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东方审判经验”走向西方世界——马锡五与三位外国记者的故事

在河连湾，美国记者斯诺称马锡五是“保安老乡”

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冲破了国民党对边区政府的新闻封锁，7月初到达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今志丹县），搜集到了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随后，他前往宁夏南部同心县预旺堡和甘肃环县一带的红军西征前线采访。9月初返回保安时，又来到陕甘宁省委机关驻地环县河连湾。

斯诺一行走进陕甘宁省委机关住的村子时，省委书记李富春、省政府主席马锡五、敌工部长蔡畅等，闻讯在村头迎接。

马锡五走上前对斯诺说：“几天前就收到彭德怀司令员打来的电报，说你们返回保安时要经过河连湾，我们一直等着。”

李富春向斯诺介绍说：“这位是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是保安人。”

斯诺闻言亲切地握住了马锡五的手：“你是保安人，那我们是老乡啦！”

马锡五笑着说：“对，咱们是老乡。”

斯诺身材高大，衣着朴素，像一个到深山里寻宝的人，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珍宝，这时才感到疲劳。一觉醒来时，天已大亮。早饭后，李富春和马锡五陪着斯诺在河连湾村边走边交谈。

李富春向斯诺介绍了陕甘宁省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气候环境、风土民情。马锡五则向斯诺介绍了陕甘宁省政府救济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战胜灾荒的情况。

斯诺听后明白了在这样大旱的灾区，为什么没有人逃荒要饭，为什么没有人剥树皮挖草根，为什么没有人饿死的原因。他也明白了人民群众为什么那样热爱共产党，为什么那样拥护和爱戴红军。

他们边走边谈，来到一个干部训练班，几百名从各地来的基层干部，正坐在一棵大树下听课。

“这些干部大多是农民，干部训练班主要教授他们工作方法。他们在当地都是积极分子，是群众民主推荐到这里学习的。我们在中央苏区时也是这样培养干部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出色的模范干部，工作能力十分强，比专门的学校培养出来的还强哩！”李富春介绍说。

马锡五接着说：“在掌握基本的工作方法后，他们会在实践中去摸索方法，总结经验教训。在斗争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锻炼提高。我们认为单纯在课堂上是培养不出有真知卓识、有实践经验的干部的。”

斯诺听后连连点头：“我在前线见到许多农民、工人出身的红军指挥员，他们都说指挥打仗的本领是在实践中摸索来的，在这里又看到你们培养干部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在实践中摸索，看来，共产党是非常重视实践的。”

李富春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把实践当成革命教科书。我们认为在实践中摸索到的方法和经验是最宝贵、最有用的。”

李富春又指着马锡五说：“马锡五就是跟着刘志丹在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他虽然是农民出身，没有上过几年学，但他在实际工作中的能力，我这个去过国外的人都比不上。”

马锡五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个农民出身的大老粗，全靠党和同志们。”

斯诺看着涨红了脸的马锡五说：“我从你们共产党的干部身上看到，不论是地方上，还是军队上，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谦虚。”

他们交谈着离开了干部训练班，来到了后勤部的大院里。后勤部大院原是一个回民粮商的住宅，有着中亚和西亚建筑特色，房子是厚厚的平屋顶，阿拉伯式的窗户深深地镶嵌在厚厚的土墙里。解放时，回民粮商逃跑了，红军便用粮商的粮食救济了挨饿的群众。

他们接着又看了医院、学校、合作社，这时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他们一路来到了李富春的家里。这是一孔靠山根修建的土窑洞，屋内收拾得干净整洁。

蔡畅正忙着做饭，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在一旁帮忙。斯诺在预旺堡就见过张瑞华，她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由上海经天津到达西安，用了2个多月时间，才辗转到了保安。党中央派人把她送到了预旺堡，和分别5年之久的聂荣臻团聚。

在张瑞华的帮忙下，蔡畅做了几样菜，为斯诺先生接风洗尘。斯诺看着满桌法国风味的饭菜，非常感激。

斯诺在河连湾参观了3天，并就陕甘宁省的财政、经济及供给提了很多问题，马锡五都一一进行了解答。虽然只有3天时间，但斯诺却给大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斯诺走时，李富春、马锡五、蔡畅等一直把他送到村子前的大路边。分别时，马锡五幽默地说：“保安老乡，希望你常到保安来。”

斯诺是第一个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10月中旬他回到北平后，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一书，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红军的英勇长征，把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被毛泽东誉为“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

随着《西行漫记》在全世界热销，斯诺把他的“保安老乡”、行政官员马锡五的名字，第一次传到国外。

在龙湾山，美国记者斯坦称未见面的马锡五是“调解英雄”

