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俩都是临时工，父亲就把我的亲事定了现母亲说父亲料事如神

命中注定的缘分

＂爹当年眼光真准，你看他给你定的这门亲事，现在可不是改变了咱家的命运吗？＂母亲端着茶杯，笑眯眯地看着我，眼角的皱纹里盛满岁月的沉淀。

这是1985年的事了。

那时我二十出头，在省城一家纺织厂做临时工。

每月工资三十六块五，比正式工少一半还多。

临时工，在那个年代是个让人提不起精神的称谓，像是贴在额头上的一张标签，提醒着你和那些＂正式工＂的距离。

厂里的正式工不仅有＂铁饭碗＂，还有住房分配、医疗补贴，将来还能领退休金。

而我们这些临时工，就像过客，随时可能被辞退，没有任何保障。

那天下班回家，看见院里停着一辆旧自行车，车把上还挂着个油纸包着的纸袋。

父亲难得地穿上了那件深蓝中山装，是他当年参加民兵时留下的，平时舍不得穿，只有逢年过节或有大事才会拿出来。

一个陌生小伙子正和父亲说话，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腼腆地站在我家的小客厅里。

＂嘎达，这是小龙，也在纺织厂上班，机修车间的。＂父亲介绍道，语气里掩不住的自豪。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相亲。

心里有些恼，但看父亲严肃的眼神，我没敢多说什么。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婚姻常常不是自由恋爱的结果，而是长辈们精心安排的人生大事。

阿龙，比我大两岁，也是临时工。

自小父母双亡，跟着姑妈长大。

他话不多，但眼神清澈，手上有道道老茧，是常年和机器打交道留下的印记。

他带来的纸袋里是两斤山楂糕，据说是他姑妈亲手做的，酸甜可口，我偷偷吃了一块，确实比街上卖的好吃。

那时候，临时工在厂里是尴尬的存在。

同样的活，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还没有任何保障。

工厂大院里的宿舍楼，正式工住在朝南的那栋，窗明几净；而临时工只能挤在北面那栋阴暗潮湿的楼里，六个人一间，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

我和阿龙的相处就从这种共同的身份开始了。

起初是礼节性地打招呼，后来偶尔一起吃工厂食堂那不咸不淡的饭菜。

食堂大师傅总是对正式工笑脸相迎，给他们多添一勺肉，而对我们这些临时工，常常是匆匆一勺，连眼神都懒得给。

阿龙倒是不介意，他总说：＂咱吃饱就行，别跟肚子过不去。＂

那时的省城还没现在这么繁华，马路两旁是低矮的平房，偶尔有几栋三四层的楼房，就成了地标性建筑。

周末，阿龙有时会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带我去城郊的小河边走走。

河边有个简易摊位，卖一种当地特有的＂鸡蛋灌饼＂，两毛钱一个，热乎乎的咬一口，鸡蛋汁顺着嘴角流下来，那滋味，比现在任何高档餐厅的菜都香。

我渐渐发现这个寡言的男人温柔又坚韧，像一棵不起眼的小树，却能在风雨中站得笔直。

＂我活这么大，没见过阿爸阿妈的样子，就姑妈一张老照片给我看过。＂有一次，他坐在河边的石头上轻声说道。

他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块旧手绢，打开后露出一枚铜质的小怀表，表盘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稀能看出表壳上刻着一朵梅花。

＂这是爸留下的唯一东西，听姑妈说，当年他是机械厂的技术员，挺有本事的。＂他的声音里带着难以察觉的骄傲和遗憾。

那枚怀表成了他的护身符，厂里干活时，他总是把它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初春的一天，我所在的车间一台纺织机突然失控，几根钢丝断裂甩出。

当时我正好站在旁边，听到一声刺耳的金属断裂声。

一切发生得太快，我只记得被人猛地推开，然后看见阿龙的手臂被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血立刻浸透了他的灰色工作服袖子。

