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费孝通赴大瑶山考察的背景、行程、方法及成就（莫金山）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5年10月，费孝通、王同惠夫妇赴大瑶山考察，既是现实政治需要，也是学术发展的要求。行程艰辛，代价沉重。他的学术方法，在此次考察得到首次实验，并发生从体质人类学到社会人类学的转变。其考察获得的丰硕成果，给后人了解大瑶山瑶族文化留下翔实、珍贵的资料，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打下最初的基础。

背景

既是现实政治需要，也是学术发展的要求

1935年10月21日，费孝通携夫人王同惠进入大瑶山调查，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1925年7月，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统一广西后，为了加强对广西的统治，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大力推行乡村基层建设，通过行政编组，理顺了基层行政体系。接着，又实行“三位一体”制度，将乡村基层的公所、民团、学校三种机构有机统一起来。同时，又培训青年知识分子担任乡镇基层干部，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力图巩固他们在乡村的统治基础。

1932年春，桂北的兴安、全州、灌阳、龙胜等县爆发了反抗地主阶级和官府压迫剥削的瑶民起义。几名手无寸铁的宗教道师通过举办“开天醮”，宣传“盘王将出世，瑶民要翻身”，聚集三四万人起义，建立政权，自封“总统”“元帅”“瑶王”“军师”。新桂系广西省政府惊恐不已，调动桂系第七军主力和地方民团约3万人，由第七军军长廖磊率领，配备飞机、机关枪、迫击炮等现代化武器，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这一事件的发生，使新桂系深刻认识到必须加强对山区苗瑶等少数民族的管控，广西省政府于是制定并颁行《苗瑶民户编制通则》。但是，要将这套政策落实下去，达到管控的目的，必须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并使昔日的传统社会管理组织与现代社会管理机关相衔接，发挥辅助作用。

广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历史上有骆、越、俚、僚、狼、僮、仲、黎、蛮、瑶、苗、侗等民族（族群），他们是否为同一民族？如是同一民族，为何有那么多且复杂的称谓？他们与现实的民族有何联系？如何识别、治理和管控这些民族？这些也是新桂系广西省政府面临的问题。于是，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室”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即少数民族）的课题，向社会公布。

在这一背景之下，民族学得到重视。

民族学在中国被视为研究少数民族的一门学问，1926年才从西方舶来。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该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法制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民族学4个组，他亲自兼任民族学组的组长。

1928年5月10日，辛树帜率领中山大学考察队到广西大瑶山考察；7月22日，中央研究院派颜复礼（F.jaeger）和商承祖二人赴广西凌云县考察。这两次考察都取得很大的成绩，奏响了中国近代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开场曲，给人们了解瑶族历史文化提供了基础资料。

对当时的广西省政府来说，这些考察资料仍嫌不足，时短面窄，不够专深。辛树帜率领中山大学考察队赴大瑶山考察，他们是生物系的老师，重点是“生物动植物采集”，民族文化考察只是副业。颜复礼是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当时蔡元培聘他为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商承祖是德语译员。他俩对瑶族社会情况并不熟悉，考察时间又短促，所著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一书内容简单肤浅，文辞干涩，多作现状描述，缺乏深度探究。

刘锡蕃时任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所长，著有《岭表纪蛮》一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记录虽然繁复，但仍脱离不了“旧时代”的印记。

于是，用新知识和科学办法，请知名大学人员来考察研究，就成为一种需求。

在这种背景下，清华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师生和费孝通先生就被广西省政府和教育厅注意到了。

费孝通，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人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

史禄国是“体质人类学”的先师，他认为“ethnos”（民族性）是人们的群体——说同一语言，自认为出于同一来源，有相同的血缘，具有完整的一套风俗和生活方式的人类共同体，这些要素可以作为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依据。因此，每个民族（族群）的体质形状是不同的，是可以测量和计算出来的。这套理论与如今的分子人类学，用人类基因来识别民族（族群）很相似。这种理论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简单、有效的研究新方法。

年轻的费孝通在史禄国门下求学，深信“史说”。用所学知识，为现实服务，为民族文化工作作贡献，在这过程中同时检验所学知识方法的可行性，成为费孝通的心愿。

王同惠（1910—1935），河北肥乡县（今肥乡区）人，1930年进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与费孝通是师兄妹关系。

