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谷志标回忆贺龙带周逸群等7人回湘西再起

湘西再起

一九二八年春节刚过，平静的桑植四乡，忽然流传起一个不

寻常的消息:贺龙回来了。

贺龙同志家住桑植城北二十五里许的洪家关。他父亲贺士道是个勤劳的农民，有时也作裁缝。贺龙同志年幼时除了下田以外，也常跟随父亲到四乡找裁缝活干。后来他又跟随亲友在湘鄂川黔边埠贩运茶叶、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帮助父亲维持家庭生活。在这种到处奔波的日子里，不仅使贺龙同志很快就对湘鄂川黔边境的风俗人情、山河城镇熟悉;同时也锻炼、培养了他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这些，对他后来献身于艰险重重的革命事业，特别能够在湘鄂川黔边境建立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贺龙同志出身是寒微的，可是提起他的名字，湘鄂西的人民差不多是妇孺皆知。这不仅由于他在民国初年用菜刀缴获盐局税警枪支的故事到处流传，他曾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和当过旅长，任过澄州镇守使，大革命期间又当过师长;主要原因是他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坚决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率领二十军会合叶挺同志的十一军，参加了世界闻名的南昌起义，英勇地向反动逆流放出了第一枪。在反动派刻骨仇恨并到处通缉他的同时，他获得了广大人民的爱戴与尊敬。

那时我正在洪家关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教书，听说贺龙同志回来了，我就同他的族友亲戚和南昌起义失败归来的旧部属，前去拜访他。

往访的客人对贺龙同志的归来，表现了热情的欢迎和诚挚的慰问，同时又向贺龙同志叩询了国共分裂和南昌起义的一些问题。贺龙同志带着愤怒的表情，把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的经过，大略说了一番之后，接着又把他革命到底的决心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国民党说共产党是洪水猛兽，可是劳苦大众都说共产党是救星;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没找到，现在找到了，就跟他走到底。国内军官有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各有派系;我咧，杆子系吧。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只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救国救民，才有真正的出路。共产党一定能成功，蒋介石一定垮台，乡亲们看吧。”

由于贺龙同志严正地斥责了国民党的叛变，使大家对当时的局势，有了正确的了解，并得到很大启发，因而对贺龙同志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毅然参加革命斗争的英勇行为，都表现出景仰和拥护。话题又转移到贺龙同志如何回到桑植的方面来。这时，贺龙同志带着固有的开朗笑容，向大家描述了一路上的经历。这时我们才知道贺龙同志原来是这样回到桑植的: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贺龙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汕头经香港转到上海。当时党中央准备派他到苏联去学军事，他考虑了一番之后，回答说:“中国字我认识的都不多，恐怕学不了俄文。党相信我，还是让我回湘西拖队伍吧。”

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就派遣原在二十军当师长的周逸群和卢冬生等七个同志，并组织了湘鄂边前委，由周逸群同志任书记，和他一起到湘西建军，开辟根据地。

他们都化装成商人，混在旅客当中，溯江而上，到了汉口。

当时湖北省委正在组织武汉三镇暴动，省委就委任贺龙同志当起义军总指挥。于是他们就留在汉口，在东方旅馆旁边租了一所房子作为起义军总指挥部。过了几天，暴动计划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单等阴历腊月二十三日晚上，乘人们“祭灶”燃放鞭炮的时机举义，同时号召工人罢工。不幸，腊月二十二日，我党的一个印刷厂被破坏，暴动计划、宣传品都落到敌人手里，于是敌人就挨门挨户的通知:“准备油盐柴米，准备美孚灯，共产党要暴动，工人要罢工啦1”同时街上岗哨密布，大批的巡逻队也装上刺刀，占领了重要地点。下午六点钟起，全市戒严，路上就断了行人。此外，敌人还严密地搜查共产党员，破坏党的机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作为起义军总指挥部的房子，原是印刷厂出铺保租下来的。印刷厂既遭破坏，而且起义也不能举行了，省委就决定要贺龙等同志立时撤离武汉。于是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就于腊月二十三日上午从中共湖北省委那里拿了两支短枪，离开汉口。当时汉口江岸岗哨林立，搜查很严。贺龙同志化了装，剃了胡子，戴了副眼镜，穿了一身皮大衣，狐皮领子上还围了条围巾。到了江汉关，他自动掀开自己的大衣走到哨兵面前叫道:“喂!来检查!来检查!”哨兵看了他的打扮，认为是资本家，就让他过去了。

他们上了预先租好的江轮。船上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一见贺龙同志，就机警地把他让到账房里坐。他刚进账房坐下，那个账房先生对他左看右看，打量了好半天，然后问他:“你先生贵姓?”他说:“我姓王。”账房先生说:“你不姓王!”他说:“不姓王姓什么?”账房先生说:“你是贺龙。”他沉着而严肃地回答说:“是贺龙就是贺龙，你知道是贺龙就要负责送到!”账房先生连声说是。水手、工友们都是同情革命的，为了保护这位不平凡的客人，也不拉汽笛，就开船了。当时江中广西军队的巡江划子很多，一见这船开走，赶紧追了上来。账房先生立即让贺龙同志躲好;水手、工友们也都急中生智地弄断了汽笛的绳子。巡江划子靠拢了船，一群荷枪实弹的桂军拥上船质问道:“为什么不拉笛就开船?”账房先生指着断了的绳子说:“不是不拉笛，绳子断了，我们正在接。”