1945年5月至10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陕甘宁边区，这是我国土地革命时期至抗日战争时期继斯诺、斯沫特莱等来访之后的第一个规模最大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参观团有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及6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就是6名外国记者之一。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此非常重视，采访之前，边区政府专门编写了介绍边区政权建设的材料《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该材料由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亲自执笔，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详细审阅，材料发给每一位采访者。

边区政府将在司法工作中推广应用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正式向外界加以介绍。

李维汉负责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原则是“敞开大门”，让他们自由参观访问，并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介绍情况、讲解政策、回答问题。

斯坦在延安亲眼目睹了抗日根据地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并把这次抗日根据地之行的亲身经历写在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

斯坦在边区高等法院驻地龙湾山访问了边区高等法院后写道：我第一次了解延安司法制度的特点，是在访问边区高等法院的时候。边区高等法院是由几排砖瓦房和许多小山上的窑洞组成的大院，它能俯视下面实验示范农场的田地。

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姓雷，同时他还是边区的司法部部长。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仁慈的人道主义者，而且很幽默，是老一辈共产党员中深孚众望者之一。

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向参观团详细介绍了边区司法工作，记者们就边区刑事法庭的审判程序、法庭受理政治案件的次数以及处理这些案件的方法等进行了提问，雷经天一一做了回答，并对犯罪案件、犯人的改造、监狱的管理等问题解释说明。记者们参观了边区高等法院、监狱，同犯人进行了交谈。斯坦对交谈、参观的过程记录得很具体、详细，也写下了自己的观感：

……

近年来，共产党渐渐相信，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条件下，对待犯法者的正确原则不是刑罚，而是改造；同样在实施民法时，正确的方法不是诉讼，而是调解。“改变和争取”罪犯和对发生争端而可能诉讼的人进行“解释和公断”，是他们司法工作的主要规则。

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内，实施民法的主要方法是调解，尽可能避免由法庭来解决。政府的司法工作者可以为人民进行调解。凡是由各群众组织选出来的工作人员、行政官员、劳动英雄、模范工人和其他因见多识广、办事公正而受到人民尊敬的积极分子，常被人民请来当调解员。

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司法工作，经详细调查实际情况后，我发现，共产党员、党外人士和少数在延安住过几年的外国人，都能证实雷经天院长所说的话。

“由于教育运动深入人心，调解制度正在不断推广，而且非常成功。这与我们社会和行政管理的现阶段发展情况相符合，有助于我们促进和解的民主精神。但是我们着重调解，并没有剥夺人民向法庭起诉的权利，接受调解总是自愿的。”雷经天对边区政府在司法工作中正在大力推行的调解与审判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做了详细介绍。

斯坦写道：民事案件的调解十分普通，而且处理时适当考虑了情理和法律依据。这在中国也不是一种新的方法，不过是把名声败坏的旧的调解习惯加以恢复和改进罢了，所以一般人民觉得他们的个人利益有了保障，而这种利益已经好久得不到保障了。

斯坦虽然没有见到还在陇东分区工作的马锡五，但是看了边区政府给的材料，听了雷经天院长的介绍，他还是对马锡五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巡回审判、就地办案，调解优先、注重和解的独特司法理念和方法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赞许地写道：宣传调解的群众运动产生了另一个为人民爱戴的人物——“调解英雄”马锡五，他像“农民劳动英雄”吴满友那样，做了比政府下命令多得多的工作，使人民对接受新思想产生了一股热情。这是乡村的“所罗门”，人民亲切地称他为“马青天”，因为他的调解工作明确又公正。

这个以尽可能更多地争取并改造政治犯和其他罪犯为目标的“宽大政策”，并不仅仅是表面文章。它真正取代了内战时期严厉的刑罚政策。

……

斯坦对边区政府在司法工作中推行的调解工作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他所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进行了很多描述和评价，他对这种新的审判方式非常赞赏。

斯坦最后写道：这种与过去相决裂的做法，看来是由于共产党确信他们新政治秩序不可能再被政敌所破坏，因为大多数非党群众现在都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所以由此产生的法律观念上的变化有了更坚实的基础，比仅仅通过思想意识方面的实验得出的变化更牢固。

斯坦把边区政府提倡的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和人民爱戴的人物——“调解英雄”马锡五介绍到国外，让更多人知道了马锡五和“马锡五审判方式”，使“东方审判经验”首次传到了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

在清凉山，女记者斯特朗称马锡五为“人民法官”

1946年冬天，马锡五接到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打来的电话，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要到边区高等法院采访他。

延安虽然常有外国人来，但马锡五和外国人几乎没有来往，只是在1936年9月，在当时的陕甘宁省委所在地甘肃环县河连湾接待过美国记者斯诺。

斯特朗是美国进步女记者与作家，先后6次来到中国，每次都是选择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来访。1946年夏天，斯特朗第5次来到中国，并第一次走进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还前往华北、东北解放区进行了采访。

