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贬界”天花板，被贬23年：“反PUA”人生，至今没人能学

当代人总爱抱怨“太难了”：职场被穿小鞋，加班到凌晨还被骂；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孩子学费又涨了；明明没做错什么，却要受一堆窝囊气。可若翻开唐朝的史书，有个人比我们难十倍——从33岁到56岁，整整23年都在“被贬”的路上，从繁华长安贬到荒僻的朗州、连州、夔州、和州，住过漏雨的破屋，受过地方官的刁难，却硬是把“苦日子”过成了诗，还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句子，活成了“被贬界”无人能及的天花板。

他叫刘禹锡，唐朝中期最“硬气”的诗人。别人被贬是“悲秋伤春”，他偏说“我言秋日胜春朝”；别人住破屋是“自怨自艾”，他偏写“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别人怕得罪权贵不敢说话，他偏两度写“玄都观”诗怼回去，哪怕再遭贬谪也不低头。他的人生，就像一坛埋在地下的酒——越经历风雨，越醇厚绵长；越被打压，越活出风骨。今天我们读他的诗，不只是读文字，更是读一种面对挫折的“反PUA”智慧：日子再难，也别丢了心气；处境再糟，也别毁了心态。

一、初贬朗州：从京官到“闲司马”，他把“emo”写成了“东边日出西边雨”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长安的秋天来得特别早。33岁的刘禹锡穿着绯色官服，站在大明宫的台阶下，手里攥着刚接到的贬谪诏书——因为参与“永贞革新”，他从正五品的监察御史，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

那时候的朗州，可不是现在的鱼米之乡。史书里写“朗州地卑湿，多瘴疠”，夏天湿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冬天冷风灌进屋子像刀子割，而且远离长安，消息闭塞，连个能说上话的同僚都没有。一起被贬的还有柳宗元、韦执谊等人，史称“二王八司马”。柳宗元到了永州，写下“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满纸都是绝望；韦执谊更是日夜哭泣，没多久就病垮了。

有人劝刘禹锡：“你就认了吧，好好待着，别再惹事，说不定哪天还能召回长安。”可刘禹锡偏不。他没把自己当“被贬官员”，反而扎进了朗州的市井里：跟着老农学种水稻，听船夫唱当地的“竹枝调”，甚至学着说一口带着方言的“朗州话”。

有一次，他在沅江边散步，正好赶上一场阵雨。东边的太阳还挂在天上，西边的雨却哗哗往下落，岸边的姑娘对着船上的小伙子唱着情歌，语气里满是娇俏。刘禹锡看着这画面，突然来了兴致，挥笔写下《竹枝词二首·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道是无晴却有晴”，“晴”谐音“情”，既写了天气的奇妙，又藏着男女之间的暧昧，可细想下去，这不也是他的处境吗？看似“无晴”（无前程），实则“有晴”（有生活的乐趣）；看似“被贬”是苦，可苦里也能嚼出甜来。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朗州虽远，然有沅湘之水，有芙蓉之花，有田夫野老之语，足矣。”

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刘禹锡在朗州，连“独善其身”都不够——他还想着“兼济”。看到当地孩子没学上，他就用自己的俸禄盖了间私塾，亲自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看到农民因为不懂历法误了农时，他就根据长安的历法，结合朗州的气候，编了本《朗州时历》，免费发给农户。

有人笑他“傻”：“你都是被贬的人了，还管这些干嘛？”刘禹锡却答：“官可以贬，可心里的‘道’不能丢。只要能帮到人，就算做个‘闲司马’，也值。”这一待，就是10年。10年里，他写下了80多首诗，不是抱怨，不是emo，而是满纸的烟火气和生命力——这就是刘禹锡的第一个“反PUA”法则：处境可以差，但心态不能垮；位置可以低，但格局不能小。

二、再贬连州：十年辗转四地，他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把挫折熬成“鸡汤”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朝廷终于想起了“二王八司马”，下旨把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召回长安。这一年，刘禹锡43岁，头发已经有了白霜，可接到诏书时，他还是像个孩子一样激动——他以为，自己终于能回到长安，能再为朝廷做事了。

