿线的日军是取胜的良机，不管怎样，进击会使日本人感到恐慌，从东部战场调来部队。

傅将军将采取的行动也许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对日军反攻。

我们决定在与莫兴亚谈话以后的第二天启程。

大家钉扣子，洗衣服，为上路准备行装。

五个小伙子开会决定，他们要对这儿的伤兵有所表示，并询问我的意见。

我说是个好主意。

我们合作准备了一个包裹，装上香烟、糖果、花生和核桃之类的东西，在这个镇子里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供选择。

护理员的负责人打着手势领我们进了医院。

这是私人住宅，接收过来作了医院。

伤员们躺在阴暗郁闷的房间的大炕上，搧着扇子驱赶苍蝇。

大多数是在最近对铁路北边的突袭中受伤的。

伤兵的伤口用干净的绷带包扎着，待遇不象我在中国其他地区见到的那么坏。

当我们慢慢地换个走过这些房间时，外科主治军医突然冲过来发起火来，他十分激动地质问我们来干什么，解释也无济于事。

他气愤地说，在来医院之前， 应当先得到他的允许。

这个插曲是老派中国人维护“脸面”的令人吃惊的例子。

如果事先通知他我们要参观医院，他会花上一天的时间做准备。

未经通知即前来，我们看到了医院通常的情况，这位医官感到丢了“脸”。

当天晚上，我拜访马将军，向他告别。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准备出发时，将军身着骑兵戎装，后面着他的一批部下到来了。

他要陪送我们五英里的路程。

我们一行人离开镇子时，很有点气派。

跟随马将军的有他的两个师长，参谋和贴身的警卫人员。

有些人身上穿的还是日本傀儡军的军服，戴着尖顶的军帽。

将军骑在他栗色的公马上，似乎人和马熔成了一体。

闲谈时，他可能是生动活泼的，招待我们时，又是无拘无束的，可是骑在马背上，他就是司令官，挺直，严厉，令人敬畏。

队伍转出山谷时，将军与我们告别。

回首望去，这是一个骑士的英雄形象，一位热情的爱国者，侵略者不共戴天的死敌。

我们向河曲行进，那是山西省最西北角的城市，长城与黄河交叉的地方。

傅将军的后备队驻在那儿，他们将派一支卫队护送我们到清水河。

从这里到黄河大约有四十五英里，大部分路是穿越山谷，我们走得很快。

快到黄河时，道路变得愈加崎岖，山上布满了岩石。

爬过一个漫长的山坡，来到了山顶旁的村庄。

我们穿过一个劈开山脊呈弧形的月亮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惊心动魄的景色，那么雄伟壮丽，又那么出人意外。

