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第二十六路军旅长与团长的不同结局

1931年12月14日爆发的宁都起义，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将领的率领下，于江西宁都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这次起义不仅壮大了红军力量，更对国民党统治造成巨大冲击。然而，在起义的核心领导层中，第二十六路军的2个旅长（季振同、黄中岳）和9个团长的命运却因政治立场、个人选择及后续斗争的复杂性而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他们的故事，既是起义壮举的注脚，也是大时代中个体命运的缩影。

一、起义背景与第二十六路军的矛盾

第二十六路军原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1930年中原大战后战败，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两个师（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共6个旅12个团，总兵力约2万人。该部虽被编入国民党序列，但始终被蒋视为“杂牌军”，备受歧视：装备补给落后于中央军，作战时常被当作先锋消耗，战后却无封赏；士兵多来自北方，不服南方水土，疫病流行导致非战斗减员严重。更关键的是，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将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实则意图借红军之手削弱异己——这种“借刀杀人”的策略，激化了官兵对蒋介石的不满。

与此同时，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工作为起义埋下火种。1931年春，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旅长季振同（倾向进步）、团长董振堂（与共产党有联系）等人，通过秘密渠道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与上海中共中央军委、苏区红军取得联系。当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浪潮高涨，但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命令二十六路军继续“围剿”红军，这进一步加剧了官兵的抵触情绪——“打自己人还要被当炮灰，不如掉转枪口打真正的敌人！”

1931年12月，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以“养病”为名离开宁都赴上海，代理总指挥李松昆（第七十五旅旅长）能力平庸且不得人心。赵博生联合季振同（第七十四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三旅旅长）、黄中岳（第十五军军长兼第1师师长，实际指挥第74旅第2团等部）等将领，秘密策划起义。最终，1.7万余人于12月14日夜间发动起义，扣押李松昆等反动军官，通电全国加入红军。

二、2个旅长的结局：季振同与黄中岳的殊途同归

（一）季振同：从“杂牌军将领”到“革命烈士”的悲壮之路

季振同（1901—1934），河北沧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作战勇猛且富有正义感。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后，他目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与对士兵的压迫，逐渐倾向革命。起义前，他是第七十四旅旅长（该旅是二十六路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也是起义的核心推动者之一。

起义成功后，季振同与董振堂、赵博生等人率部加入红军，所部改编为红五军团第13军（后调任第14军军长），他本人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4军军长。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中，季振同表现英勇：1932年2月，他率部参与赣州战役，掩护主力撤退；同年7月，配合红一军团参加南雄水口战役，与粤军激战数日，重创敌军。毛泽东曾评价：“季振同带的部队能打硬仗，是红五军团的拳头！”

然而，季振同的悲剧源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与“左”倾错误的冲击。1932年5月，中共临时中央推行“肃反”扩大化，对起义将领的“历史问题”过度审查。季振同因出身西北军（被视为“旧军队”），且其堂兄季振纲曾与国民党有联系（实为普通商人），被怀疑“可能通敌”。加之当时红五军团内部部分干部对起义将领存在偏见，季振同逐渐受到排挤。

1932年8月，季振同被错误指控“企图率部叛变投敌”（实为诬陷），尽管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极力担保，但受“左”倾路线主导的苏区中央局仍决定将其逮捕。1934年10月长征前夕，季振同被判处死刑（一说为1933年错误处决，具体时间史料存争议）。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季振同才被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1979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其恢复名誉，肯定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黄中岳：从“抗日名将”到“冤屈牺牲”的忠诚战士

黄中岳（1900—1934），河南罗山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二十六路军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将领。他原任第1师师长（辖第74旅等部），实际指挥第74旅第2团等精锐部队，在起义中率部率先攻占宁都城北制高点，为起义成功立下首功。加入红军后，黄中岳任红五军团第15军军长（该军由原二十六路军第1师改编），与政委左权（后调任其他职务）搭档，率部参与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黄中岳作战风格稳健，注重战术配合。1933年2月，他在黄陂战役中率第15军迂回包抄国民党军第52师，协同红一军团歼敌近万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毛泽东曾称赞：“黄中岳的部队纪律严明，打仗灵活，是红五军团的‘铁军’！”

