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百年-江陵首任专员雷啸岑谈言官对我提出弹章

我在湖北做了整整三年的地方行政官，认为是一生最辛苦、最有意义，也最感兴趣的工作，比作什么部院长的价值还高。若不是受着军人的干扰仇视，虽叫我再干十年，亦复乐此不疲。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很善良，地方官只要实心任事，不贪财，不虐民，任何政令皆行得通，而且深获人民的爱戴，令人感奋。例如我在江陵任内时，曾有老年乞丐到公署要求见我，卫兵不许他进来，适被我看到，即走出大门外，问那乞丐有何事要我处理？他说：“儿子在乡里作保长，有吃有穿，竟不赡养老父，要请县长主持公道。”

当时我送给他一块钱，教他回家去静候消息。随即将该区区长找来，问他是否真有此保长？答谓确有此人，父子间感情素来不好，老父气不过，就出门去行乞，大骂儿子不孝。我吩咐区长回去告诉那保长，对父母一定非照顾不可，教他具结以后负责养活父亲，如有困难，可向我申述，设法解决就是。过了数月，我骑马赴江陵乡区巡视时，忽有一老年人跪迎马前，说是 “感谢县长成全，现在儿子对我很好了”。审视之，原来就是那行乞的老汉。凭此小事，即知中国的老百姓是容易管理，也容易满足的。

我辞职后，杨畅公来电调我入川，指派我担任四川县政训练所的政治教官。我认为这类人才到处都是，何必远征及区区呢！乃流连武汉，迟延不行，同时亦拟将江陵任内的移交手续办妥，才安心作别的事。不料两湖监察使高一涵，此时不惜落井下石，竟向监察院提出我 “贪污横暴” 十大罪状的弹劾案，且要求监察院转请中央政府作 “紧急处分”，要把我先行扣押，静候查办。我在湖北作了三年地方官，最堪引以自慰自豪的，就是不贪污，而一旦卸职，乃被堂堂台谏大员，认为贪官污吏中之最不可恕者。言官的信用如此，怎能怪社会上没有公道是非呢？

一面有驻在武汉的监察使，以严重方式对我提出弹章，同时又有人捏造江陵县以及本行政区内各县的民众团体名义，透过中枢派驻鄂省的特务工作人员，径向蒋委员长呈控我贪污渎职的种种罪行，说来像煞有介事，而且骇人听闻。蒋公严饬湖北省政府澈查具报。省府自不敢怠忽，既正式派员赴江陵县明查，又密遣干员实地暗访，历时颇久，用力至勤，总以为我既已去职，倘有劣迹败行，地方人士无所忌惮，必然据实举发的，谁知大谬不然，竟使忌我者大失所望。

江陵县各界领导人士，联名备文答复省政府，替我辩诬鸣不平，原文有 “雷专员在本县不特不贪污，且将其应得之特税附加巨款，亦交给地方作兴办公益事业之用” 等语，这是我事后接得蒋委员长 “准予免议” 的训令中，附有鄂省府查办经过的全案文件，才知道江陵士绅有此公道作证之词，殊堪感慰。是年十一月初，我到成都，晋见杨畅公时，他曾以诧异的口气问道：“你在湖北怎么搞得乱七八糟呢？” 我夷然对曰：“请派人实地详查，即知我决不是乱七八糟之人！” 他亦说：“是呀，我不相信你竟会搞得那样糟的！” 到次年四月，即奉到蒋委员长 “准予免议” 的训令了。

至于监察院的弹劾案，照例经由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将弹劾事实通知我答辩，当时我在成都自撰自写，费了两昼夜的工夫，才将答辩书递上。但经过了二年亦未见下文，直至民国廿八年夏间，中央政府迁至重庆时，才由惩戒委员会宣布，给我以 “停止任用一年” 处分的官样文章，其中唯一的理由，就是指我曾用军棍责打土豪劣绅（这是我在答辩书上自认的），对于贪污等九大罪行，皆认为不成立。此时我到处打听那位两湖监察使高一涵的行踪所在而不明，否则一定要跟他见面谈谈此案，问他作何感想？像高一涵这种言官，只有 “励精图乱”“一除良安暴” 的作用，真可谓国家之蠹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