相同的爱好，频繁的接触交往，二人之间渐生情愫。

1935年8月，费孝通即将毕业，获得广西省政府赴大瑶山进行特种民族实地调查的邀请，王同惠要求一同前往。为了方便同行，他俩在未名湖畔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其后离开北平（今北京），先到上海，再乘船到达广州。

行程

艰辛困苦，代价沉重

费孝通、王同惠的结婚照

1935年9月18日，费孝通、王同惠从广州来到南宁。在南宁，他们前后逗留了20天，主要工作是参加省教育厅厅长雷沛鸿主持召开的国民基础教育讨论会，与该厅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室的人员一起制订社会调查方案、行程、任务和要求，查阅资料，撰写和递交《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文明特性研究计划》。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认为，这个计划符合广西苗瑶教育委员会和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室的需要，批准了他们的计划请求，资助经费3万元，由省教育厅科员唐兆民、张荫庭陪同前往（一说张荫庭是象县教育科科员，似误）。

唐兆民和张荫庭曾于1934年受广西教育厅的委派，到桂平、平南、武宣等县（大瑶山边缘）主持开化大瑶山的教育工作，对瑶族文化教育有一定的了解。

在南宁，费孝通、王同惠得知广西少数民族人口约有70万，在南宁办有省立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面向全省少数民族聚居区招生，有瑶、苗、侗、彝各族学生共40多人，而以瑶族为最多，很感兴趣，便前去参观考察。在该所，费孝通测量了40名学生的体格，其中，瑶族30人，苗族5人，彝族4人，侗族1人，瑶族学生体高平均157.56厘米，头形指数平均81.53，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在体高和头形指数颇近于高丽华东人民。”这个结论让许多人产生怀疑和非议。

青年时期的费孝通

10月8日晨，在微雨中他们搭乘长途汽车离开南宁，经宾阳，向柳州进发，16时30分到达柳州，住在鱼峰山脚下的乐群旅行社。

12日11时，他们离开柳州，坐小火轮顺柳江而下赴象县（今象州县），用时12个小时，于半夜到达。

今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历史上属于象县管辖区域，1932年，广西省政府颁布各县苗瑶编户制通则后，象县派官员到六巷动员瑶民接受“开化”政策，建立小学，接受近代教育。在象县，费孝通一行得到教育局的支持和接待，逗留了6天时间，测量了当地人民的体格，一共测量116人。

10月18日9时，他们坐轿子从象县县城出发，经过寺村镇，傍晚到达百丈村。

10月19日、20日，他们在百丈村公所测量29人的体格，平均体高为163.50厘米，平均头形指数是81.19，比县城居民身形略高，头形略圆。费孝通说：“象州县城到百丈乡相差仅68里，体质上已经如是分别，可见广西人种之复杂。”

10月21日，他们坐轿子从百丈乡向大瑶山进发，螳过界岭河，翻越凤凰岭，道路“峻恶难行，忽而缘峭壁，忽而过独木，下轿不止十余次，屡次颠扑滑跌”，王同惠的脚在山道上被擦破皮。在克服种种困难后，天黑时他们到达今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王桑屯。

王桑是花蓝瑶的村落，姓胡，他们入住村长胡扶甘家。费孝通写道：“当时，天已经黑了，他们没有灯，就用松木条燃着火取光。松木条就放在铁片或铁丝结的网上。松木燃着时，放出一种令人想到年景的香气。融融一室，主客欢笑，多年没有回过乡的我，在这种香气中，更觉得人情的深厚了。”

费孝通拿出自己带来的香肠，主人炒几个菜，温了壶酒，团坐一桌，主客倾杯，有一见如故之感。费孝通写道：“依他们的风俗，要表示好感，就得两人在对方的手中，互相干杯。要做民族学研究工作的人，不会喝酒是不成的，史禄国先生已屡次劝过我学习。在一生人面前，不能畅怀豪饮，无形中就会主客之中造下一道心理上的隔膜和怀疑。这时我才感觉到喝酒的重要了。”

费孝通很有感触地说：“要研究民族学，在实地观察中最重要的精神是坦白和诚实，坦白和诚实能贏得同情，也可以避免危险。”

