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历史学系教授祝总斌逝世，享年92岁

这一纸讣告并不陌生。祝总斌的名字，几乎是很多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绕不开的一个——但其实，大众了解他的不多。2022年7月8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深夜发出讣告：祝总斌先生，因病辞世。免去了遗体告别仪式，低调得像某种学者的标签，也许，家庭意愿，是一贯的慎重。这种惜字如金，总是让外界一时难以反应过来，真是他走了？92岁的年纪，比想象中还要久远些。转念想，他其实是属于图书馆、讲台，那种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的人。

祝总斌的生平，很容易用简历划分，但细节里，总是参差的。1930年生于苏州，儿童时期移居湖北武汉，然后北平。几十年里，城市的迁徙像翻页一样，怎么也不能与课堂割断。他1949年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又留校做教师。几年一调动，政法干部学校、北京大学法律系，后来史学系。职位变化是常有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甚至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看似标准路线。但这当中，他转系的决定，也不是那么简单。一个法律系老教师，怎么就进了历史学？

很多人都说，祝总斌治学严谨。他偏执地要求论从史出，所有观点都站在史料实证的基础上。别人喜欢空洞发言或玩修辞，他觉得没用。他喜欢厚厚的资料，逐字逐句考证。草稿纸哪怕放在柜子里十年，只要观点有变，他会翻出来重写。难道这就是学院派的一种死板吗？未必。其实，他带着一种怀疑态度。很多古籍、旧文献，他会特意查出几版，反复比对。说起材料的准确性，有时刻意拖慢进度，甚至不愿妥协。他的出版节奏比同行慢，结果论文成了标杆。

他的研究范围很宽。比如宰相制度、门阀体制、古代法制，这三样都是热门话题。实际上，每个领域他都有过突破。《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资料庞杂。许多重要观点第一手出现，后来成了学界共识。门阀制度，史说众多，祝总斌偏不赶热潮，只从基层文献出发。对官僚系统、贵族形成做了拆解，颠覆老说法。不信？他的著作几乎成了必读教材，那些论文常被征引。连北大史学系内部都会拿来做参考，甚至说，他这套体系，已经是专业标准。

但事实并不是所有行家都喜欢他的慢节奏。有学者觉得他太注重细节，缺乏宏观视角。也有评论说他治学过于保守，不肯冒险。可另一面，几十年下来，敢用他的说法、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历史专业大佬们，逐渐都用他的注脚当底线。每年古代史课程，学生的推荐书目第一个都是祝总斌的出版物。有时候，局限性却带来了权威性，谁又能解释清楚，这种坚持是不是最大的价值？

教学方面，他很少高调。祝总斌总是低头忙，有时连系里活动都不出席。他习惯一对一带学生。挑人很严格，不少年轻人说他“太有门槛”，但如果学生真的肯钻历史，他就愿意悉心培养。有人回忆，祝教授常常用很快的话语点评学生论文，但事后会耐心帮忙改错。有学术疑惑，他不隐藏观点。与调侃相比，更偏向直接反馈。对研究生，鼓励做原创课题，不喜欢一窝蜂跟主流。是不是太高要求了？可结果，众多学生后来成了权威学者，影响力巨大。

课堂内外的祝总斌，十分不同。公开场合看似沉默，私下却常常愿意和学生聊家常。他对历史问题可以长谈，偶尔夹杂个人趣味。系内有人说祝老师其实挺幽默，经常插科打诨，耐心听学生讲八卦。时间一长，学生都能捉摸他的喜好，甚至会主动向他汇报最新研究动向。有一阵子画风一变，祝总斌也开始关注古代礼制与现代政治有什么关联。他说，历史研究最怕自说自话，需要广泛交流。公开资料显示，他组织多轮学术讨论，带动年轻人参与古代史课题。

但他其实也会失误。1980年代一次重要论文发表，他的观点因为过于推陈出新，遭到部分学界的质疑，甚至被同行半公开否定。后来，他反而没有立即反驳，只默默修订。最终，这篇论文成为经典。但也有人觉得，他太快认错，没坚持自己本来的说法。这种态度，有人觉得难以捉摸。再说，他不喜欢争论，喜欢用事实说话。换个说法，祝总斌有自己的洁癖，不太关注名利。有人批评他太平淡，缺少“明星学者”的张扬。

其实他并不是处处谦逊，有时候会直接批评同行。系主任会议偶尔也会很激烈，祝总斌可以当面否定年轻老师的观念。讨论中，他不喜欢虚礼，认为研究必须有证据支撑。别的同事被批得下不来台，也只能笑笑。有一次讲座，他直言当前历史教育太急功近利，只看表层知识。听众感触很深。又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种风格。也许，这就是祝总斌的特立独行。

他淡泊名利，但未必完全不在意社会评价。国务院特殊津贴，是荣誉，但他几乎不主动宣传。很多奖项、头衔，他都让系里代为处理。如果不是家属愿意简化丧事，估计会有很多社会活动。现实情况，他始终保持克制，没什么“最后一讲”，也没有告别仪式。究竟他是觉得名利太虚，还是其实不善表达？外人难说。

用心观摩他的课程设计，发现祝总斌每次选题都不重复。研究内容几乎每年换一遍，学生经历也不断调整。他几乎不用传统教材，习惯自己编写讲义。现场授课，照顾到学生各自差异，强调每个人都要有新想法。有人抱怨课上内容太难，做作业费劲，也有学生觉得课程极富挑战性。那到底是创新还是折腾？争议颇多。

祝总斌作为导师，他对学术路径很敏感。老师们更关注他怎么选择题目，有学生说他经常劝大家别选热门方向。好几次，学生的课题计划被他否定，理由很普通，“研究的人太多”。也许这是奖优限劣，也许是太过主观。其实，他还是希望学生做真正有突破的东西。不顺点头，有时还鼓励学生独立发表不同意见。这种自由度，无疑促进了学科发展。

时间久了，祝总斌与北大史学系的联系也深化。许多重量级学者都是他的学生。中国古代史领域最活跃的中青年专家，大多和他有直接或间接学习关系。不完全统计，至少有50余人的学术脉络与他有关。权威信源如中国知网、北大档案室，均有记录。实际上，由于他的标准严苛，后继者已形成比较统一的学风。教学风格兼具古典和现代，既保留文献考证的传统，也加入自主研创。

有人说祝总斌一生教书育人，受师生爱戴。也有人质疑他过于低调，没什么正向激励。对比当代“网红教授”，他的风格真的不讨巧。但成果丰硕，贡献巨大，是业内普遍认可。其实，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局限，很难评价谁是“楷模”。学界损失巨大，或许只是事实陈述。至于情感，没几个人敢说明白。

现在回看，祝总斌先生没有漫长的告别，家属要求简办丧事，大多媒体也是一句话带过。但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影响，依然在延续。作品、学生、课程，一环套一环，衔接得很紧。有些事说清楚也没什么意义，反正时间会给结论。

祝总斌的治学和教学方法并不完美。部分观点反复修改，有时趋于谨慎，有时又突然激进。对学生选择标准忽宽忽严，他的学术转型常出人意料。学界有赞誉，有批评，不能一概而论。

历史学科的意义，往往不是单线的解释，好像祝总斌的故事，也是并列和碎片。每个人都会有权衡、有盲点、有纠结，这些拼图未必能拼成教科书。祝总斌的学术道路，不断折返，偶尔自我否定，却再度重生。没人说得清，哪种方式才真的最好，只能一步步求证。

最后说一句，祝总斌先生的去世，被视为损失，但他留下的学问和学生已成为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史。时间已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