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西区生存实录：烟火气里藏着多少人的悲欢？

当人们开始用怀念的语气谈论一座城市的过去——然后说，“现在人都走了啊”——那个城市其实已经死了。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因为它看上去还是车水马龙，高楼叠起。好在它可能还会再活过来，因为城市从来不只是地景，而是人。只是人再聚起来是需要条件的。

那些畏惧大城市的人不能理解住在其中的执念，那么挤那么吵，房子小东西贵，到底好在哪里？好在“人”。那些渴望脱颖而出的人，那些试图隐身其中的人，那些以观察和倾听别人为业的人，那些追求智识的流动的人。人制造偶然性，人制造可能性，人群既陌生又亲密，端看你当日的心情和需求，不管怎样，你都有得选——在这些选择被拿走之前。

所以各种各样的人撑起了戈尔尼克的书，包括那些和她一样热爱汲取大城市的活力的人。她写她的旧识和偶遇。她描述这一切就是在描述她自己。一个左派的工人阶级家庭出来的女儿，一个渴望上东却总在西区徘徊的知识分子，一个以话语为生的写作者。这就是她和她的纽约。

经“后浪”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几节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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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莱纳德路过一家书店时，看到橱窗里陈列着一本关于整容手术的书，作者是一位我认识的女性。

“她才四十二，”我说，“为什么要写整容手术？”“说不定她七十岁了，”莱纳德说，“你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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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一位作家（暂且叫她爱丽丝）在八十五岁那年被病痛击倒。她被关节炎折磨得浑身不适，行动十分不便，于是住进了曼哈顿上城的一家养老院。那家养老院有大约一百个单间、一系列公共活动室和一个明亮通风的餐厅，它既舒适又迷人。这个地方（事实上）配备了一流的护理服务，乍一看就像美梦成真：一位卧床的优秀女性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了周到的照顾。但经营这家养老院的开发商极度依赖政府资金：这就意味着，为了打造一个符合大众最低标准的环境，阶级、财富和教育程度的差距已被缩小。一个美梦破灭的故事由此展开。

爱丽丝比我年长二十岁左右，我认识她时，她已是成名三十余年的作家。在大学里，我和朋友们曾津津有味、满心钦佩地阅读她的小说。她本人也很迷人。这个身形窈窕的女人发型美丽，衣品高雅，有一位英俊的丈夫，还有一栋位于汉普顿的别墅，以及一间位于达科他的公寓。直到她年近八十，我才与她相识，当时她的命运已经发生了转变。她的书不再出版，丈夫离她而去，她住的是一间女子公寓。

我们之间的友谊很特殊，并非基于共同的感受，而是出于复杂的情感需求。我和爱丽丝认识不久后，便发觉自己并不喜欢她。她头脑敏捷，精神完备，且一如既往地健谈。我反感的是她的态度（倨傲）、她的政治立场（保守）和她的文学品味（中庸）。我们都是急脾气，所以彼此的交谈往往在愤慨的争论中终结，我回家时通常既内疚又羞愧。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把对方当作朋友。她迫切需要一位了解她的对谈者，而我也无比渴望继续向一位曾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表达敬意。

爱丽丝在养老院住了两个礼拜后，我去看望她。大厅刷成了柔和的黄色，里面摆着色彩明亮的沙发和双人座，的确有几个表情茫然的女人和男人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这不是个好兆头，我脑中闪过这么个念头—不过爱丽丝所住的单间很温馨。它光线充足，陈设优雅，看上去很完美：每样东西都伸手可得，而且赏心悦目。一看爱丽丝，便知她是一个饱受疼痛折磨的女人。我问她身体如何，她花了十分钟向我诉说。然后她说：“不谈这事了。”她是当真的。我们立刻像往常一样聊起书籍、我们的熟人，以及当天的大新闻。五点半，她说：“该吃晚餐了。”我把她从椅子上扶起来，将拐杖递给她；离开房间时，我记得自己在想，她—高挑、端庄、穿着得体—看上去特别精神。

