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从新疆督军到天津寓公，乱世中的坚守与牵挂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上，有一位从云南蒙自走出的传奇人物 —— 杨增新。1864 年，杨增新出生于蒙自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深入研究经史，对诗词歌赋也颇为精通。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扎实的教育，为他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四年（1888 年），年仅 24 岁的杨增新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成功考取举人。次年，他更是在会试中脱颖而出，中得进士，被赐予同进士出身 ，开启了自己的官场生涯。最初，杨增新被签分到甘肃，在这里他一待就是 18 年，先后担任中卫知县、河州知府等职。在任期间，他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为民请命的担当。比如在中卫任职时，他洞察到 “挽运粮” 制度给农民带来的沉重负担，毅然上奏督抚，详细列出该制度的六大问题，成功奏请废除，为当地百姓减轻了负担，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1907 年，由于与上司陕甘总督升允关系不和，杨增新的仕途陷入困境。就在此时，新疆布政使王树枬赏识其才华，将他举荐到新疆。就这样，杨增新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祖国的西北边陲 —— 新疆，开启了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篇章。

彼时的新疆，局势错综复杂，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可能爆发危机。外部，沙俄对这片广袤的土地虎视眈眈，不断进行渗透和侵略，企图将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内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交织，社会动荡不安。同时，辛亥革命的浪潮也逐渐波及到新疆，伊犁地区爆发革命起义，成立了新伊大都督府，与迪化省府形成对峙之势。而新疆当地的哥老会等组织也趁机起事，使得局势更加混乱。在这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杨增新肩负着稳定新疆局势、维护国家统一的重任，登上了新疆的政治舞台。

杨增新初到新疆时，面临的是一个支离破碎、危机四伏的局面。伊犁革命党势力凭借新伊大都督府，与迪化省府分庭抗礼，他们怀揣着革命理想，试图在新疆建立全新的政治秩序，这使得新疆的政治格局陷入分裂的边缘。与此同时，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军因不堪忍受沉重的压迫，高举义旗，切断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让新疆陷入物资匮乏、人心惶惶的困境。而南疆哥老会则趁势而起，四处制造混乱，打家劫舍，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势力，杨增新深知不能一味地依靠武力镇压，而是要巧用谋略。在处理伊犁革命党问题上，他一方面积极与伊犁方面进行和谈，展现出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另一方面，暗中利用伊犁革命军士兵多为外省人且思乡心切的心理，以丰厚的遣散费为诱饵，将他们送归内地。据他的《补过斋文读》记载，仅遣散一百多名伊犁士官，就花费了 8 万多两白银 。他曾说：“去凶才，除民害，耗财虽多，奚吝焉？” 就这样，随着伊犁革命军人的陆续离开，伊犁革命党势力逐渐式微，杨增新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伊犁。

对于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军，杨增新采取了 “阳虽主战，而阴则主抚” 的策略。他多次颁布招降通谕，派遣官员与起义军谈判。1913 年 3 月，他派回族营长李寿福手捧《可兰经》入山求见起义军，在信中表白：“汝等叛乱不是反抗政府，所以无罪，若来迪化参加政府或工作，必随所愿。祈来迪化，决不加害。” 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起义军改编为定边马队第三营，驻扎迪化，铁木尔被任命为营长，其余起义军解散归农。然而，后来李寿福与哈密王撕毁协议，引发了铁木尔的再次反抗。杨增新得知后，果断下令捕杀铁木尔，成功平定了这场起义。

在对付南疆哥老会时，杨增新则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手段。他密令亲信对哥老会核心成员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行动，对那些危害社会、企图分裂新疆的头目，一律严惩不贷。通过一系列的肃清行动，哥老会的嚣张气焰被彻底打压下去，新疆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

在外部势力的侵略威胁面前，杨增新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立场和强硬的态度，成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中流砥柱。