＂没事，小伤。＂他疼得额头冒汗，却冲我笑笑。

车间主任赶来后，看了看情况，只是随口说了句：＂去医务室包扎一下吧，小龙，下午的活儿你就别干了。＂

没有任何关切，没有任何慰问，仿佛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扶着阿龙去医务室的路上，他还在安慰我：＂别怕，真没大事，比起我上次修大锅炉时烫的那次，这都不算什么。＂

那一刻，心里有什么东西悄悄生了根。

我开始注意到他的好，他的细心、他的坚韧，还有那双总是闪着诚恳光芒的眼睛。

厂里的一些正式工家的姑娘看不上我们这些临时工，觉得没有＂铁饭碗＂的男人不值得托付终身。

于是流言也就开始了。

＂听说小周看上那个机修车间的临时工了？＂

＂可不咋滴，人家正式工的姑娘都看不上，偏找个临时工，门当户对呗！＂

＂这两口子将来肯定没好日子过，两个临时工，工资加起来能有啥？连个住的地方都保证不了。＂

这些闲言碎语像细针一样扎在心上，有时候我会犹豫，会怀疑，我和阿龙这条路到底对不对？

母亲倒是看得开：＂人家小龙孩子老实，肯吃苦，比那些整天吹牛的正式工强多了。＂

但也有亲戚不这么想，我二舅就曾直接对我说：＂侄女，你爹给你找的这个对象，没出息啊！临时工能有啥前途？要不我给你介绍我单位小李，正式国家干部，多有保障！＂

我没接茬，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儿。

阿龙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心事，有一天晚上，他站在我家巷口，递给我一个小布包。

＂打开看看。＂他说。

我打开后，看到一条淡蓝色的手织毛巾，上面歪歪扭扭地绣着一朵不太像样的梅花。

＂这是我自己琢磨着绣的，不太好看，但是......＂他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我想告诉你，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会一直像这梅花一样，再难的日子也能挺过去。＂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心意已定。

但好景不长。

1988年底，厂里传出改制的消息，第一批裁员名单上，临时工几乎全军覆没。

＂砸饭碗＂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个临时工心上。

冬日的风格外刺骨，我和阿龙坐在厂外的小公园里，手里捧着刚从路边小摊买的热乎的红薯，沉默不语。

公园的长椅上落满了梧桐树的黄叶，那是我们经常约会的地方，如今却笼罩着离别的气息。

＂我想去报名参加技术培训班。＂他突然说，＂学电气自动化。将来不管干什么，技术在手里才踏实。＂

那时候，＂下海＂这个词已经开始流行，不少人选择离开单位，去做个体户或私营企业。

＂培训费不便宜吧？＂我知道他的积蓄不多，临时工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剩不下多少。

＂姑妈那有点儿钱，够交第一期学费。以后边学边做些零活儿。＂他的眼里闪着坚定的光，＂总不能就这么认命。＂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旧怀表，轻轻摩挲着表面的梅花：＂我爸当年就是靠着技术吃饭的，听姑妈说，人再难也要学一门真本事。＂

＂那我跟你一起。＂我做了决定，＂我可以去小吃店帮工，多少能贴补些。＂

回家后，我忐忑地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父母。

出乎意料的是，父亲竟然支持我们。

＂小龙这娃子肯吃苦，心思活络。＂他对母亲说，＂比那些只会熬年头等分房的正式工强多了。时代不一样了，铁饭碗也不铁了，以后靠的是真本事。＂

母亲有些担忧：＂可是他们两个都没工作了，这日子怎么过？＂

＂他们年轻，吃点苦算啥？我当年打鱼，一场大风暴差点把命都搭上，不也挺过来了？＂父亲拍了拍胸口，神情坚定。

父亲还拿出了他藏了多年的＂老鼠仓＂——一个旧铁盒子，里面居然有三百多块钱，都是他平时省吃俭用存下的。

＂拿去用，算是我给你们的支持。＂他说这话时，眼神坚定而温和。

晚上，母亲悄悄对我说：＂你爹就是看中了小龙这孩子踏实肯干，从他第一次来家里，你爹就说这孩子有股子劲儿，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打倒。＂

