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将军”段苏权：碎脚乞讨归队，半世纪跨山寻恩终续血脉情

1993年1月11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松柏在寒风中簌簌作响。开国少将段苏权的追悼会上，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琮瑛握着黑纱的手微微发抖。她望着灵堂中央悬挂的遗像，声音哽咽：“长征时我们都以为他没了，专门给他开了追悼会。谁能想到，他拖着被打碎的脚，一路讨饭爬回部队……”

这句话，让在场许多人红了眼眶。这位被战友私下称为“乞丐将军”的开国将领，一生藏着两段传奇：一段是他在长征中重伤濒死、靠几位土家族农民冒死救回的生死劫；另一段是归队后跨越半个世纪、辗转寻恩的赤子情。

1934年秋，贵州的枫叶刚染上血色，红二、六军团正酝酿一场关键战役——回师湘西，与贺龙旧部会合。18岁的段苏权站在誓师大会上，肩章上的红星被山风吹得发亮。这位茶陵县走出的“红小鬼”，从儿童团一路成长为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此刻被任命为黔东独立师政委，与师长王光泽率800余名战士留守梵净山。

“你们的任务，是让敌人以为我们是主力。”出发前，军团首长拍着段苏权的肩，“拖住他们十天半月，主力就能安全东进。”

独立师刚在梵净山扎下根，黔军军阀王家烈就慌了神。这位曾与红军交过手的军阀，盯着地图上“800红军”的标记，误以为是主力，立刻调集11个团1万余人，将梵净山团团围住。

接下来的20多天，成了独立师的“血色炼狱”。段苏权带着战士们在悬崖边打游击，缺粮少弹，就用山核桃壳充饥，用芭蕉叶裹伤。他们在秀山、松桃一带与敌周旋，打了27场遭遇战，光是牺牲的战士就有300多人。11月25日，部队转移至秀山邑梅地区时，段苏权的右脚踝突然传来撕裂般的剧痛——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踝骨。

“政委！”警卫员小吴扑过来扶住他。段苏权咬着牙拔出弹头，鲜血瞬间浸透了绑腿。“上担架！”战友们要抬他，他却推开：“抬担架太显眼，我走！”可刚挪出两步，他就栽倒在青石板上，昏迷过去。

此时的秀山，已被民团和地主武装搅得鸡飞狗跳。独立师的战士们要么牺牲，要么被俘，段苏权在混乱中被冲散，跌跌撞撞摸到苏家坡园埂脚时，彻底失去了意识。

谢家坡的枫树林里，李木富正蹲在门槛上补衣服。这位42岁的土家族裁缝，听着外面的枪声叹气——自打红军来了，秀山的日子就没消停过。“莫不是又有红军遭了难？”妻子杨妹端着玉米糊从灶房出来，“昨天还听娃子说，苏家坡那边倒了个人。”

两人跑到苏家坡园埂脚，眼前的景象让杨妹倒吸一口凉气：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蜷缩在草堆里，右脚肿得像发面馒头，血把地上的枯草都染成了紫黑色。“还活着！”李木富摸了摸他的鼻息，立刻和堂弟李木才轮流背着，往自家跑。

“藏哪儿？”李木富的老屋只有三间土房，灵官庙太显眼，村头的谷仓人来人往。邻居苏仕华听说后跑过来：“我家屋后有个岩洞！长满荆棘，竹子挡着，保准没人找着。”

当晚，三人打着手电筒钻进岩洞。洞里霉味刺鼻，李木富媳妇找出家里的稻草和破棉絮，在地上铺了半尺厚。“委屈你了兄弟。”杨妹端来一碗热水，“我们每天给你送吃的，莫怕。”

可危险来得比想象中快。第三天夜里，民团举着火把闯进村子。“听说红军伤员藏在李木富家！”团丁踢开院门，刀枪相逼。李木富被押到岩洞口，看着浑身是血的段苏权，心提到嗓子眼。

“搜！”团丁头子踹开洞口的荆棘。段苏权攥紧藏在怀里的手枪——那是他最后的武器，可他知道，一旦开枪，全家人都得陪葬。

“莫造孽啊！”李木富突然扑过去抱住团丁头子的腿，“他都快断气了，杀了他你们背命债！”原来，李木富给团丁做过多年衣服，这些人多少念点旧情。头子啐了一口，骂骂咧咧带人走了，临走前踢翻了段苏权身边的破碗。

经此一劫，李木富更谨慎了。他翻山越岭去青山坪找草药医生，花光了攒了半年的铜钱，换回一吊钱的刀伤药。“这药得敷七七四十九天。”医生叮嘱，“伤口别沾生水。”杨妹每天天不亮就去洞里，用盐水给段苏权清洗伤口，敷上草药，再煮两个荷包蛋塞给他。苏仕华则从自家粮缸里匀米，熬成稀粥送来：“多吃点，身子才扛得住。”