斯特朗来到延安后，住在接待外国人的石窑洞里，到了冬天，木炭火盆驱不走袭来的寒气。后来，斯特朗搬到了清凉山上的土窑洞，这里的窑洞窗户大、光线亮，地上还有木炭火盆，十分暖和，斯特朗很满意。

马锡五考虑到斯特朗住在清凉山，而且她上了年纪（已六十岁），去边区高等法院住地龙湾山很不方便，便决定自己上清凉山去见斯特朗。

1946年12月的某一天，斯特朗吃过早饭，便准备出发去边区高等法院采访马锡五，不料刚走到半山腰，就碰到了上山来的马锡五。

斯特朗向马锡五看去，只见他其貌不扬、衣冠拉沓，就像个憨厚的农家汉子。她心想：难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马青天”吗？

马锡五快步走上前和斯特朗握手问好。斯特朗快速地把马锡五全身细细扫视了一遍，得出了对马锡五的第一印象：从外表上看，他可以说是延安共产党人中衣着最差的官员，一身深蓝色棉衣，但布料没染好，已经褪成一道道灰白色。一顶深灰色的棉布帽子，有点歪斜地戴在头上，发红的眼睛上戴着一副镜片很大的铜腿眼镜，脚上穿着一双布棉鞋，上面落满了尘土，袜子是用白羊毛线织的，松松垮垮地露出半截子，不过这种毛袜子是很暖和的。

通过穿着，斯特朗感到马锡五为人随和，就像他脚上穿的那双松松垮垮的毛袜子一样，虽然土气，却很暖和。他脸上交织着智慧、和蔼、幽默和权威，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忠诚、善良、精力充沛的共产党人。

斯特朗问：“马法官，我要去高等法院采访你，你怎么上山来了？”

马锡五说：“我接到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打来的电话，说你要到高等法院采访，考虑你上了年纪，来回很不方便，所以还是我上清凉山的好。”斯特朗听了很感激。

那年马锡五47岁，步履矫健、爬坡快捷，一下就和斯特朗拉开一截子距离。斯特朗羡慕地看着马锡五爬坡的速度，马锡五站住脚回头说：“当年跟着刘志丹闹革命，经常行军打仗，不是爬高山，就是钻梢林，养成了走路爬坡快的习惯。”

斯特朗喘着气走到马锡五跟前说：“听说有一次刘志丹失败了，你背着许多金条、银洋和烟土，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后来你将这些金银一分不少地背回来交给了党组织，你当时是怎么想的？”马锡五憨厚地笑了笑说：“当时想的是失败了再干，革命总会成功。”接着马锡五还说了一件事，有一次，刘志丹领着红军打土豪，挖出了一窖银子，战士们用筐子一筐又一筐地抬元宝、银洋，没有一个人偷拿。刘志丹赞扬这些红军战士比金子都要可贵，是革命的无价之宝。

回到窑洞，斯特朗拿出“哈德门”香烟，请马锡五吸，马锡五摆了摆手，笑着说：“那个没劲，我有烟。”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烟荷包，又拿出一小片纸，将荷包里的烟末倒在纸片上，很熟练地只几下就卷成了一支烟。

斯特朗平易近人、诙谐幽默的性格，让马锡五很快轻松自然起来，他感到这位美国老太太是一位很随和的人。

为了了解解放区的司法工作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斯特朗托《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找来了《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的评论和《边区指示各分区司法工作，多多采用民间调解，审判要学习马锡五方式》的文章，在采访前就对马锡五做了深入了解。

采访时，斯特朗首先问道：“陕甘宁边区的司法机构和法律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马锡五说：“我们的司法机构和法律制度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而产生的，是在摧毁地主买办阶级反动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党的革命纲领和方针政策，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对巩固革命政权、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特朗又问道：“你们的法律和旧中国的法律有什么不同？”

马锡五说：“几千年来，法律都是为地主阶级和官僚们服务的。常言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进不来。我们的法律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人民在法律的保护下，享有民主自由、政权、人权、财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等自由。人民是法律的主人，法律是保护人民的。”

斯特朗看着马锡五，她非常惊讶这个土里土气、农民出身的法官，竟然对法律这么精通。

斯特朗又问道：“你们废止了肉刑，又严禁逼供，那依靠什么使犯人招供呢？”

马锡五答：“依靠政治、依靠群众、依靠调查、依靠证据、依靠党的政策。”

