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战国商海识时变，治生之祖传千年

周显王二十五年，洛阳城的晨光刚漫过护城河，西市的粮行却已炸开了锅。几个粮商围着一个身着素色绸衫的中年男子争执，唾沫星子几乎溅到他腰间系着的铜带钩上。

“白先生，你这是要断我们的活路！”胖粮商王老三拍着粮囤，粗声粗气地喊，“今年关中大旱，粮价刚涨三成，你倒好，竟按原价开仓售粮，还让不让人活了？”

被称作“白先生”的男子正是白圭，他刚从河东郡收粮归来，眼下正蹲在粮囤边，用手指捻起一把粟米仔细查看。听见王老三的怒吼，他缓缓直起身，目光扫过围拢的粮商，声音平静却有力：“诸位且看，这粟米颗粒饱满，是去年的陈粮吗？”

粮商们面面相觑——白圭粮行的米，确实都是当年新收的粮食，颗粒分明，没有半点儿霉变。白圭又道：“关中大旱不假，但河东、河内两郡今年雨水充足，粮食丰收。我已从两地运来十万石新粮，若此时哄抬粮价，百姓买不起粮，恐生民变。诸位若愿随我平价售粮，日后粮荒时，我自会与诸位共渡难关。”

王老三等人虽心有不甘，却也知道白圭的手段——三年前魏国闹粮荒，白圭提前从楚国购粮，不仅救了洛阳百姓，还让跟着他的粮商赚了安稳钱。如今见白圭态度坚决，又有实打实的新粮作底气，几人终是松了口。

此事很快传到洛阳令耳中，令尹亲自登门拜访。彼时白圭正在后院教儿子白明辨认粮种，见令尹来访，忙起身相迎。令尹握着他的手笑道：“白先生平价售粮，解了百姓燃眉之急，真是洛阳之福啊！只是我有一事不解，你放着高价不赚，为何偏要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白圭引令尹到堂中坐下，亲手斟上热茶，缓缓道：“令尹可知，商之要义，不在‘逐利’，而在‘识时’。去年我途经河东，见当地土壤肥沃，雨水调匀，便知今年必是丰年，于是提前与当地农户定下收粮契约，以高于市价一成的价格预订新粮。如今关中旱，河东丰，我以平价售粮，一来可安民心，二来能让百姓记得我白圭粮行的信誉，三来还能为日后收粮铺路——这般长远计较，可比一时的高价赚得多。”

令尹闻言，不禁抚掌赞叹：“先生真是深谋远虑！只是我听闻，去年你在邯郸做布匹生意时，也曾舍弃短期利益，这又是为何？”

提起邯郸之事，白圭眼中闪过一丝回忆。那是周显王二十二年，他刚涉足布匹贸易，便遇上赵国与中山国交战，邯郸城的布价一夜暴涨。当时他手中有一批从鲁国运来的细布，伙计们都劝他趁机抬价，可他却下令按原价出售，还额外给守城士兵每户送了两匹布。

“那时邯郸城人心惶惶，百姓都在囤积物资，若我再抬价，只会加剧恐慌。”白圭呷了口茶，继续道，“我给士兵送布，一来是敬佩他们守城辛苦，二来也是为了打通运输通道——果不其然，后来中山国撤军，赵国官府为感谢我支持军需，特批我粮布贸易免税三年。这便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道理。”

令尹听得连连点头，正要再问，却见白明匆匆跑进来，神色慌张：“父亲，不好了！我们运往大梁的粮船，在黄河渡口被人扣下了！”

白圭心中一紧，却没有慌神。他知道大梁是魏国都城，近期魏国正与韩国争夺上党，粮道管控极严。“扣船的是官府还是私商？”他沉声问道。

“是魏国的粮官赵大人，说我们没有通关文牒，要没收所有粮食！”白明急得额头冒汗。那批粮食有三万石，若是被没收，不仅损失惨重，还会耽误与大梁粮行的约定。

令尹见状，忙道：“先生莫急，我与魏国的粮官有些交情，我这就修书一封，帮你疏通疏通。”