水手、工友们跟着解释:“没错，船上尽是我们的四川客，经宜昌回家过年的。”但是他们还不相信，掏出贺龙同志的照片，在“旅客”中对照。也没有对照出来。一位船员急忙拿出几条香烟，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走了一天一夜，过了新堤，贺龙同志向船家打听哪里有团防，有枪，打主意先弄几根枪。船上人告诉他，观音洲上有一小股团防，有几支枪。船靠了岸，贺龙同志找到团防的队长，劈面就说:“我是贺龙，要借你们的枪。我可以打收条给你。”那队长一听说他是贺龙，张嘴结舌吓坏了，只听门口“啪”的一枪，卢冬生同志解决了卫兵，同志们把四根步枪，四支驳壳枪全提到手。

船又走了一天一夜，在石首县一个镇上和他事先派到长江两岸来活动的贺锦斋同志会合了。贺锦斋同志已经组织了一百多人。贺龙、周逸群同志和他们开了几天会，说明这次返湘鄂西的任务是组织红军，一开辟革命根据地。会后，他们就开始积极活动，打土豪、宣传土地革命，解决土匪武装并打下监利县的朱河镇，部队发展了一些人。贺龙同志还以“北路游击总指挥”的名义出布告、贴标语，一方面扩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想让地方党知道，以便取得联系。在路上过了阴历年，他们和当地党的组织还没取得联系。有一天到了下车湾，贺龙同志看见从南岸砖桥划过来一只小船，船上下来一个人，一直向他走来。到了面前突然向他鞠躬说:“报告总指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他连忙回答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呀!”那人说:“我叫张天辉，南昌起义以后我在工农革命委员会当过科长。”他一想有这么个人，就说:“好，你知道这里有党的组织吗?”那人说:“有，我们有十几个党员，成立了一个支部，石首中心县委的负责人和住的地方我也知道，可是没有介绍信，他们不联系。”贺龙同志就带了他去见周逸群同志，决定由他担任交通，用湘鄂边前委和他们二人的名义写信去和石首中心县委李兆龙等同志取上了联系。石首中心县委把他们留下来，要他们和大革命时留下的两支农民武装一起参加监利、华容、石首、南县等县的年关斗争。他们就在大江南北贴标语、打团防、打土豪。由于当时多数群众对打土豪有很多顾虑，一路上他们就将没收的土豪恶霸的财产，沿着大路、河堤撒下，让贫苦农民去拣;有时红军还预先调查清楚乘夜晚给贫苦农民送上门去。这样渐渐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后来，贺龙同志又带部队在长江北岸消灭了三股土匪，缴获了很多短枪。这时部队发展到近一千人几百根枪。不久当地党组织就提出打监利的任务。由于部队缺乏训练，弹药也不足，特别是敌情有了变化(原来说县里是一个团防，后来增加成了一个旅)，结果枪一响，两个大队长都负伤了‘农民自卫军也有些伤亡。他们没打过硬仗，一碰钉子就撤了6监利没打下来，农民自卫军各自回到自己的地区，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也都不辞而别。

为了继续发展革命力量，根据联席会议决定，贺龙、周逸群等同志把所有的武装都留归石首中心县委领导，他们只带少数自卫武装回湘西去开辟工作。

一天傍晚，他们经过临澧县，在一个镇子上的饭馆里吃饭。

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同时一队反动军突然在饭馆附近出现。

他们正准备掏枪抵抗，一个军官却毕恭毕敬地向贺龙同志敬礼。

同行人都暗暗吃惊，知道已被对方发觉了。可是贺龙同志却镇静地问那个军官为什么向他敬礼，那个军官回答说:他原是贺龙同志在大革命前往澧州镇守使时的部属，现在已升任临澧县警备队长了，今天是到此地抓伕。贺龙同志笑着问他:“你是不是也抓我?”那个军官也笑着回答:“我负责保护你，镇守使放心好了。”

“那么请你给我找个房子，我们要在这里过夜。”果然当天晚上，贺龙同志就在那里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二月二十二日，贺龙同志经石门蒙泉乡住了三天。这里党的基础较好，贺龙、周逸群同志准备和当地的党组织发动武装斗争。

因之，派人与石门县委联系。不幸，石门党领导中、北两乡农民举行的年关暴动已经失败，反动武装到处捕捉共产党员。豪绅地主也与反动军队勾结在一起，召集打手，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

他们的口号是:“招尽天下刀客，杀尽共产党人”，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由于敌我斗争紧张，敌人的戒备十分森严，而敌四十三军也正源源开往石门镇压革命运动，县委又分散隐蔽。派去与县委联系的同志仅在石门县大街上遇到县立中学教员宋人杰同志，没有和县委联系上。宋人杰同志对他说:“请你拜上王大老板(贺龙同志化名王国珍)，这里生意不好作。”