通向餐厅的门打开时，我几乎一惊。这里是一片由轮椅、助行器、拐杖组成的森林，依赖这些设施的人大多跟我在大厅见到的那些人一样面无表情。尽管房间粉刷得很漂亮，陈设也怡人，却弥漫着一种遗弃—甚至穷困—的气息。这种穷困属于一群因年老体衰而被扔在一起的人。

爱丽丝一言不发，领我走向一张六人餐桌旁的两张空椅子。另外四张椅子上坐着两男两女，他们沉默不语。我们就座时，他们露出了笑容，其中一个男人说：“啊，爱丽丝来了。她会告诉我们这件事的是非对错。”

原来，事情的起因是一道错送给莫妮卡的前菜，莫妮卡是一位九旬老妪，一头红发，穿紫色印花涤纶衣服。它本该端给米娜，现在米娜颤抖着嘴唇，一双蓝眼睛里全是焦虑。米娜让服务员再给她拿一份前菜时，却被告知，莫妮卡吃的就是最后那份。于是米娜心情一落千丈，反复诉说这道菜应该给她，而不是给莫妮卡，这不公平，这就是不公平。爱丽丝立刻安慰米娜，这肯定不公平，但生活就是不公平的，所以再次体会这种不公平，恰恰证明她还活着；单凭这一点，她就应该心存感激。米娜脸上绽开了迷人的微笑，危机就此解除。

几个礼拜后，我再次和爱丽丝一起来到餐厅，也再次目睹人们请爱丽丝裁定一场纷争，它跟之前发生在米娜和莫妮卡之间的纷争类似，是一场关于电影的争论，整桌人都因此吵成一团。“太有意思了，你不觉得吗？”我们离开房间时，爱丽丝对我说。我点点头，没作声。“在这样的地方我们见识到人类行为的不寻常之处。”她说。

爱丽丝现在变得坚忍不拔，之前我从未见她展露这一面，她成了养老院里备受爱戴的人物。她决定对自己的环境抱持兴趣，身为小说家，她对怪人怪事喜闻乐见，这种习性也对她颇有裨益。因此，她过去超然物外的态度现在给人以所罗门式的印象。在这些喜怒无常的院民眼中，爱丽丝庄严的态度赋予她智慧，他们本能地觉得自己可以信赖这种智慧。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位真正的淑女，不是吗，这样的人会尊重每一位映入眼帘之人的价值与尊严。爱丽丝走进餐厅时，经过陌生人的身边，他们会对她点头微笑。

但爱丽丝自己的价值与尊严没能得到满足。我每次去看她，都会发现，她比我上次到访时疲惫得多。当然，她现在已经不止八十五岁，并且靠止痛药度日；但那种疲惫主要源于精神，而不是身体。她在养老院住了几个月后，我发现她瘫坐在椅子上，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我吓了一跳。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跳过寒暄，直接聊起天来。听到我的声音，她的脸、她的身体，还有双手的动作在几分钟内恢复了生机。很快，我们像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谈起书籍、重大新闻和熟人，只是不再争吵。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奇迹般的变化。看到天才头脑的运转让一个行将就木之人重新焕发生机，就是见证一次堪比魔法的转变。

“这里没人能与你交谈吗？”有一次我问。

“没有，亲爱的，”爱丽丝答，“闲话家常，倒是有。常有人与我闲话家常。但是交谈？没有。显然没有我们之间的这种交谈。”

她告诉我，耳边每天充斥的东拉西扯令人窒息。比沉默更糟，她说，糟得多。

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说，真伤感，爱丽丝的生命竟要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她的话让我惊讶。这位朋友指的是爱丽丝的婚变与文学生涯的终结。但在我看来，爱丽丝晚年失去的东西根本算不上什么。毕竟，她过了很多年好日子—金钱、魅力、名誉、稳定的性生活—这些东西就算没能陪她走到终点，那又怎样？这不过是人生中常见的过山车，并不值得为此悲伤。不，真正要紧的是，爱丽丝一辈子都在努力保持清醒，她最大的快乐就是动用自己的头脑，可现在她受困于环境，那个环境旨在无视—不，抛弃—那种持久而英勇的努力，而一个人唯一应得的—是的，从头到尾—就是让这种努力得到尊重。

