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历史，看得人不寒而栗

永乐二年，都察院有位佚名御史呈递给皇帝朱棣一份奏疏，弹劾甘肃总兵宋晟。奏疏里称，宋晟在甘肃独断专行、大权独揽，既不把当地官员放在心上，也完全不把你朱棣当回事。

甘肃总兵作为甘肃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在当地仅受巡抚的一定节制，且巡抚只能对其部分权力加以管控，而调动军队的重要权力则完全掌握在总兵手中。

御史称宋晟独揽大权，对皇帝而言，这实则是个危险的信号。毕竟，专权通常意味着宋晟在地方的权力已膨胀到相当程度，俨然成了当地的“土皇帝”。他不服管束也就罢了，倘若起兵谋反，那必将引发王朝的巨大震动。

通常情况下，身为最高统治者，收到这样的弹劾，即便不将宋晟处死，那起码也会给他调整一下职务，不让他继续留在甘肃任职了。然而，朱棣的处理方式颇为有趣。

于朱棣而言，宋晟是否独揽大权并非关键所在，即便他独揽大权，也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宋晟此人，自洪武年间起便长期驻守甘肃。在朱棣还是皇子时，朱元璋曾派遣他前往塞外征讨蒙古人，而当时负责为朱棣行动提供策应的正是宋晟，所以他们早有过一面之交。

在建文一朝，宋晟驻守甘肃。朱棣登基后，宋晟依旧掌管甘肃地区的军事事务，并且始终表现出色。

可以这么讲，这位宋晟堪称大明朝一位低调的杰出将领。他前后四次前往甘肃驻守，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在边疆地区声名远扬。敌人对他心存忌惮，百姓对他十分爱戴，正因如此，他更受朱棣的赏识与重用。

因此，在被御史弹劾之后，还没等宋晟上奏疏为自己辩解，朱棣就先给他下了一道敕令，大致内容如下：

此前我就跟你讲过，在甘肃你做事可以先行动后汇报，毕竟自古以来贤明君主都是怀疑的人不用，用的人不怀疑，我相信你的品行，你肯定不会做坏事，所以我才把权力下放给你。御史弹劾你，你也别见怪，因为御史就是干这活儿的，反正我绝对不会怀疑你，你就安心好好干。

您瞧瞧，这朱棣下达给宋晟的敕令，口吻就像一位亲切的老大哥般令人感觉温暖惬意。然而，宋晟在看完这敕令后，却吓得冷汗直冒，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聪慧之人在查看信息时，关注的并非已明言的内容，而是会细细琢磨那些未曾道出的部分。

皇帝表示，正因我对你信任有加，才将权力交付于你。其言下之意为，不论你在甘肃行事是否独断、是否专权，都需明白，这权力并非你与生俱来，也非你自行造就，而是我朱棣赐予你的。

既然这权力是我朱棣给予你的，那我随时都能将它收回。

这话语究竟传达了怎样的意思呢？其含义在于让宋晟清楚知晓自身所处的身份和地位。倘若我对他予以扶持，他便能如一个光彩照人的玻璃杯子般耀眼；要是我不再支持他，将他弃如敝履，那他就会像被摔碎的玻璃杯子，沦为散落在地、一片狼藉的玻璃碴子。

皇帝接着表示，尽管御史弹劾了你，但你别把这事记在心里。其潜在意思是，你若不把这当回事，可我朱棣心里是有数的，我掌握着你的把柄，并且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人的监视之下，因此你更得约束自身行为。

这帝王权谋，神秘难测。倘若宋晟是寻常之人，或许会心安理得地回个知晓便了事，如此一来，极有可能他看不到次日的太阳了。

然而，宋晟毕竟在三朝为官，他并非寻常之人，而是一位具备深厚政治智慧的军事家。

因此，在看过朱棣颁布的敕令后，他显得极为惶恐不安，好似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马上就要主动辞去所有职务，返回京城汇报工作，当面向皇帝解释此事。

需明白，实际上宋晟压根儿不擅权揽政，也没有任何瑕疵，他完全无需作出任何解释。

然而，他只能去作出解释。

原因在于，这恰是君主与臣子之间的较量。

朱棣采取以退为进之策，表面上宽慰宋晟，实际上是在试探宋晟的态度。而宋晟同样以退为进，给出了朱棣期望的回应。他没有接受朱棣对自己的安抚，反倒主动承担起自身的罪责，任由皇帝处置。

唯有以这般谦卑的姿态向君王展现，才能够使朱棣略微舒缓他那高度警觉且紧绷的神经。

朱棣在收到宋晟的回信后，接着若无其事地说道：

你肩负着西北地区边防的重任，责任可不轻，没什么要紧事就别老往回跑啦。

直至此刻，宋晟才算得上是脱离危险了。

然而，更令人胆寒的是，或许这所有情况皆是宋晟凭空想象出来的，朱棣本就是言行一致之人，皇帝也确实如此信赖他，如此一来，他的所作所为实则是画蛇添足。

然而，处于那个位置时，他宁可多做些弥补之事，也断然不会冒险行事。

朱棣在整治武将方面颇具办法，那他针对文官又会采用何种策略呢？

在永乐十九年，朱棣有了将都城迁至北京的打算，并且彼时北京紫禁城的建造也已接近尾声。

然而，世事难料，在紫禁城刚建成之际，皇家宫殿的避雷手段欠佳。有一回天降大雨，电闪雷鸣，雷电击中了建筑，结果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便起火了。