“那么，‘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随后，斯特朗问出了她最关心的问题。

马锡五憨厚地笑了笑，谦虚地说：“这不是我的方式，是群众的方式，是群众智慧的结果，我只是依靠群众，走了群众路线。要说这是一种审判方式的话，我认为它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的审判作风；二是认真贯彻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实行审判与调查相结合，司法干部与人民群众共同断案；三是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严格依法办事；四是实行简便利民的诉讼手续。总而言之，开‘民衙’不开‘官衙’。”

斯特朗接着又提出了一些诸如法院的组织和任务、诉讼原则和审判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马锡五一一进行了回答。

斯特朗认真地记着笔记，考虑了片刻，说道：“上次听韩起祥弹唱新书《刘巧团圆》很受感动，很想见见刘巧儿。《解放日报》上《马锡五的审判方式》一文中说的封捧儿和刘巧儿有什么关系？”

马锡五笑着说：“刘巧儿就是封捧儿，刘巧儿是作家们经过艺术加工后起的名字，他们说这是艺术创作需要，这个我也‘解不下’。”马锡五说了一句陕北土话。

斯特朗轻轻地戳了一下身旁的翻译凌青，问道：“马法官为什么要害怕？”

凌青笑着说：“不是害怕，‘解不下’是陕北的土话，是不懂的意思。”

斯特朗也笑了：“原来‘解不下’是不懂的意思，我还以为马法官害怕呢！”

马锡五解释说：“我们的方言土语很多，有些方言甚至汉字里都没有。比如‘解’在这就会成‘害’，‘下’在这里就会成‘哈’，连在一起就是‘解不下’，也就是不懂的意思。”

斯特朗笑着用汉语说：“我‘解下’啦。”

斯特朗生硬的汉语、滑稽的表情把马锡五和凌青都逗笑了。

斯特朗接着说：“马法官，再请你谈谈是如何依法公断刘巧儿婚姻案的？”

马锡五略作沉思后，便娓娓地讲述起刘巧儿婚姻案的经过……

斯特朗听得很入迷，感兴趣地问：“你亲自受理了封捧儿的上诉案，是如何进行改判的？”

马锡五回答说：“首先我向当地地干部和附近群众了解了真实情况，接着又询问封捧儿的要求和意见，她确实不愿与朱寿昌结婚，死也要与张柏儿成婚。掌握了案情的真实情况后，我便协同县司法处的同志，在村公所举行了群众大会进行公开审判，将与此案有关人员集合起来，当众审明封彦贵屡卖女儿、张金才纠众抢亲，以及封捧儿本人对婚事的意见。然后便征询到会群众对本案的处理意见。群众一致认为：封彦贵屡卖女儿，违犯了政府婚姻法令，应受处罚。张金才黑夜聚众抢亲，既有伤风化，又有碍社会治安，闹得四邻以为盗贼临门，惊恐不安，故也应受到惩处。同时，封捧儿和张柏儿的婚事合理合法不应断散。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最后法庭重新判决：封捧儿与张柏儿双方自愿结婚，按婚姻自主的原则，其婚姻准予有效。张金才等黑夜聚众抢亲，惊扰四邻，有碍社会秩序，因而判处张金才以徒刑。对其他附和者给予严厉批评。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一再高价出卖，公然违反婚姻法令，科以劳役，以示警戒。

斯特朗听完后真诚地说：“你们的法律真是为人民服务的。”

接下来，他们又谈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案例，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吃下午饭的时间。吃过饭，马锡五便告辞回高等法院去了。

回国后，斯特朗把这次采访的所见所闻，以女性敏锐而细腻的感受写成了《中国的黎明》一书，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的“明天”。

斯诺、斯坦、斯特朗三位外国记者，站在“国民的公正观点”立场上，对马锡五及“马锡五审判方式”进行的“轮廓报道”“忠实介绍”和“自由评判”，使马锡五独特的司法理念和方法，首次传到国外世界，为国际司法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马锡五审判方式”也得到了国际司法界的广泛认可，被誉为“东方审判经验”。

上世纪四十年代，马锡五在陇东分区任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间，审理了许多疑难案件，被群众誉为“马青天”“马公道”，他创造的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独特的司法理念和方法，在边区根据地普遍推广，也得到了国际司法界广泛认可，被誉为“东方审判经验”。“马锡五审判方式”也成为共产党解决司法问题的有效方法，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人民司法制度的源头活水，是新中国诉讼模式的原型，也是新中国法律制度的重要渊源。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马锡五曾与大洋彼岸的三位外国记者，在陕甘宁边区不期相遇，留下了一段佳话和美好记忆，《志丹书库》、白黎的《“三S”之行》、冈瑟·斯坦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书中都有记载。三位外国记者通过他们的视角和细致的描述，把边区的司法制度介绍到西方世界，让更多人知道了马锡五和“马锡五审判方式”，引起国际司法界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