第二天，他俩在王桑测量了11人体格。

10月23日9时，他们动身去门头村。从王桑到门头有15公里，这里的山路同样难行，道路湿滑，王同惠前日的伤口未愈，行走异常辛苦。

王同惠写道：

前面的瑶人挑着我们的行李轻松地一步紧跟一步地往前走去，不肯稍停。我们又不认识路，生怕走迷了，死在山里也没人知道，只好紧紧地跟着，心里却千后悔，万后悔，不该到这种地方来。不多时候，前面忽然没有了去路。这时我们已被丢下，连前面挑夫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山是陡得站不住人，下面是十几丈的山谷。山水从山顶上泻下来挡着去路。四下里听不到半点人声，只有永远响不住的水声。这时我简直累晕了，想来想去，身到此境，前进既不易，后退也不行，抱怨别人更无济于事，只好坐在山石上停一会儿再说，约莫有10分钟光景，才气呼呼地把两只手抓住一块怪石，像狗一般地爬了过去到了门头，我早就累昏了，什么话也不想说，孝通还有余力问长问短。

此段文字似是不吉利的预言、预兆。他俩后面的遭遇和不幸，似乎是一种应验，一语成谶。

门头瑶族和王桑瑶族是同族系，都是花蓝瑶。当晚他们夜宿村长胡明府家中。

10月24日，他们在门头村测量了19人体格。28日，他们离开门头，向六巷行进，入住乡长蓝扶宵家中。

蓝扶宵是大石牌头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清右江道总兵官李国治率清军进入大瑶山镇压“三点会”，蓝扶宵率石牌兵配合官军行动，立有战功，后被李国治封为六巷团总，得五品军功花翎顶戴，管辖六巷、古陈、门头、大登一带方圆百十里138户瑶民。

1934年，新桂系象县政府开化六巷后，委任已64岁的蓝扶宵为六巷乡乡长。蓝扶宵虽长期担任石牌头人和乡长，但无薪俸，一切开支均自筹。费孝通说：“蓝扶宵自己耕地过日，他的经济生活一点也没有超出一般情形之上。”

蓝扶宵的儿子蓝济君是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首届毕业生，费孝通说：“他能说通顺的官话，剪发易服，穿了广西公务人员的灰布制服，简直看不出他是瑶人了。”

10月29日早晨，他们打算进行人体测量，但六巷村村民不愿配合测量，在蓝济君反复催促下，才来了5个人。这个数据远远不能满足研究之用，费孝通深感失望，于是决定以六巷为中心，向周围的村寨扩展，以期获得更充分的资料数据。王同惠因身体不舒服，留在六巷做社会组织调查。

从11月1日起，费孝通、张荫庭两人，由六巷瑶人阿勇挑行李并做向导，先后到大橙、古浦、冷冲、中庙、新村、盆架等村屯进行人体测量。11月13日，在微雨中他们回到六巷，前后13天。

王同惠（左）与瑶族群众

这期间，王同惠在六巷调查的内容有舞蹈、度斋（成人礼）、甘王崇拜、石牌制度及其作用、民间纠纷的调解方式、土地占有方式、婚姻制度、鸟鱼肉的腌制方法、餐饮习惯等。

在六巷，他们前后逗留了25天。11月21日，他们离开六巷，动身前往古陈村。到古陈村后，费孝通已不再热衷人类体质的测量，而是静下心来，整理所得的资料。

12月16日，两人从古陈村向罗运村转移路途中，因迷路，费孝通误入瑶民设置的捕兽虎阱，身受重伤，王同惠外出呼援，不幸跌入山涧。此时，她与费孝通结婚才108天。费孝通得到村民的救护。村民搜寻7日，才在山涧找到王同惠的遗体，抬回到下古陈村，举办悼念仪式。

12月23日，5位村民抬着身受重伤的费孝通和王同惠遗体，从下古陈村出发，到平南县管辖的花槽屯住宿，第二天经平南县鹏化乡到桂平县江口圩，即将王同惠遗体装棺下船。轮船到达梧州，王同惠遗体由友人华毕等人起岸，安葬在梧州市西山公园。费孝通拖着半残之身亲笔为爱妻写了墓碑和碑文，碑文深情写道：

…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

其后，费孝通换船直下广州，其二姐等人将他送入广州市柔济医院留医。不久，他经广州到上海医治遗伤一段时间，然后独自由上海回到了北平。这次考察以悲壮的结局告终。

在留医期间，费孝通整理所得的资料，写成《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蓝瑶社会组织》（以下简称《花蓝瑶社会组织》）的书稿，以王同惠的名字，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费孝通在此书的“编后记”中说：“我在此附带声明，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