在紫禁城发生火灾后，户部主事萧仪呈递给朱棣一份奏疏，其核心观点为对朱棣迁都一事提出批评。

在当时，永乐年间的迁都之举始终颇具争议。

在明末清初时期，有一位文化巨匠黄宗羲，他曾提出过一些视角独特的见解。

黄宗羲觉得，明朝将都城迁往北平后的两百年间，英宗在位时发生了土木之变，代宗在位时敌军兵临城下，武宗在位时阳和陷入被困之境，嘉靖年间，边关不仅常有骚乱，京师还遭到围困，到思宗崇祯在位时，京师年年都处于戒严状态……

反对者觉得，将都城迁往北平实际上是让明朝的北方防线往内地收缩，兵力也都集结到了京城。到了宣宗在位时，又舍弃了开平三卫，这意味着出了长城之后，就不再有由明军掌控的大规模兵力部署了，简单来说，就是防御纵深不足。

广阔的战略纵深，能使明军在军事行动中拥有更高的容错空间，获得更为充裕的休整时间。而当年，正是由于缺乏战略纵深，英宗才会先在土木堡遭遇惨败，紧接着京师便陷入危急之中。

这个萧仪，乃是江西人士，在一定程度上，他体现出江南官宦与士子们的反对立场。

诚然，反对迁都的原因，或许不单单是从军事层面进行的考量。

往昔南京作为都城，当地民众对政治环境更为熟稔，占据着极为有利的条件，他们必然不愿都城迁往北京。

因此，萧仪上奏章批评朱棣，称紫禁城起火乃是上天发出的警示，是皇帝您贸然迁都的举动触怒了上天。

在封建帝制时期，统治者宣扬皇权源自神灵，声称皇帝是神明的代表，所作所为皆是秉承上天旨意。这是皇帝对百姓的说辞，至于他们内心是否真信，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朱棣眼中，三大殿失火纯属自然灾害，然而萧仪却硬将此事与迁都联系起来，这显然是在阻碍自己的国家战略规划。

于是，朱棣极为恼火，他没作任何迟疑便将萧仪处死了。

能够在朝廷直接向皇帝上书进谏的，皆是帝国的杰出人物，是经过长期培养造就的人才。然而，礼部主事终究算不上位高权重的官员。并且对朱棣而言，处死一个萧仪，还能发挥警示他人的功效。有这样惨痛的事例摆在眼前，谁还会胆敢在这风口浪尖上公然违抗。

还真有这事儿，敢开这个先河的人，是翰林侍读李时勉。

李时勉是江西吉安人，在成为翰林侍读前，于朝廷任职期间始终处于中下层官员的位置，其职位性质和萧仪较为相似。

萧仪离世不久，李时勉再度向朱棣呈上奏疏，其核心观点仍是指出朱棣贸然迁都之举有误。

史册并未记录这封奏疏的具体内容，但能够推测出，其笔触必定极为犀利，用词肯定格外冷酷。毕竟朱棣在看过之后瞬间怒不可遏，这位帝王当场大发雷霆，全然没了往日的仪态，甚至将奏疏丢到了地上。

诸位不妨在脑海中想象一下，之后海瑞斥责世宗“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场景，想必和朱棣此刻的心境相差无几。

人活在世上，有谁不害怕死亡呢？特别是那种没有任何价值的逝去。

昔日朱棣整治宋晟，让他大汗淋漓，并非他贪生怕死，而是他宁可在沙场上捐躯，也不愿丧命于政治圈套。

然而，文官与武官存在差异，文官似乎生来就不惧死亡，无论死得有无价值，他们皆无所畏惧。

他们非但不害怕，反倒更期望能被朱棣在奉天殿上施以杖刑而死，如此一来自己恰好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声。

此前上疏的萧仪已然离世，如今再处死一个李时勉，于朱棣而言实则根本无关紧要。凭朱棣的谋略与权术，要想将杀掉一个小小翰林侍读的行为“合法化”，那简直轻而易举。

然而，朱棣是何等人物，是多么杰出的帝王啊。他能在后世获得如此高的赞誉，原因在于他并非把掌控臣子生死、奖惩的权力当作本事，他所做的，是对臣子们的意图做出合理判断。

借助李时勉所呈奏疏，朱棣察觉到了李时勉刚正不阿、直爽坦率的特质。

这是由于，李时勉所上的奏疏并非单纯为批评而批评。这位小小的翰林侍读的文字皆是精华，还阐述了诸多明王朝在发展与存续期间遭遇的问题，并且每一个问题都精准地抓住了关键。

人家可是真心诚意地对待你呢。

于是，朱棣宣泄完怒气后，再次拿起奏疏仔细阅读。阅读完毕，这位皇帝还批准对奏疏里的大部分内容进行改进或实施。

自然，迁都问题不在此列。

身为帝王，需知晓恩威并用之法，毕竟朱棣清楚，帝王的权谋手段并不等同于其治国能力。

就像后世的世宗朱厚熜，在皇帝群体里智商可谓出类拔萃，然而一生都深陷党争与权谋的漩涡。他的智慧或许十分高明，权术或许相当成功，可作为一任君主，他却是个失败者。

朱棣则不然，他能够切实体会到，李时勉的所作所为并非针对自己，也不是为了阻碍迁都，而是心怀天下，以天下为自己的责任。

对于这类人而言，任何权谋诡计都难以对其产生效果。身为一代帝王的永乐大帝，他唯一能采取的方式，便是真诚以待。

诚然，先辈无法预知后辈之事，后辈也难以揣度先辈之想，朱棣未曾料到，多年以后，李时勉会因在朝堂之上公然指责仁宗贪恋女色，而被向来以宽容仁厚著称的朱高炽打得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