有了父亲的支持，我和阿龙开始了新的奋斗。

他白天去技校学习，晚上在附近的修理铺帮工；我则在一家小吃店当服务员，虽然工资不高，但老板人好，常常会多给些剩菜剩饭带回家。

1989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租住在城郊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平房里，屋顶漏风，墙角潮湿，但却是我们的＂城堡＂。

阿龙在破旧的桌子上铺满了各种电路图，每天晚上都要学到深夜。

有一次，他修理邻居家的收音机，一个小零件不小心弄丢了，他硬是用铁丝自己做了一个代替，居然还能用。

＂你咋这么有办法？＂邻居大妈竖起大拇指。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嘛。＂阿龙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充满了希望。

每天清晨，我们一起骑车出门，他去技校，我去小吃店。

傍晚时分，我们在十字路口碰头，一起回家。

那段日子，虽然口袋里钱不多，但心里满是甜蜜。

1990年春天，阿龙的技术培训结束了，他拿到了电工证和机修证，这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技术。

很快，他就在一家乡镇企业找到了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比临时工强多了。

1990年夏天，我和阿龙结了婚。

婚礼很简单，只摆了五桌酒，请了最亲近的亲友。

我穿着一件母亲改制的旧旗袍，阿龙穿着他专门买的一套西装，虽然面料一般，但在他身上显得格外精神。

我们用积攒的钱和亲友借的一些，在郊区租了间小房子，开始做成衣加工。

那时候，＂个体户＂这个词已经不再是贬义，反而带着些许令人羡慕的色彩。

我们的第一台缝纫机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破旧不堪，但在阿龙的巧手修理下，居然运转如新。

他学的技术派上了用场，他改良了几台缝纫机，效率提高了一倍。

开始我们只接一些简单的活儿，给服装厂加工衣领、袖口这样的小零件。

工作台就是我们的餐桌，睡觉的地方就是堆满布料的小床。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一二点才能休息，饭菜也是简单应付——大碗稀饭配咸菜，有时加个鸡蛋，就算改善生活了。

邻居们看我们这么辛苦，都摇头：＂这两口子，也太拼了，图啥呢？＂

阿龙总是笑着说：＂总不能让人一辈子瞧不起咱们临时工出身吧？＂

慢慢地，我们的手艺得到了认可，订单也多了起来。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整个社会的创业氛围更加浓厚。

阿龙敏锐地发现，服装市场正在兴起，那些过去只穿蓝灰色中山装的人们，开始追求时尚多彩的衣服。

＂咱们不能光做代工了，得开始做自己的产品。＂他兴奋地对我说。

那年冬天，我们冒险借了一笔钱，买了几台新式缝纫机，又雇了三名下岗女工，开始制作简单的女式上衣。

阿龙亲自画设计图，虽然简单，但胜在做工细致，价格实惠。

我负责跑市场，起早贪黑地往返于各个服装批发市场。

有一次，我冒着大雨去送货，回来时发高烧到39度，阿龙心疼得不行，用冰毛巾一直给我降温。

＂等咱们有钱了，一定买辆三轮车，再下雨你也不用淋着了。＂他说这话时，眼里满是心疼和憧憬。

没想到，三个月后，他真的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摩托车，虽然破旧，但对我们来说，简直是豪華的交通工具。

日子像细水长流，平淡中带着希望。

我们的小作坊渐渐有了名气，周围的邻居们都说：＂小龙家的衣服做得好，价钱又公道。＂

1993年，我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我们给他取名＂小满＂，寓意生活渐渐充实丰盈。

阿龙更加拼命地工作，常常凌晨两三点才睡，早上六点又起来忙活。

＂为啥这么拼命呢？＂我心疼地问他。

他笑着摸摸小满的脸蛋：＂我想让咱儿子以后上好学校，不像咱们，连高中都没念完。＂

到1995年，我们的小作坊已经有了十几名工人。

我们开始租用一个废弃的仓库作为厂房，阿龙改良了生产线，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三成。