回到长安那天，正好是春天，玄都观里的桃花开得满院都是，游人如织。刘禹锡一时兴起，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看似是写桃花，实则藏着锋芒——“桃千树”暗指那些在他被贬后上位的权贵，“刘郎”就是他自己。意思是：你们这些人，不就是在我走了之后才爬上来的吗？这话传到权贵耳朵里，瞬间炸了锅。没等刘禹锡站稳脚跟，又一道贬谪诏书下来：贬为连州刺史（今广东连州）。

这一次，比朗州更远，更荒凉。连州在岭南，当时被称为“蛮夷之地”，路上要走三个月，翻越大庾岭时，山高路险，稍有不慎就会摔下山崖。柳宗元送他到江边，哭着说：“梦得（刘禹锡字梦得），你怎么就不能少说两句？”刘禹锡却拍了拍他的肩膀：“子厚（柳宗元字子厚），你看这江水，不管遇到多少石头，不还是往前流吗？咱们也一样。”

到了连州，刘禹锡还是老样子：先走遍全州10个县，摸清当地的情况。他发现连州人“重巫轻医”，生病了不找大夫，而是请巫师跳神，很多人因此丢了性命。于是，他找来当地的老中医，一起编了本《传信方》，把简单的治病方子写在纸上，贴在县城的墙上，还让人用方言念给老百姓听。不到一年，连州“信巫不信医”的风气就改了不少。

后来，他又被贬到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十年间辗转四地，每到一处，都不抱怨、不摆烂，反而实实在在做事：在夔州，他整理当地的民歌，写出了《竹枝词九首》，其中“东边日出西边雨”早就成了千古名句；在和州，他修水利、建学校，当地百姓后来为他建了“刘公祠”，至今还在。

元和十二年（817年），刘禹锡在夔州接到消息：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年仅47岁。他拿着信，在长江边哭了整整一夜。柳宗元是他最好的朋友，一起被贬，一起盼着回京，可最后却没能等到那一天。悲痛之下，他写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其中两句后来成了无数人面对挫折时的“座右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白居易在扬州见到他时，感叹他“二十三年弃置身”，劝他别再“倔强”，可刘禹锡却用这两句诗回答：沉船旁边还有千万艘船在前进，枯树前面还有万棵树在春天里发芽——我的处境是难，可这世界不会因为我的难就停下脚步；我自己，更不能因为难就放弃。

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大多数人遇到“不如意”，要么怨天尤人，要么自暴自弃。刘禹锡却不一样：他把“不如意”当成“磨刀石”，把“被贬”当成“走江湖”，每到一处，就把当地的风土人情、百姓疾苦记下来，写成诗、编成书，既帮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这是他的第二个“反PUA”法则：挫折不是“终点”，而是“中转站”；苦难不是“包袱”，而是“养分”。

三、住破屋写《陋室铭》：被县令刁难，他用81个字“怼”回去，活成精神贵族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52岁的刘禹锡被贬到和州。按唐朝的规定，刺史应该住三间三厢的官宅，可和州县令是个趋炎附势的人，见刘禹锡是“被贬来的”，就故意刁难他，把他安排到城南的江边住。

江边的房子潮湿，而且每天都能听到船的轰鸣声，换作别人，早就找县令理论了。可刘禹锡却毫不在意，还写了副对联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意思是：我看着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心里想的还是国家大事，这点小刁难算什么？

县令见他不生气，更不服气了，又把他调到城中间的一间半房子里。这间房子临街，每天车马喧嚣，吵得人睡不着觉。刘禹锡还是不恼，又写了副对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把自己之前的诗句贴上去，明摆着告诉县令：我经历的难比这多了去了，你这点手段，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县令被彻底激怒了，干脆把刘禹锡调到城北的一间只有一丈见方的破屋里。这间屋子又小又破，屋顶漏雨，墙壁开裂，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更过分的是，屋子旁边就是个菜市场，每天鸡飞狗叫，臭气熏天。

县令以为，这次刘禹锡总该服软了吧？可他没想到，刘禹锡搬进破屋后，不仅没抱怨，反而提笔写了一篇短文，就是后来流传千古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短短81个字，把一间破屋写出了“仙气”：台阶上的青苔是风景，窗外的草色是诗意；和我聊天的都是有学问的人，没有那些世俗的小人；我可以弹弹琴、看看书，不用应付官场的琐事——这屋子哪里“陋”了？比诸葛亮的茅庐、扬雄的子云亭还雅致呢！