47天后，段苏权能扶着洞壁站起来了。他摸着自己结痂的脚踝，对守在洞口的李木富说：“叔，我得回部队。你们救了我，我这条命就是你们的。”

1935年正月十五，段苏权裹着李木富连夜赶制的粗布袜，拄着苏仕华请木匠削的木杖，爬出了岩洞。他最后看了眼这个救命的山洞，转身往秀山县城方向挪去。

归队的念头支撑着他，可现实比想象中残酷。他不敢走官道，专挑荒山野径，脚底板磨得全是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疼。饿了就讨口剩饭，渴了就喝山泉水，有时碰到村民，对方看他破衣烂衫，要么扔个红薯，要么骂一句“叫花子”。

最险的一次，他在酉阳河边被几个兵痞拦住。“哪来的红军逃兵？”为首的叼着烟，“老实交代，不然老子崩了你！”段苏权装成哑巴，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兵痞踢了他几脚，骂骂咧咧走了。

两个多月后，他终于望见了茶陵老家的青瓦屋顶。父亲段生日听说儿子“死而复生”，吓得魂飞魄散——这些年，国民党到处通缉“共匪”，段家早被盯上了。父子俩商量后，段苏权假装疯癫，又娶了同乡谭秋英做“妻子”，还在私塾读了半年书。国民党特务来查，见他蓬头垢面、说话颠三倒四，便信了“段苏权已疯癫”的说法，放松了警惕。

1937年9月，段苏权攥着父亲塞的路费，在长沙登上开往山西的火车。他要去太原找八路军办事处，找他的老首长任弼时。

此时的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当段苏权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衫，一瘸一拐走进办事处时，值班参谋根本没认出来：“同志，你找谁？”

“我找任弼时。”段苏权声音沙哑。

当任弼时从里屋出来，盯着眼前这个“叫花子”看了足足半分钟，突然抓住他的肩膀：“你是段苏权？你还活着！”

原来，三年来，部队一直以为段苏权牺牲了。独立师覆没后，组织上认定他“下落不明”，1935年底还为他开了追悼会。任弼时摸着他的断踝，眼眶发红：“你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段苏权把被救的经历说了，末了补了一句：“等打完仗，我得去秀山找救命恩人。”

归队后的段苏权，像上了发条的钟。他在抗大三期学习，毕业后留校当教员；1939年进入中央马列学院，系统学习政治理论；1940年调任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带着部队在敌后建立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他任平北地委书记，领导土地改革；解放战争中，他任东北民主联军八纵司令员，率部参加辽沈战役，主攻锦州，后又参与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会战。1950年，他调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指挥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较量，打出“米格走廊”的威名。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可无论职位多高，段苏权总忘不了李木富一家。他的脚踝一到阴雨天就疼，每次擦药时，总会想起岩洞里的稻草和杨妹煮的荷包蛋。他多次向组织提出去川东南寻恩，却因抗美援朝、军队建设等任务一再搁置。

1983年秋，段苏权已71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全面展开。他抓住机会，向组织提出：“我要去秀山，找当年救我的农民。”

深秋的秀山，山风带着凉意。段苏权在县党史办陪同下，翻了5个山洞，走访了20多个村庄。可当年他没留真名，村民只记得“有个红军伤员”，线索全断了。临走前，他拉着党史办主任的手：“麻烦你们再找找，哪怕只言片语也行。”

消息传到李木富耳中时，老人已84岁，老伴杨妹去世多年。大儿子李芝全翻出压箱底的老物件——一张泛黄的照片，是父亲年轻时补衣服的模样。“爹，当年救的红军，该是首长要找的人！”李芝全给县委写了封信，详细描述了1934年冬天的往事。

秀山县党史办立刻派人核实。更让人惊喜的是，另一位救助者苏仕华还活着，已94岁高龄。当段苏权捧着两人的照片，双手颤抖得几乎拿不住：“我就是当年那个红军！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他提笔给李木富、苏仕华写信：“见到几位土家族老人的照片，我是多么的高兴呀！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随信寄去的，是他400元工资的一半——200元给李木富，100元给苏仕华，剩下的100元分给当年送过饭的乡亲。

1984年4月，秀山县政府将一块“红军的亲人”牌匾送到李木富家。段苏权当年养伤的山洞，被正式命名为“红军洞”。后来，李木富的孙子李阳总说：“爷爷临终前，把将军的信贴在胸口，说‘这是比金子还贵的情分’。”

段苏权将军于1993年病逝，享年78岁。他的墓碑上，刻着一行小字：“从乞丐到将军，此生不忘救命恩。”

李木富老人活到了92岁。他临终前，把孙辈叫到床前：“当年救红军，不是图啥报答。咱们穷人，就得帮穷人……”

如今，秀山的“红军洞”成了红色教育基地。常有游客来参观，听讲解员讲段苏权的故事。而李木富、苏仕华的名字，也永远刻在了红军长征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