白圭却摆了摆手，起身道：“多谢令尹好意，但此事我自有办法。我早听闻赵大人是个清官，只是行事刻板。他扣粮船，无非是担心粮食被走私到韩国。我这就亲自去大梁，向他说明情况。”

次日清晨，白圭带着随从赶赴大梁。到了黄河渡口，他果然见到赵大人正站在粮船边，面色严肃地指挥士兵清点粮食。白圭走上前，拱手道：“赵大人，在下白圭，是这批粮食的货主。听闻大人因通关文牒扣了粮船，特来解释。”

赵大人斜睨了他一眼，冷声道：“你可知私运粮食出境是重罪？如今魏韩交战，粮食乃是军资，你若拿不出通关文牒，这粮食只能充公！”

白圭不卑不亢地说：“大人误会了，这批粮食并非运往韩国，而是要交给大梁的‘和丰粮行’。和丰粮行是魏国官府指定的粮商，专为大梁百姓供应粮食。我这里有和丰粮行的购粮契约，还有洛阳令尹的推荐信，烦请大人过目。”

说着，他将契约和推荐信递了过去。赵大人接过一看，发现契约上确实有和丰粮行的印章，推荐信也盖着洛阳令尹的官印，神色缓和了些。可他还是有些疑虑：“即便如此，你为何不提前办好通关文牒？”

“实不相瞒，”白圭叹了口气，“这批粮食是我接到和丰粮行的急信后，连夜从洛阳调运的。他们说大梁百姓近期购粮困难，若不尽快运粮，恐生骚乱。我为了赶时间，便先运粮，再补办文牒。还望大人念在百姓的份上，通融一二。”

赵大人沉默片刻，抬头看向白圭：“你句句都提百姓，莫非是想拿百姓当挡箭牌？”

白圭正色道：“大人，我经商三十年，始终信奉‘薄利多销，惠及百姓’。若只是为了赚钱，我大可将粮食运到韩国，那里的粮价是大梁的两倍。可我知道，大梁百姓需要粮食，魏国官府需要稳定，我若只顾私利，便是失了商人的本心。”

赵大人被白圭的话打动，又想起近日大梁城中确实有百姓抱怨买不到粮，终是松了口：“罢了，看在你是为百姓办事的份上，我便先放你通行。但文牒你需尽快补办，不可再有下次。”

白圭连忙拱手道谢，看着粮船缓缓驶离渡口，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一旁的随从不解地问：“先生，您为何不直接用高价打通关节，反而费这么多口舌？”

白圭笑道：“经商如做人，诚信为本。若靠行贿通关，今日能过黄河，明日未必能过鸿沟。只有守住本心，才能长久立足。”

此事过后，白圭的名声在魏国也传开了。和丰粮行不仅按约定付了粮款，还与他签订了长期合作契约。此后数年，白圭的生意越做越大，从粮布贸易扩展到盐铁、丝绸，足迹遍布战国七雄。他始终坚持“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之道，不仅积累了巨额财富，还多次在灾荒时开仓济民，深受百姓爱戴。

周显王四十四年，年近七旬的白圭回到洛阳，将生意交给儿子白明打理，自己则闭门著书，总结一生的经商经验。临终前，他召来白明，指着案上的《治生之术》手稿，轻声道：“为商者，不可只重利，更要重义；不可只看眼前，更要观长远。你记住，能识天时、察地利、懂人和，方能在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

白圭去世后，他的经商理念被后世商人奉为圭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他为“治生之祖”。两千多年来，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近代的商贸往来，白圭的“时变”之道始终影响着商人——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一时的暴利，而是顺应规律、惠及他人的长远经营。这不仅是商道的智慧，更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即便在今日，仍值得每一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