沙俄一直对新疆虎视眈眈，妄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1912 年，沙俄间谍赛义德・阿吉在南疆策勒村煽动暴乱，蛊惑数百名村民加入俄籍，并袭击中国官员。沙俄更是以此为借口，派兵进入喀什，企图扩大在南疆的势力范围。杨增新得知后，立即命令喀什提督杨缵绪率军平息暴乱，成功逮捕主犯赛义德・阿吉。面对沙俄以 “侨民被害” 为由的索赔讹诈，杨增新采取拖延战术，一方面承认事件中存在 “误会”，以缓和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坚持司法主权，坚决拒绝俄方干涉审判。经过长时间的周旋和谈判，最终将赔偿金额从 80 万卢布压至 7 万，以最小的代价挫败了沙俄分裂南疆的图谋。

阿勒泰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清末以来，沙俄不断煽动当地蒙古王公 “独立”，企图吞并这一区域。1913 年，俄军以 “保护侨民” 为借口，出兵占领阿尔泰部分土地。杨增新迅速调集新疆军队北上，在承化寺今阿勒泰市布防，并联合当地蒙古、哈萨克部落武装，形成对峙态势。他深知新疆军力薄弱，难以与沙俄正面抗衡，但他毫不畏惧，通过虚张声势，制造 “不惜一战” 的假象。同时，他一面电告北洋政府施压，一面与沙俄驻迪化领事谈判，强调阿尔泰为中国固有领土，并巧妙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俄无力扩大冲突的弱点，迫使俄军撤兵。1919 年，杨增新趁北洋政府无暇西顾，果断将阿尔泰划归新疆管辖，设 “阿山道”，派亲信周务学任道尹。此举彻底终结了沙俄对阿尔泰的野心，将其纳入新疆行政体系，使新疆版图得以完整，避免了类似外蒙古的分离命运，也为今日中国西北边疆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在苏俄内战期间，数万被红军击败的白俄军队高尔察克残部逃入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这些溃兵携带武器，与苏联红军仅一山之隔，稍有不慎便会引发苏军越境追击，导致新疆沦为战场。杨增新深知其中利害，果断下令收缴白俄军队的武器，将其分散安置在偏远牧场，切断其组织能力，并警告：“若敢作乱，格杀勿论。” 同时，他拒绝苏联红军入境追剿的要求，向莫斯科保证 “严守中立”，避免激怒苏方。为了妥善安置这些白俄溃兵，杨增新还将部分白俄士兵编入筑路、垦荒队伍，既消耗了他们的精力，又为新疆补充了劳动力。在他的努力下，新疆成功避免卷入苏俄内战，未给苏联提供军事干预借口，白俄溃兵逐渐被同化或遣散，危机得以悄然化解。

在稳固政权、抵御外侮的同时，杨增新也深知新疆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内部的改革和发展。因此，他在新疆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措施。

针对新疆财政困难、军队冗杂的问题，杨增新厉行裁兵政策。从民国八年（1919 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 年），他将军队从 18000 余人裁至万人以下，大幅缩减了军费开支。他向北京政府复电中说：“现在世界大势，富人少而穷人多，兵愈多，民愈穷，而国愈乱一纵使兵满全国，亦断断不能维持。” 通过裁兵，不仅减轻了财政负担，还使社会更加稳定。

整顿吏治也是杨增新改革的重要内容。他大力打击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对于那些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官员，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同时，他提高了官员的待遇，将新疆官员的待遇提高到内地同级的十倍，希望以此来激励官员廉洁奉公。在他的治理下，新疆官场的风气得到了明显改善，财政收入也大为增加。

在经济方面，杨增新积极推动农业发展，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他深知新疆地处内陆，干旱少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他组织人力物力，修建了许多灌溉渠道，改善了农田的灌溉条件，使新疆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他还注重商业的发展，减少对民间商业的税收，将经营权下放到民间，促进了新疆商业的繁荣。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地区，杨增新深知尊重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他尊重新疆本地的宗教势力，任用本地官员，让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能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他还积极倡导汉族年轻官吏学习维吾尔语，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他的统治下，新疆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共同为新疆的发展贡献力量。

1928 年，对于杨增新来说，是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遭遇了政治生涯中的巨大危机，新疆内部局势暗流涌动，各方势力对他的统治地位虎视眈眈。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中，杨增新感到身心俱疲，心力交瘁。为了给自己和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 在天津英租界购置房产，将天津作为自己的退身之所。