我当时感到自己之前对这段友谊的所有怨言都不值一提。那些怨言是多么刻薄，多么微不足道；不光彩，真的。现在最关键的是，我的朋友不阅读时，精神便被流放到一个等同于单独监禁的囚室。仿佛爱丽丝因太过长寿被判有罪。我深深地觉得，这种惩罚实在太过严厉。

爱丽丝在养老院继续生活了七年。我在她的葬礼上发现，某些最不可能出现的人也会定期探访她。大多数人我都刚好认识，但我觉得，他们之中无人比我与她更亲近—一个格林威治村的女权主义者，一个苏豪区的街头艺术家，一个布朗克斯区的表亲，一个公共图书馆的项目负责人—然而我们似乎都曾致力于一件事：拯救孤独的爱丽丝。

当时我脑中闪过一个画面，那是位于曼哈顿地表的一个圆圈，从圆心向圆周辐射出数条线段。在特定的时刻，我们之中就会有人沿着某条线段，走向等在圆心的爱丽丝。等那人走到她的面前，线段就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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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天，西区廉价住宅区的男人在人行道上架起牌桌，玩多米诺骨牌，女人坐在门廊上聊天，小孩在打球，青少年在做爱，到处都是喝酒、抽烟、吸毒的人。我曾见到有人因为中了六合彩，半夜当街烤猪。整个白天，以及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男男女女都在高声尖叫、抽泣、大笑、争吵。这里的感情不加修饰，如出一辙，来势汹汹。

七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四十街的第九大道散步，马路上挤满了人，我看到一男一女定定地站在人群中间。他死死盯着她的脸，一只手按在她的胳膊上。而她别过头，不看他，她紧闭双眼，用唇语无声说“不”。我经过他们时，刚好抬头，只见一个女人坐在防火梯上，她用炽热的眼神俯瞰街上的那对男女，脸上的痛苦显而易见。有那么一瞬间，我嫉妒起地狱厨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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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一直在动，你必须爱上这种动静。你要找到节奏的规律，从动作中提炼故事，明白叙事动力尽管无穷，却也脆弱，并且不为此懊恼。文明在瓦解？城市已疯狂？时代很离奇？动作再快点。更快地找到故事的主线。

在第六大道的公交车上，我起身给一位老妇让座。她身形娇小，一头金发，佩戴金饰，穿破旧的貂皮大衣，双手是一对遍布斑点、蓄红色长指甲的爪子。“你做了一件好事，亲爱的，”她腼腆地笑了一下，对我说，“我九十岁了。昨天是我九十岁生日。”我对她微笑。“你看上去美极了，”我说，“绝对不超过七十五岁。”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别说俏皮话啦。”她说。

在咖啡店的吧台旁，两个女人坐在与我成直角的方向聊天。其中一人告诉另一个人，她俩都认识的一个女人在和比自己年轻许多的男人上床。“我们都跟她说，他图的是她的钱。”说话的女人像布娃娃一样点点头，扮出一脸呆相，模仿谈及的那个女人。“‘是的，’她告诉我们，‘他可以拿走我的钱，全都拿走。’不过，她状态好极了。”

在四十二街，车辆刚开始移动，我前面的男人—瘦骨嶙峋、年轻、黑皮肤—突然伸展四肢，在马路中央躺倒。我猛地转向此时走在我身边的男人—他同样瘦骨嶙峋、年轻、黑皮肤—大声问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没有停下脚步，只冲我耸耸肩。“我不知道，女士。也许他抑郁了。”

我每天离开家门时，都会告诉自己，我要去东区走走，因为东区更安静，更干净，更宽敞。然而，我似乎总是不由自主地走在拥挤、肮脏、动荡的西区。在西区，生活似乎有明确的主题。所有困在生存技能里的智慧啊。这让我想起自己为什么要散步。人们为什么要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