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坟被挖，城邑成墟，一个上古族群的可悲历史与复兴梦想

周公东征彻底平定殷人叛乱之后，决定执行当年周武王的遗命，夷平殷都，并将居住在那的残余死硬分子（殷顽民）全都迁徙到成周（注1）去，给田耕种，并加以严密监视和思想改造。

《逸周书·度邑解》载武王曰：“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

《尚书·多士》载周公曰：“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将你们迁到远方），比事臣我宗，多逊。”

《尚书·多方》载成王曰：“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是你们自作自受）！”

而对于接受改造的殷商贵族，成王与周公表示尊重他们的文化与祭仪（注2），并保留他们的领地和臣属（注3），以示怀柔。另据《尚书·多方》篇云：“惟尔殷侯尹民，……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足见所迁者地位都颇高，这就像秦汉也喜欢迁徙豪强与旧贵族到咸阳长安附近一样，说得好听就是接受王化，不好听就是改造收编。

李硕在《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中认为，殷人都迁离之后，周人系统而全面地摧毁了这座繁华二百年的殷商旧都，大火之后，富丽堂皇的商王宫只剩了灰烬和坍塌的成堆夯土，而方圆数公里内，数十个族邑聚落无一幸存。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片土地沦为荒野，曾经巨大的城邑永远从人间消失，只剩深埋在地下的墓葬和无数的甲骨卜辞，以及那些献祭殉人和奠基人牲。

随后，周人又挖开了商王陵区的几乎所有高级墓葬，连同十几代商王及其夫人的墓穴均遭到毁灭性破坏：被挖成锅底形状的巨大土坑，直径十几米、深十余米，椁室中的尸体和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劫掠和破坏完墓穴之后，这些巨大的盗坑又被周人费心费力回填，重新变成平地（注4）。看来，在彻底破坏之后，周人还有意识地要把这里变成被彻底遗忘之地。而考古在商王陵区域内发现的周人遗址，或许就是这些捣毁商王陵的人的生活遗迹。另据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可见早在西周初年，这里就已经是一片荒野废墟了。

李硕直言，这种规模的破坏行为与回填行为，绝对超出了盗墓贼的能力和作案条件，它只能是公开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由此推测，破坏王陵的行动即使不是周公布置的，至少也得到了他的默许。商王朝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他们恐怖的人祭习俗与宗教理念令周人感到厌恶与恐惧，所以必须捣毁他们的宫殿与陵寝，将这段恐怖历史彻底掩埋、遗忘。周公这一代人承受的负担，沉重到无法载入文字（注5）。要到三千年后现代考古才让它重见天日。

所以，考古虽然已经挖出了很多殷墟文物，但王陵中那些巨大而精美的青铜重器，大部分都消失不见了（注6）。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它们去了哪里，或许周人出于忌讳和厌恶，将商王的这些沾满了西土人牲鲜血的祭神法器全都融化成了铜锭或者铸造了其他铜器，以抹去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考古人员在被认为是殷商重臣崇侯虎都邑的西安老牛坡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其墓葬尤其是中型木椁墓均遭早期的严重盗掘，无一幸免，人架全部扰乱，墓主遗骸或被彻底扬弃，随葬品几乎无存，而从碳十四测定的年代看，该遗址被毁的时间，正与文献所载周文王伐崇相呼应。

最后，周公旦又将那些没有参与叛乱且较为安分的那部分殷人王族安置在商丘一带，称为“宋”，并封纣王的庶长兄微子启（注7）为宋公，以延续殷商的祭祀（注8）。商丘位于黄淮平原中心地带，是当年商汤灭夏之根据地，亦是商代晚期镇抚东南的基地，其周边遍布淮夷野人与古商族邑，周人想要直接统治治理是比较困难的，不如建立宋国封予亲周的商人。当初武王伐纣，微子启便是第一个带头投降的殷商贵族，而且广有贤名，深受殷遗民之爱戴，所以周公旦多加怀柔，给予其最高的公爵爵位。前面提到的关中微史家族，可能也是微子一族的家族支系，受微子之命主动到关中为周王室服务的。

基于此，周公还给予宋国“宾国”的待遇，并特准其享用天子的礼乐与祭祀规格而奉商之宗祀（其用享于乃帝考）。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后来宋成公来郑国坐客，郑文公不知应以何礼款待，郑国大臣皇武子就说：“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也就是说，宋国是周天子的贵宾，周天子祭祀祖先，也要分给宋国国君祭肉；周天子去世，宋君来吊唁，即将嗣位的太子对他必须行拜礼，以示双方平等。

但所谓贵宾，一是尊重，另外一面说来也是一种森严的客气，更带着一丝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警惕与固有歧视，总之完全信任是不存在的。周公旦不仅心狠，而且心细，当初他几经权衡，选了宋这个好地方，其安排颇有学问。宋位于河南东部的黄淮平原，表面看是很富庶，但却是夹于齐、鲁、卫、陈、蔡等诸夏大国与成周的肘腋之间，且四面都是平原，根本无险可守，一旦发生叛乱，很容易就能平定。所以历春秋战国一世，宋国一直富而不强，很难有扩张的空间。

这样，以宋公为首的宋人就成了天下间非常尴尬的一个族群。一方面，周朝统治者对他们并不放心，时常警惕；另一方面，宋人常以先朝贵胄自居，始终无法忘怀自己身为高等民族的往日辉煌，比如《诗经》有《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级别最高的《颂》就只有周王室的《周颂》、周公旦后裔鲁人的《鲁颂》，还有就是殷商后裔宋人正考父所作的《商颂》。而《商颂》中最有名的一篇《玄鸟》，就是宋君祭祀商代祖先殷高宗武丁的颂歌，歌曰：