然而，与季振同类似，黄中岳也未能逃脱“左”倾错误的迫害。1934年春，因红五军团内部整编引发部分干部对“旧军官出身”将领的猜忌，加上当时中央苏区面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压力，黄中岳被错误指控“组织反革命小团体”（无实证）。同年6月，他在福建长汀被逮捕，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前夕被秘密处决（一说为1934年夏牺牲），年仅34岁。

直到1980年代，经黄中岳家属与党史部门多方查证，其冤案才得以平反。1989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追认黄中岳为革命烈士，肯定他“在宁都起义和红军战斗中的突出贡献”。

三、9个团长的结局：分化与坚守的众生相

第二十六路军的12个团中，有9个团的团长直接参与了起义（其余3个团因驻地分散或被监视未及时响应）。这些团长的出身、性格与选择各异，其结局大致可分为三类：坚定革命者、动摇妥协者、牺牲殉道者。

（一）坚定革命者：追随红军至终的老兵

王广建（第73旅第2团团长）：原为董振堂部下，起义后任红五军团第13军某团团长。他出身贫苦，对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深有共鸣，在战斗中身先士卒。1933年反“围剿”中负重伤，仍坚持指挥至胜利，后调任红军学校任教官，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长征中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1935年在湘江战役中牺牲（一说为1934年牺牲），年仅28岁。

张卿云（第74旅第1团团长）：季振同的亲信，起义后任红五军团第14军某团团长。他文化程度较高（毕业于保定军校预科），主动向红军学习政治理论，协助政工干部做士兵思想工作。1934年调任红一方面军总部参谋，参与长征战略制定，1935年到达陕北后任抗大教员，新中国成立后授衔大校。

这类团长大多出身行伍但思想进步，他们认同红军的革命目标，在战斗中与士兵同甘共苦，最终成为红军的骨干力量。

（二）动摇妥协者：被清洗或脱离的“中间派”

李锦亭（第75旅第1团团长）：原为孙连仲亲信，起义初期态度犹豫，后在赵博生等人劝说下勉强加入。加入红军后，他对严格的纪律和“阶级斗争”理论存在抵触，多次抱怨“当兵吃粮就行，何必搞这些”。1932年部队整编时，他因“消极怠工”被撤销职务，后借故请假离开苏区（一说被礼送出境），回到国民党阵营但未再担任要职，晚年隐居天津。

刘毓琪（第75旅第2团团长）：出身书香门第，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某团参谋长。他虽参与起义，但始终对共产党的“激进”政策心存疑虑，1933年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误牵连（无实质证据），因恐惧而逃离红军，后被国民党特务抓获，因“无重大罪行”被关押数年后释放，解放前夕去台湾，1970年代病逝。

这类团长多为旧军队“中层骨干”，既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又对革命理念缺乏深刻认同。他们在起义中更多出于“跟风”或“被迫”，一旦遇到困难便容易动摇，最终在历史的浪潮中被淘汰。

（三）牺牲殉道者：血洒战场的忠诚战士

杨守钰（第74旅第3团团长）：起义后任红五军团第15军某团团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率部坚守阵地三天三夜，全团伤亡过半仍死战不退。1933年3月，他在宜黄战斗中亲自冲锋，被敌机炸弹炸成重伤，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9岁。

周义成（第73旅第1团团长）：董振堂的老部下，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某团政委（兼军事主官）。他积极发动士兵参与土地革命，深受战士爱戴。1934年长征途中，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主力突围，率部断后，与敌肉搏时壮烈牺牲。

这类团长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用生命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他们的牺牲，成为宁都起义精神最悲壮的注脚。

四、历史评价与启示

宁都起义中第二十六路军旅长与团长的不同结局，深刻反映了大革命时期复杂政治生态下个体命运的多样性。季振同、黄中岳等旅长作为起义的核心领导者，本应为革命作出更大贡献，却因“左”倾错误的“肃反”扩大化含冤牺牲——这是党史上的深刻教训，也警示后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以包容与信任为前提。而9个团长的分化，则揭示了旧军队将领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不同选择：坚定的信仰者成为革命的脊梁，动摇者被时代淘汰，牺牲者用生命铸就了忠诚的丰碑。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宁都起义的成功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主张具有强大感召力，也为红军增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红五军团在后来的长征中担任后卫，被誉为“铁流后卫”）。而那些为起义付出生命的将领与士兵，他们的名字或许已被岁月模糊，但他们的选择与牺牲，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宁都起义的精神，是爱国主义的升华，是革命信仰的觉醒。他们的功绩，人民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