当时的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和通商口岸，租界林立，各国势力在此交汇。英租界更是凭借其完善的基础设施、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国际化的氛围，成为了众多政治人物、富商巨贾的首选居住地。杨增新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财力，在英租界精心挑选了一处房产。这处房产或许是一座典雅的欧式别墅，拥有宽敞的庭院和精美的建筑装饰，又或许是一处宁静的联排住宅，周边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在这里，他可以远离新疆的政治纷争，享受片刻的安宁。

在天津的日子里，杨增新过上了相对悠闲的生活。他远离了新疆的官场喧嚣，不再需要为处理复杂的政治事务而日夜操劳。每天，他可以在庭院中漫步，欣赏着花草树木，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也可以坐在书房里，翻阅着书籍，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他的心境逐渐平静下来，仿佛找到了内心真正的归宿。

然而，杨增新虽然身处天津，但他的心却始终牵挂着新疆。他深知新疆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在那里肩负的责任。尽管已经离开了新疆的政治舞台，但他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密切关注着新疆的局势变化。

他会定期与在新疆有影响力的人物通信，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这些信件成为了他了解新疆动态的重要渠道，他在信中与他们交流对局势的看法，提供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他还会关注报纸、新闻等媒体报道，从中获取有关新疆的最新消息。每当看到新疆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时，他都会陷入沉思，为新疆的未来发展担忧。

例如，当他得知新疆内部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某些势力企图破坏新疆的和平与稳定时，他心急如焚。他立即写信给自己在新疆的亲信，告诫他们要保持警惕，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采取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他还利用自己在新疆的人脉关系，试图从中斡旋，化解矛盾，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外，杨增新还积极参与一些与新疆相关的活动，为新疆的发展出谋划策。他会与一些关心新疆的人士交流，分享自己在新疆的治理经验，探讨如何更好地促进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他的这些努力，虽然身在天津，但却对新疆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展现了他对新疆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和无私奉献精神。

1928 年 7 月 7 日，这一天对于新疆来说，是一个充满悲痛和震惊的日子。杨增新像往常一样，受邀参加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这本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喜悦的场合，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正在悄然酝酿。

当天，杨增新身着整齐的服装，精神饱满地来到学校。他与在场的各界人士亲切交谈，脸上洋溢着微笑。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一步步向他逼近。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在后院摆了三桌宴席，宴请各位嘉宾。杨增新坐在中间一桌，与实业厅长阎毓善、迪化道尹李溶、陆军旅长杜发荣等人一同用餐。他心情愉悦，不时与身边的人交谈着，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

酒过三巡，菜上了两道。这时，该校的教务主任张纯熙走进来，把酒瓶往桌子上一放，发出砰然一响。这一声响，仿佛是一个暗号，坐在另一桌的樊耀南便问张纯熙：“酒菜都齐备了吗？” 张纯熙回答：“齐备了！” 就在这时，樊耀南站起来同苏联领事碰杯，几个穿蓝衫的侍役便从怀里掏出手枪，对着杨增新疯狂射击。第一枪击中了杨增新的胸部，他扶着桌子站起来，愤怒地喊道：“干什么！” 然而，凶手们并没有停止，紧接着又是几枪，杨增新身中数弹，倒在地上当场毙命，时年 66 岁。陆军旅长杜发荣也弹中要害，当即死去，实业厅长阎毓善臂部中弹倒了下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整个大厅瞬间陷入一片混乱，人们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杨增新的副官和警卫听到枪声后，立刻赶来救援，却发现自己的武器早已被人收缴，只能赤手空拳地与凶手搏斗。最终，他们也未能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一种观点认为，樊耀南是一个思想新颖、具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对杨增新的封建统治和保守思想深感不满。在他看来，杨增新的统治阻碍了新疆的发展和进步，必须予以推翻。因此，他趁着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的机会，精心策划了这场刺杀行动，企图夺取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樊耀南与杨增新之间存在着权力和利益的冲突。樊耀南在新疆官场中逐渐崭露头角，他的才华和能力引起了杨增新的猜忌和忌惮。杨增新对樊耀南进行了种种限制和打压，使得樊耀南感到自己的前途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樊耀南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不得不铤而走险，刺杀杨增新。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樊耀南的刺杀行动背后可能有其他势力的支持和操纵。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各方势力都在争夺地盘和权力。新疆地处边陲，战略地位重要，自然成为了各方势力觊觎的对象。或许有某些势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暗中支持樊耀南刺杀杨增新，从而引发新疆的内乱，以便他们从中渔利。