天命玄鸟（注9），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从这首颂歌就可以看出，宋人始终保存着民族复兴的梦想。特别是春秋以来，周室衰弱，礼乐征伐开始自诸侯出，姜齐称霸，荆蛮兴起，一切都预示着周人的时代即将结束，殷商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若不奋起，要是被其他姓氏代周而立，那么殷人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春秋初期，就有贤君宋戴公铸“戴公戈”，上有“王商戴公”的铭文。宋以公爵却自称“王商”，此僭称王号，野心昭然若揭。更有后来宋襄公之孙宋文公被以天子之礼下葬，被天下称为“不臣”；另外战国时列国称王，宋国也先于秦赵燕韩，并因此颇受嫉视；这一切都显示着宋人对于复辟殷商之痴心迷恋，多年不改，无可救药。

注1：见《尚书·多士》篇《序》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成周在瀍河东，在瀍河西，还有一座王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又称洛邑，乃周人统治者所居。洛邑的位置，就在“有夏之居”也就是夏都二里头古城以西20公里处（《逸周书·度邑解》周武王言）。西周时，周天子常常亲镇洛邑，接受东方诸侯的进贡，并举办朝会，规划协调与支援东方各邦国的建立与发展。周平王东迁后，刚开始的东周都城实际也是在王城，后来周敬王为避“王子朝之乱”，才从王城迁都到成周。《汉书》认为，王城（洛邑）即汉代的河南郡郡治河南县城，而成周则是坐落在其东约20公里处的洛阳县城，也就是东汉首都洛阳城。经学家郑玄与杜预都支持此说法。

注2：见《尚书·洛诰》：“（成）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周成王在新建的洛邑举行祭祀，却仍用殷礼接见诸侯与殷商降人，可见周朝对殷礼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尊重。另据《春秋·哀公四年》记“亳社灾”及《左传·定公六年》记“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鲁的统治者是周人，便与阳虎结盟于周社；鲁的国人是殷商遗民，便与阳虎结盟于亳社，二者泾渭分明。此时去殷商灭亡已有六百余年，殷人之文化仍存，可见周人在鲁，不过是少数的统治者。而鲁国征伐邾、莒这些殷商的旧方国，也曾将抓到的俘虏献于亳社，用人做牺牲，以讨好国人。三桓中的季平子还因此遭到鲁国君子的严厉批评，说周公之灵恐怕再也不会来享受鲁国的祭祀了；毕竟，周公是华夏的人文始祖，可他的直系后代居然杀人祭祀？（《春秋·昭公十年》及《春秋·哀公七年》）。

注3：朱凤瀚在研究了大量西周殷人贵族墓葬青铜器后就认为：“周人对商人强宗大族虽畏其庞大而解析之，但对于其基层家族组织与贵族地位却准其依然如旧。”参阅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22年，第312-326页。

注4：殷墟最早的考古发掘主持者李济先生就指出，殷墟王陵的早期盗墓，其挖掘很明显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早期盗掘的痕迹往下达12公尺深，比现在的水平线低得多。盗墓者清楚地知道埋葬珍品的确切位置，他们把导坑几乎正好挖在木椁的顶端。所以李济先生判断这些盗墓约始于周朝，因在回填的盗墓的顶端发现一东汉墓。参阅氏著《安阳》，商务印书馆出版，2017年，87-95页。另外，李学勤也发现在周初的《何簋》铭文中，将周公毁灭殷为废墟的行为称之为“公夷殷”，并以此纪年。参阅李学勤：《何簋与何尊的关系》，《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2页。

注5：《史记》《左传》《竹书纪年》以及后世各种史料中都没有提及商朝可怕的人殉与人祭，《史记》上还称武丁在位时“修政行德，天下咸欢”，实际上武丁在位期间，屠杀数量之多，人祭规模之大，都骇人听闻，远非臭名昭著的商纣可比。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看到的史料也已经被周人系统性的修改过了。

注6：只有王陵外围的一些次等墓中出土了零星的劫余，如一吨以上的“后母戊鼎”，但这是从商王武丁的王后墓中出土的，并不在商王陵区。李竞恒指出，殷墟已发现八座亚字形大墓都遭受了深及椁底的大规模破坏，周人甚至还在商王陵区埋葬夭殇而逝的婴儿瓮棺以为厌胜。参阅李竞恒：《天命中的“王权与神祇”》，原载于《书屋》2017年12期。

注8：甲骨文与金文的“宋”字，作庙内有一木之状。《说文》中“宋”的定义是“居”，其意义可能由祖先神灵所居之处得来。此故地应是商王们保存他们祖先最为神圣的宗庙、灵位和王权象征物之所。今日中国人的神主牌位以木料作成，可以说渊源甚远。另外，杨宽《西周史》认为，“宋”即“商”字的音转。《左传·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大辰乃远古时代的古国，早于商汤居此数千年。辰即是辰星，又称商星，乃黎明时在东方出现的星宿。商丘二字，即东方明星升起的山丘之意，也是商族名称的来源。看来，中国最古老的（而且现在还在用的）地名，恐怕就是商丘了。只不过此处位于黄河泛滥区，从971年至1699年730年间，有17次黄河决堤造成的严重洪灾，普通地面淤土深约五尺，其下即黄沙，连片汉代陶片都见不着，更别说史前遗址了。

注9：商人有玄鸟传说，说商祖“契”乃简狄吞玄鸟蛋而生。商代晚期的青铜铭文中亦有“玄鸟妇”三个字，可能是通灵降神的女巫，负责在王族祭祀中召唤玄鸟之神降临。参阅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