在石门站不住脚，贺龙、周逸群同志才决定取道慈利的杨家溪回桑植。

这时国民党政府已经知道贺龙同志回到湘西，就调遣了几个县的武装埋伏在通往桑植的要道口上妄想逮捕他。桑植县的民团头子陈策勋，因他的叔父陈图南(原独立十五师参谋长)在南昌起义前反对革命，被贺龙同志处决，所以他也在桑植要路口埋伏好，扬言要为他叔父报仇。尽管敌人张下罪恶的罗网，但是由于贺龙同志在湘西有很高的声望，许多开明人士暗中把路上情况透露给他，有的民团甚至排队相迎，并派人护送他。这样，贺龙同志才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家乡桑植—革命的发展基地之一。

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僻居一隅的桑植县的革命运动，也曾轰动一时。领导这次革命运动气的有谷及峰、彭玉珊等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原在长沙、常德两地的中等学校读书。他们回到桑植，很快地发动农民，组织起县的农民协会和各乡的农民协会。当时的反动头子大恶霸朱愚农百般阻挠、破坏，经过数次械斗，朱愚农的反抗才被广大农民打垮，而恶霸朱愚农本人，也被农民处死。

铲除了朱愚农，人们莫不拍手称快，而一般的豪绅地主，则闻风逃匿，桑植县内的革命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在这时，“马日事变”的消息传来了，反动派又复猖撅。原在桑植的共产党有的被捕牺牲，有的潜逃别处。谷及峰等同志，后来都在长沙、常德壮烈牺牲。贺龙同志回来时，农民运动已被镇压下去，这一良好的群众基础未得到利用，只好从改造旧部队着手。

当时，桑植县内有八个乡，各乡的地方势力派，都拥有枪枝，素称“八大诸侯”。他们有时称兄道弟，有时又互相火并。贺龙同志回桑植后，他们都来渴见。贺龙同志就正色告诉他们:“大家不要自相残杀。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了，我是共产党。

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红军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看你们愿不愿意参加。”结果这些队伍大都愿意改编，接受贺龙同志的指挥。与此同时，南昌起义前曾在他部下当营长的王炳南、李云清，都各带着二、三百人枪前来投奔，贺龙同志又以他姐姐贺英的队伍作基干，便根据党中央的授意，成立了工农革命军，贺龙同志任军长。后来又派师长贺锦斋四处活动，扩军筹炯，宣传革命主张。

部队刚编起两个团，反动军队就来进攻。当时部队内部很不纯洁，其中有些流氓、旧军人，算不得真正的革命武装，地方性大，战斗力不强，和敌人一接触，逃散的很多。这时，有的旧式的农民武装首领就各带各的部队，跑回自己管辖的地区去了。贺龙同志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就说:“就象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一下都散了。”部队被打散以后，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分了手。

周逸群同志过江到了宜昌，建立鄂西党的特委，组织与领导鄂西的武装斗争，后来和段德昌、段玉林等同志一起建立起红六军。

贺龙和卢冬生等同志，则带领少数人员，在桑植、鹤峰等县坚持与开展游击战争。

六月，正是在石门南乡起义的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与湖南反动军队苦打血拚的时候，石门党组织派盛联熊等同志到堰垭会到贺龙同志，要求前去支援。七月初，贺龙同志率领部队到达石门北乡，一面发动群众，一面配合策应四支队作战。这时工农革命军仅有一千余人，长短枪七十余支。

八月十日工农革命军驻在石门县的仙阳、新开寺一带。翌日拂晓，工农革命军突然遭到石门团防大队四百余人偷袭。全体人员奋起抵抗，当地共产党员曾庆轩同志也领导农民大刀队参加作战，但是由于敌强我弱，作战二小时，向磨市退却。是役，刚到工农革命军不久的参谋长黄鳌同志壮烈牺牲。

九月初，工农革命军进驻泥市，又遭到反动武装罗效之部的袭击，战斗四小时，贺锦斋同志在黎儿垭战死。不得已，又向南北墩退却。

由于工农革命军枪支太少，弹药奇缺，经验不足，加之长期和党失去联系，得不到指导，在石门游击了两个多月，失利数次。

贺龙同志接受了失败的经验教训，想一切办法和湖南省委、鄂西特委取得了联系，随后，党组织时常给予指示，并不断派人来帮助他，这样，贺龙同志就决心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吸收贫苦农民和进步的爱国知识青年作骨干，加紧训练，革新部队风气，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时又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因之，后来虽也受过几次大小挫折，但是贺龙同志有着百折不挠的决心，和顽强的斗争意志，他始终坚持武装斗争，坚信革命必然成功。在党的领导与广大人民支持下，工农革命军(后称红四军——也就是红二军的前身)终于开辟出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逐步发展和壮大了自己，使之成为一支坚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战的革命武装。

一九七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