正是这种坦荡的胸襟，无怨无悔的情怀，使他俩获得瑶族群众的爱戴和支持，获得很多真实材料，取得不凡成绩。

方法

从体质人类学到社会人类学的转变

一般说来，年轻人做事，方法都较简单。而年轻的费孝通赴大瑶山考察时，方法并不单一，而是多种的，如“社区研究法”“局外观察法”“参与观察法”“经济统计法”“逻辑推理法”等，但是最主要、最用功的还是“体质测量法”。

与鲁迅、郭沫若等人一样，费孝通早年也是学医科的。读了两年医预科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变化，改学社会科学，1930年他转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1933年毕业后，在吴文藻老师的推荐下，进入清华大学学习人类学，有医科基础的他选择将“体质人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费孝通携王同惠一起到金秀大瑶山考察，他俩的分工是，费孝通作瑶族群众的体质测量，王同惠作民族社会调查。当时所获得的体质测量资料在1946年昆明发生的李公朴、闻一多事件中丢失，但其中的一部分成果保留在《桂行通讯》中，这些成果说明什么问题，费孝通没有说明。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大瑶山考察活动使费孝通的思想和学术兴趣发生很大的变化。《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作为本次考察的副产品在离开大瑶山后的几个月就整理完毕，并付梓发行，而作为主攻的“瑶族体质测量”报告，却迟迟不见刊行。此后，这些测量材料被费孝通带到英国，又带回国，辗转来回，至1946年丢失，前后11年未整理出版。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又4次到大瑶山考察，也没有继续作体质测量。1994年，费孝通在《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一文中说：“在六十年里，我确已把体质人类学束之高阁，没有整理过。”可见，离开大瑶山后，他对体质人类学就不再感兴趣。

费孝通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一文中说：“我作为体质人类学者进入大瑶山，而出来时成了社会人类学者。瑶山之行后，我再未研究体质人类学。”又说：“体质人类学在中国是一门没有机会发展的学科。”

笔者猜度，其中的原因是，大瑶山瑶族与华南各族都属于蒙古人种东亚型，在人类体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瑶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上，即表现为社会差异性而不是人体自然特性。费孝通日后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与他早年及时“转行”是分不开的。可见，大瑶山考察是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方向的转折点。

费孝通、王同惠的大瑶山之行，给后人了解大瑶山瑶族文化留下翔实、珍贵的资料，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打下最初的基础。两人赴大瑶山考察的成果，主要凝结在《桂行通讯》一文和《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中（注：以下所引，除特别注名，皆引自这一文一书）。

一是翔实记录了花蓝瑶的家庭社会生活。这次考察，他俩对花蓝瑶的家庭亲属关系、婚姻制度、节日庆典、宗教仪式、农事活动有详细的叙述，发现了花蓝瑶社会人口停滞和减少的事实。特别是经济生活和物价，他俩的叙述更有意义，如：

南宁过去的米价，十五六元一担（合50公斤），现在因小火轮和汽车道路修筑后，米价已减轻了一半。

从南宁到柳州700里路，车票每人13元，行李400斤，费洋37元8角，合每百斤行百里，1元3角5分。小车8小时可达，大车有时要10小时，平均小车每小时走25公里。

从象州县城到百丈村，有68里，坐两人抬的轿子，每顶轿子每天2元8角，每个挑行李的脚夫每天1元2角。行李300斤，费洋7元2角，合每百斤行百里3元5角，比南宁到柳州，贵了一倍多。

费孝通（左一）在六巷村考察时，与蓝阿勇（左二）、蓝济君（左三）、蓝扶宵（右三）、张荫庭（右二）等合影

进入大瑶山后，他俩注意到山主对山丁的租佃剥削关系。黄黔、古陈一带的坳瑶山主剥削盘瑶山丁，“每年每个壮丁，从15岁起到60岁，要给人头税，每人8毫钱”。

六巷村的山主，对盘瑶山丁“租金也很高，1000斤谷子的收入要给6块到4块钱的租，1000斤谷值30元左右，所以租金抵得收入的。给钱给谷子之外，盘瑶可以以人工来代租，每天一工算两毫钱，1000斤谷子就得二三十工”。