我们的产品从简单的上衣扩展到全套服装，甚至开始接一些外贸订单。

那时候，我父亲已经退休了，常常过来帮我们看孩子，看着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眼里满是自豪。

＂我就说小龙这孩子有出息，瞧瞧，我没看错吧？＂他常常这样对邻居们说。

当年那些说我们＂门不当户不对＂的人，现在见了我们都要客客气气地打招呼。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少企业倒闭，但我们因为经营稳健，反而在危机中逆势而上。

阿龙敏锐地判断，这是扩大生产的好时机。

＂现在很多厂房和设备都在贱卖，咱们可以低价买入。＂他说。

我有些担心：＂万一亏了怎么办？＂

＂不会的，咱们的产品有市场，质量有保证，熬过这阵风，就能飞得更高。＂他坚定地说。

他一直不离身的那枚旧怀表，现在已经不走了，但他依然每天带在身上，仿佛那是他力量的源泉。

2000年，我们在开发区买下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厂房，占地五亩，在当时的县城，已经是不小的规模了。

我们给企业注册了商标——＂龙飞＂，寓意腾飞的龙。

企业徽标正是阿龙爱戴的那枚怀表上的梅花图案，承载着我们共同的记忆和奋斗历程。

小满那年上小学，他在班上自豪地告诉同学们：＂我爸妈有自己的工厂，是老板！＂

听到这话，阿龙却严肃地对儿子说：＂咱家是做工厂，但你别把自己当老板少爷，要从小学会踏实做人，像你爷爷教我的那样。＂

2003年非典爆发时，很多企业经营困难，我们也面临着订单减少、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

阿龙没有裁员，而是开动脑筋，开发了一系列防护服装，并捐赠了一批给当地医院。

这一举动不仅度过了难关，还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2005年，我们的企业正式升级为＂龙飞服装有限公司＂，员工超过百人，年产值过千万。

这一年，小满考上了省重点高中，阿龙第一次穿上了真正的西装，胸口的口袋里，依然装着那枚不走的旧怀表。

2007年，我们在省会城市开设了第一家直营店，店面装修得简约大方，吸引了不少年轻顾客。

阿龙依然保持着早年的习惯，每天第一个到工厂，最后一个离开。

他常说：＂不管企业做得多大，咱们的心态不能变，要像当年做临时工那样，踏实肯干。＂

父亲在2010年去世了，临终前，他握着阿龙的手说：＂小龙，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把我闺女托付给你。＂

阿龙哭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流泪。

他对父亲说：＂爹，我这辈子都会对小周好，您放心。＂

如今，＂龙飞＂服装已是省内有名的品牌，连锁店开到了三个城市。

小满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族企业，带着国外学到的新理念，为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

今天，是我和阿龙结婚三十周年。

我们没有举办盛大的庆典，只是回到了当年的纺织厂旧址，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广場。

母亲坚持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她拿出一张珍藏多年的旧照片——我和阿龙站在纺织厂门口，青涩的笑容里满是忐忑与期待。

＂你爹啊，看人准得很。当年就说，这小伙子虽然是临时工，但心思比别人活络，手脚麻利，肯吃苦。＂母亲感叹道，＂你看，这不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吗？＂

阿龙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旧怀表，小心翼翼地擦了擦。

＂当年要不是你爹坚持，咱俩可能就错过了。＂他轻声说，＂这辈子，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你爹。＂

窗外，夕阳映红了半边天。

我望着远处那片新建的高楼，不由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命运的齿轮看似偶然，实则自有天意。＂

现在想来，父亲当年安排那次相亲，确实是料事如神。

他看中的不是阿龙当时的身份地位，而是他那份不畏艰难的拼搏精神和踏实肯干的品质。

这些品质，正是支撑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的力量源泉。

回望这三十年的风雨历程，从临时工到企业主，从贫困到富足，从被人轻视到受人尊敬，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刻着汗水与泪水，但更多的是彼此的支持与鼓励。

或许，这就是父亲所说的＂命中注定的缘分＂吧——不是随波逐流的顺其自然，而是在命运的洪流中，执着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