这篇《陋室铭》很快就传遍了和州，甚至传到了长安。有人把它抄给和州县令看，县令看完，脸涨得通红，再也不敢刁难刘禹锡了。后来，有人问刘禹锡：“你住那么破的屋子，怎么还能写出‘惟吾德馨’这样的话？”刘禹锡笑着说：“屋子是‘陋’，可心不‘陋’啊。只要心里装着东西，就算住茅草屋，也是精神上的贵族。”

现在的人总爱比房子、比车子、比存款，觉得“过得不好”就是因为“条件不够”。可刘禹锡早就用《陋室铭》告诉我们：真正的“富有”，不是住多大的房子，而是有多大的精神格局；真正的“体面”，不是有多少财富，而是有多少风骨。 你可以刁难我的处境，却打不倒我的心态；你可以限制我的住所，却困不住我的灵魂——这是他的第三个“反PUA”法则。

四、两写“玄都观”：60岁还敢怼权贵，他说“前度刘郎今又来”，硬气了一辈子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56岁的刘禹锡终于结束了23年的贬谪生涯，回到了长安，任主客郎中。这一次，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而是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可他的“硬气”，一点没减。

回到长安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玄都观。此时的玄都观，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桃花谢了，游人少了，只剩下一片荒草。刘禹锡看着眼前的景象，又想起自己23年的贬谪经历，挥笔写下《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种桃道士”还是指那些当年排挤他的权贵，“前度刘郎今又来”则是他的宣言：你们这些人，早就没影了，可我刘禹锡，还活着回来！这首诗比上一首更犀利，更直白，很多人劝他：“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就别再得罪人了，安安稳稳过晚年不好吗？”

刘禹锡却答：“我这辈子，没学会‘低头’。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就算我60岁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该有的风骨还是要有。”果然，这首诗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想再贬他，可此时的刘禹锡，已经是朝廷里的“老臣”，很多人都佩服他的骨气，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后来，刘禹锡历任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每到一处，都深得百姓爱戴。在苏州时，当地发生水灾，他亲自带人筑堤防洪，还开仓放粮，救活了上万百姓。百姓们为了感谢他，把他修筑的堤称为“刘堤”，还编了歌谣：“苏州十万户，尽赖刘公恩。”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刘禹锡在洛阳病逝，享年71岁。他去世后，白居易为他写了墓志铭，其中有一句：“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诗豪”这个称呼，不仅是说他的诗写得好，更是说他的人格像“锋芒”一样，无人能及。

结语：比起“被贬天花板”，他更是现代人的“心态导师”

今天我们读刘禹锡的诗，读的不只是“陋室铭”的雅致，“沉舟侧畔”的豁达，更是一种面对挫折的“反PUA”智慧——

他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难”都要抱怨，不是所有的“打压”都要妥协。 23年被贬，他没说过一句“命运不公”，反而把日子过成了诗；住破屋被刁难，他没说过一句“我太难了”，反而用81个字活成了精神贵族。

现在的我们，不用像刘禹锡那样被贬23年，不用住漏雨的破屋，可我们还是会因为一点小事就emo，因为一点挫折就放弃。其实，真正的“难”，从来不是处境的难，而是心态的难；真正的“赢”，从来不是赢了别人，而是赢了自己。

下次你觉得“太难了”的时候，不妨想想刘禹锡：想想他在朗州的雨天写“东边日出西边雨”，想想他在夔州写“沉舟侧畔千帆过”，想想他在和州的破屋里写“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你会发现，比起他的难，我们的这点挫折，真的不算什么；比起他的心态，我们的这点emo，真的没必要。

刘禹锡的人生告诉我们：所谓“天花板”，不是永远站在高处，而是就算跌落到谷底，也能凭着自己的骨气和心态，重新爬起来，甚至爬得更高。 这种“反PUA”的智慧，比他的诗更珍贵，比他的名声更长久，直到今天，还在照亮我们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