杨增新的遇刺身亡，对新疆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离世，使得新疆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原本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瞬间土崩瓦解。金树仁在杨增新遇刺后，迅速率领军队包围了督署，经过一番激战，将樊耀南等人擒获，并在当天晚上下令处决了他们。随后，金树仁被南京政府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成为了新疆的新统治者。

然而，金树仁的统治并不稳固。他上台后，不仅没有解决新疆面临的各种问题，反而采取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导致新疆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他大肆扩充军备，增加税赋，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同时，他还重用亲信，排斥异己，引起了官场内部的不满和斗争。在他的统治下，新疆各地爆发了多次起义和叛乱，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

杨增新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在新疆面临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成功地稳定了新疆的局势，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他的功绩，得到了新疆人民的广泛认可和赞誉，被尊称为 “杨老将军”。然而，他的结局却如此悲壮，让人不禁为之叹息。他的遇刺身亡，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新疆的一大损失。他的离去，使得新疆失去了一位能够带领他们走向和平与繁荣的领袖，也让人们对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充满了无奈和感慨。

杨增新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政治生涯和治理理念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不同的人对他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1928 年 7 月 11 日，《大公报》发表评论，将杨增新定性为 “封建余孽”，认为他在新疆实行闭关政策，与中央相绝，其政治设施无一不是满清遗制，人民处于樊笼之中，备受压迫之苦 。在这篇评论中，樊耀南被描绘成有志之士，刺杀杨增新被视为改革新疆的初步行动。《大公报》的这一评价，在当时的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杨增新的看法。

然而，与《大公报》的评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疆人民对杨增新却充满了拥护和爱戴。在杨增新主政新疆的十七年里，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新疆的稳定和发展，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尊重和信任。他平定了各方势力的叛乱，抵御了外侮，捍卫了领土主权，改革内政，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他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他的统治下，新疆社会相对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安宁。因此，当杨增新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出后，新疆全省人民巷哭野祭，女人与孺子相向而哭，表达了对他的深切哀悼和怀念之情。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褒贬不一的评价呢？这主要与评价者的立场、视角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大公报》作为一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其评价往往受到当时政治局势和主流思潮的影响。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使得人们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杨增新作为一位从清末走过来的官员，他的一些政治理念和治理方式可能与当时的时代潮流不太相符，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保守和落后的代表。

而新疆人民对杨增新的评价则更多地基于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新疆人民享受到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生活，他们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因此，他们对杨增新充满了感激和敬意。此外，杨增新在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上采取了较为温和和包容的态度，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这也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尽管杨增新的评价存在争议，但他对新疆的重要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的历史功绩值得我们铭记和尊重。

杨增新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主政新疆期间，面对沙俄、英国等列强的侵略和干涉，以及国内各种分裂势力的威胁，他始终坚定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成功地挫败了沙俄分裂南疆的图谋，将阿勒泰地区划归新疆管辖，避免了新疆的分裂和领土的丧失。他的这些努力，为中国西北边疆的稳定和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新疆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杨增新在促进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大力打击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提高官员的待遇，改善了官场风气；他积极推动农业发展，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提升；他注重商业的发展，减少对民间商业的税收，将经营权下放到民间，促进了新疆商业的繁荣。他还积极推动教育、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为新疆培养了一批人才。在他的努力下，新疆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杨增新在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和做法。他尊重新疆各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他任用本地官员，让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能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他积极倡导汉族年轻官吏学习维吾尔语，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他尊重新疆本地的宗教势力，妥善处理宗教事务，避免了宗教冲突的发生。在他的统治下，新疆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共同为新疆的发展贡献力量。

杨增新是一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人物，他的功过是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尽管他的一些做法可能存在争议，但他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新疆稳定发展方面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他，铭记他为新疆所做出的贡献，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今天新疆的繁荣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