两英里之外，黄河水在深绿色树丛的两岸之间奔腾，脚下，锥形的山峦起伏，向南北绵延而去，在午后的阳光里罩上一层层红色的，棕色的，黄褐色的光彩。

我们在山顶上稍事停留，沉浸在这幅大自然的画卷之中。

从山梁上骑马沿“之”字形路下行，经过那些风景如画的小山，到达黄河边上。

有条船在等我们，马匹同我们一道上了船。

船夫借助水流划桨摆渡。

到了对岸，我们又上马骑向有城墙围绕的河曲城。

3

在河曲听到了坏消息。

三十五军参谋长苗玉田将军在城里会见我们时，我们对这消息表示怀疑。

日本人发动了进攻，三十五军已从清水河向南转移。

他告诉我们说，后撤只是暂时的，可能要等一两天，傅将军才能接见我们。

此刻，呆在这里是明智的。

参谋长让人难以捉摸，他否决了我们要上前线的一切建议。

另一个意外的消息是有一个挪威传教士住在城里。

已安排我住在他那里，小伙子们住邻近的房子。

在我见到这位教士彼得·托杰森以前，我一直反对与小伙子们分开住，即使距离并不远。

传教士在最近一年里未见过任何外国人，他渴望得到外部世界的消息。

小伙子们很理解。

留在河曲是旅途中有时会发生的郁闷乏味的事，我们很难得到军事行动的真实消息。

参谋长很有礼貌，做了一个主人能办的各种事情，只是不提供可靠的消息。

他是个老派的人，对问题回避，拖延，狡猾，而表面上总是一副温和的笑容，谦和的态度。

这个城市三月份曾短期地被日本人占领过。

本县县长一也是个旧派人——向我们大肆宣传日军的暴行(无需夸张，日军的暴行也是数不胜数的)和县政府官员们的勇气和能力。

第三天，我对战况不明深感不安。

我们不得不考虑有所行动。

我去找小伙子们商量，他们也同样闷闷不乐，但他们告诉我一些新闻。

欧阳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民先组织。

我对这个组织一无所知，他们向我解释，这是一个爱国的青年组织，其任务是:

(1)培育公务人员的忠诚，(2)改善人民生活，(3)促进人民的团结以抵抗日本侵略。

这个组织在全国约有八万人，他们宣誓要为此目标献身。

他们悄悄地进行工作，寻求机会深入到农村、县、省以及国家的机构中去，这些机构中的腐败和无能是十分明显的。

只有民先队员才知道其他成员的身份，欧阳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了六位成员。

本地民先组织的领导来访，他带给我们这里的真实消息。

他是个敏捷、坦率的年轻人，外表毫无动人之处。

傅作义将军的部队正在河曲东北二十五英里的偏关作战，显然是在与中国人打。

参谋长是在这儿为部队的撤退做准备，或是渡黄河，或是向南撤。

我们也得知了三月份日军占领此地时发生的事。

何柱国将军的部队曾据守这个县城，部队在日军到来之前渡河向黄河西岸退却。

这支部队军纪很坏，待遇也差，在撤离之前；大肆抢劫，摧残老百姓。

曾向我述说过的日军对此地的残害，很多是中国军队干的，连县长也逃到陕西省去了。

这个民先负责人带着一丝苦笑说，他不能再这样干了，因为民先组织已经指出了他的错误，而且正注视着他的行动。

一旦日本人攻进县城，县政府将转移到城外的山上，在那儿，他可以继续处理农村地区老百姓的事务。

以后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我经常遇到民先的队员。

他们有着各种色彩的政治思想，但为人常常是诚实可信的。

在此停留的第四天，这个城市的气氛由于恐惧和忧虑趋于紧张。

托杰森正准备将妇女和儿童收容到他的教堂大院里。

小伙子们和我必须做出决定。

我们曾希望通过绥远南部向东去，但这一带没有组织得很好的游击活动，我们无法前去。

另一选择只能是向东南方向到岢岚去，在那儿我们可以与八路军贺龙师取得联系。

我去找参谋长商谈。

这回他不再是淡漠的了。

他承认偏关的战斗正在进行。

我请求他打电话给傅将军，告诉他我希望当天获准赴前线去见他。

如不可能，能否请傅将军派一支巡逻队护送我们去岢岚，明天出发向南一百英里。

参谋长与傅将军通了话，傅将军当即派出了巡逻队。

显然他希望甩开我们。

第二天黎明，我们正忙着往驮畜上捆扎行李时，三十五军的退兵涌入了这座城市。

日军已占领偏关，正向河曲方向前进。

老百姓陷入惊恐中，当我们出城向南走时，许多人携带着有限的一点物什与我们同行。

河曲这段故事的结果，许多天我都没弄清。

日军这次并未占领河曲，八路军的一个旅从南面开来，袭击了日军的交通线，迫使日军二次退回偏关，掘壕据守。

在河曲，最愉快的事是认识了彼得·托杰森，一个勇敢正直的人。

从城里老百姓口中得知，日军三月份占据河曲时，托杰森把尽可能多的妇女儿童带到教堂大院，他自己把守着门口。

日本军官几次想从教堂掳走妇女，每次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有几个军官不让步，威胁着要带兵来抢夺妇女，托杰森平静地回答说:“除非你们踩着我的尸体把她们带走。”

日本人的企图终未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