六巷村的山主“把田都租给盘瑶种了，每年可以拿1000斤谷子，不用费力而有收入；他们又有很多的树木，每年出卖给汉人1000株，可以坐收120块钱”。

六巷花蓝瑶“夫妇离婚，若没有生子，或生子死了，提议的一方，要被罚24元。瑶头要抽1元到10元不等，其余分给众石牌。若是有孩子的，就要罚60元。被动的一方无论有无子女，都可敲对方的竹杠，二三十元至100元不等”。

经济生活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价格是社会生产发展程度的指标，与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山主对山丁的租佃剥削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记述，了解20世纪30年代大瑶山的族际关系与人们之间的关系。

二是确定了金秀大瑶山5个瑶族族群的称谓。金秀大瑶山的瑶族由5个不同自称的族群所组成，即茶山瑶、坳瑶、花蓝瑶、山子瑶、盘瑶。由于人们对大瑶山缺乏了解，旧志中对瑶族的称呼可谓五花八门。“寨山”“粮瑶”“正瑶”“生瑶”“熟瑶”等称呼，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混乱的称呼仍然存在。

他俩进山考察后，根据这5个族群民间传统称呼，将大瑶山瑶族分为茶山瑶、坳瑶、花蓝瑶、盘瑶和山子瑶5种，不再使用“寨山”“粮瑶”“正瑶”“生瑶”“熟瑶”等称呼，为金秀瑶族“正名”，是他俩的一大贡献。

三是发现了3件石牌，剖析了石牌制度的内涵。费孝通和王同惠进山考察后，发现了3件石牌。第一件是无字石牌，第二件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元月二十六日所立的六巷石牌，第三件是1930年六巷村民所立的石牌。

石牌律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极具特色的习惯法，迄今为止已发现41件石牌。费孝通和王同惠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便发现3件，是很大的收获。

对石牌制的内涵，《桂行通讯》有很具体的阐述。他们认为，“石牌的狭义是指那刻着法律的石牌，但是在他们的实际应用中却是指整个的法制和行政制度，甚至指负行政责任的头目，这些头目他们就称为‘石牌头人’，或简称‘石牌’”。关于石牌头人的产生、待遇和权力，他们写道：

凡是石牌议决的，谁都要服从。石牌头人是一村中“最明白”的人，既不是世袭，又不投票选举，是自然领袖。所谓“有德者归之”就是这自然领袖产生的程序。他是一村的代表，由这些代表们议定的规则就是瑶山的法律。石牌头人并不是社会中的特殊阶级，同普通人一般工作，既没有薪水，又没有税收。若是他解决了一桩纠纷，两方服了就给他一些报酬。

费孝通和王同惠对石牌制及其头人的叙述真实可信，符合民族习惯法的一般原则，因此在其后有关石牌制研究的论著中，人们几乎都以他俩的论述为依据。

四是留下15幅珍贵的历史照片。瑶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上大瑶山又是“王化不及”之地，因此有关金秀大瑶山的文字资料极少，照片就更缺乏。费孝通、王同惠在离开北平南下考察时，其俄籍导师史禄国为之购买了一台性能极好、价值不菲的照相机。二人用这台照相机在六巷拍摄了不少的照片，有15幅收入《花蓝瑶社会组织》中，这是目前所见到的金秀瑶族较早的照片。

五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来源于大瑶山考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对中国民族理论最大的贡献。

1990年，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1990年民族研究学术会议”上，费孝通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他指出：“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络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费孝通在《简述我们民族研究的经历与思考》一文中坦言：“我这篇《多元一体格局》文章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我在大瑶山的实践中能看到民族认同的层次，再联系上中华民族的形成。”“金秀瑶山里现有的瑶族居民是不同时期从山外迁入的。这些从不同地区迁入的人，都是在山外站不住脚的，进山之后凭险而得生存下来。他们对内和平合作，对外同仇敌忤，形成了一体。山外的人称他们为瑶人，他们也自称是瑶人，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在我的心中，也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雏形。”

可见，大瑶山瑶族考察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根源。

1987年，费孝通勾画了自己学术发展的轮廓，说自己的行文格调在20世纪20年代末已经形成，治学方法在30年代中期已经奠定，基本概念在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前期大体建立。这里所说的“30年代中期”，即1935年的大瑶山考察。

费孝通和王同惠得出的结论是：“大瑶山真是一个民族学研究最适宜的地方。”

费孝通先生晚年说：“1935年瑶族调查是我学术生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