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初的知青岁月，我与她相识于田间，一生情感纠葛始于此

落花有意

落日余晖下，稻浪翻滚如金色海洋，北大荒的天空壮阔得让人心生敬畏。

她站在田埂上，清澈的嗓音唱着《北大荒人的歌》，那旋律与黄昏交织，刻进了我十九岁的记忆。

＂为啥光看着不说话？城里来的小伙子见着姑娘就傻眼啦？＂她发现了我，笑容如同田间的一朵野花，眼睛弯成了月牙。

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只觉得脸上一阵发烫，心里却像灌了蜜似的甜。

那是1970年的夏天，＂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我们这批北京知青刚到北大荒不久。

她叫林小雨，比我大一岁，杭州人，说话时总带着江南的软糯，谈吐间流露出城市姑娘特有的温婉。

我叫周明，北京四中高中毕业生，满腔热血要在这片黑土地上谱写青春，实现＂农村是广阔天地＂的理想。

认识小雨是在割麦子的时候，她戴着草帽，脸颊被太阳晒得通红，却依然干劲十足。

＂你这握镰刀的姿势不对，会伤着手的。＂她放下自己的活计，过来纠正我的动作，那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小雨教我认识庄稼，教我分辨大豆和高粱；我教她北京话，教她怎么说＂溜达＂＂嘎达＂这样的北京土话。

农忙时节，我们并肩割麦子，她总能比我多割一垄；农闲时分，就在知青点的煤油灯下读书，讨论着远方的梦想。

她喜欢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我爱读鲁迅的《故乡》，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但更多时候是相视而笑，心照不宣。

知青点的老李头常说：＂瞧这俩，大冷天还腻歪在一起，准是心里有事儿。＂

我们住的是简陋的土坯房，冬天冷得能把水桶冻裂，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但那时候，心里装的都是热乎乎的希望，再苦再累也能笑着扛过去。

小雨从家里带来一只木梳，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那是她奶奶传给她的＂嫁妆＂。

＂这梳子老值钱了，是清朝的老物件。＂她把木梳递给我看，＂我奶奶说，只能给最重要的人看。＂

那一刻，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不敢去想她话里的深意。

木梳成了我俩之间的秘密信物，她每天早晨梳头时，我就在一旁等着，看着她乌黑的长发在木梳下变得顺滑光亮。

第二年春天，知青点来了新任务：去村里代课。

村里的学校只有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四周漏风，下雨时还得搬着桌椅避开漏雨的地方。

我教语文，小雨教数学，那些孩子们虽然家境贫寒，但求知的眼神却闪烁着纯净的光芒。

＂明子，你说咱俩以后就这样教一辈子书，好不好？＂一天晚上，小雨边批改作业边问，脸被煤油灯映照得格外柔和。

＂好啊，教到头发白，牙齿掉，变成两个老学究。＂我笑着回答，心里却泛起涟漪，幻想着与她共度一生的模样。

＂可我爹娘说了，再过几年就得找婆家了，到时候咋整呀？＂她低下头，声音里带着犹豫。

我一时语塞，没敢把心里话说出来。

那年秋天，我们组织学生在学校后面开辟了一片小菜园，种下了白菜、萝卜和土豆。

小雨总是第一个去浇水，最后一个收工，那双原本细嫩的手变得粗糙起来。

＂明子，你说这苦日子啥时是个头啊？＂有一次，她仰望星空，眼里满是迷茫。

＂小雨，你后悔了？＂我心里一沉，害怕听到她的回答。

＂不后悔。＂她摇摇头，＂能认识你，遇见这些孩子，我觉得值了。＂

她的话让我心里暖融融的，那一刻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珍惜眼前人。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流淌着，像北大荒广阔天地里的小溪，不起眼却蕴含生机。

那年冬天特别冷，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知青点门外的积雪能没过膝盖。

小雨突然高烧不退，满脸通红地躺在床上，嘴里不停地说着胡话。

村里没有药，最近的公社卫生院在十里外。

我二话没说，裹上厚棉袄就往外走。

＂明子，别去！＂老李头拦住我，＂这天儿太冷了，路上没人，出事儿咋整？＂

＂她烧得那么厉害，我不去谁去？＂我一把推开老李头，踏进了茫茫雪地。

北大荒的冬天异常残酷，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的眉毛和睫毛结了一层白霜。

走到半路，天完全黑了，只能靠着稀疏的星光辨认方向。

一不留神，我踩破了冰面，掉进了结冰不牢的河流里。

刺骨的冰水瞬间浸透了衣服，我拼命挣扎，脑子里全是小雨发烧的模样。

＂救命啊！救命！＂我喊得嗓子都哑了，但荒野中只有呼啸的北风回应我。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束光照了过来。

＂谁家的傻小子，这天儿还乱跑！＂是老李头的声音，原来他一直跟在我后面。

老李头拉着绳子，把我从冰窟窿里拽了出来。

＂糊涂小子，为个姑娘差点没命！回去你媳妇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这条命不是白搭了？＂老李头数落我时，眼里却满是慈爱。

回去的路上，我全身的衣服都结了冰，走一步咯吱咯吱响，像是穿着冰甲。

等我送药回去，小雨的烧已经退了一些。

她看着我冻得通红的脸，眼里含着泪：＂傻子，早知道就不让你去了，你这样我良心怎么过得去？＂

＂有啥过不去的，咱俩谁跟谁啊？＂我脱口而出，说完才意识到这话太过直白。

小雨低下头，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神，但我看见她的耳根红了。

第二天一早，我发起了高烧，小雨寸步不离地守在我床前，端水递药。

＂明子，你可吓死我了。＂她红着眼眶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笑着握住她的手：＂放心吧，我这条命硬着呢，哪那么容易玩完？＂

＂硬个屁！＂她难得爆了粗口，＂以后不许再这么拼命了，听见没有？＂

我点点头，心里甜滋滋的，原来在她心里，我也是那么重要。

就这样，两年过去了。

知青点的人陆续返城，有的找到了关系，有的考上了大学，还有的因为家里困难被批准回去了。

但我和小雨却留了下来，我们在村头盖了自己的土房子，种了几棵杨树苗，还养了几只鸡。

村里人都说我们是一对，虽然没有红纸盖章，但在那特殊的年代，这样的安排已经是难得的幸福。

我们一起教书，一起下地，晚上坐在门口数星星，小雨偶尔还会唱几首家乡的曲子。

那时候，我以为余生就这样定格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平淡而温馨。

直到那封调令来。

＂小雨，杭州纺织厂来信了，要你回去。＂一天，大队书记找到我们，递给小雨一封信，＂这是组织决定，不能违抗。＂

我站在一旁，心如刀绞却说不出话。

回城，这是多少知青梦寐以求的机会啊，可为什么偏偏是在我们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时候？

＂我能不能不去？＂小雨声音颤抖地问。

＂不行，这是你父亲托人争取的名额，错过了就没了。＂大队书记摇摇头，＂年轻人，机会难得啊！＂

那晚，我们坐在油灯下，一言不发地看着那封信，仿佛它是什么不祥之物。

＂明子，你说我该咋办？＂小雨终于打破沉默。

＂走吧。＂我强忍心痛，＂回城是好事，总比在这苦寒之地强。＂

＂那你呢？＂她眼中含泪。

＂我？＂我苦笑一声，＂我没那么好的条件，只能留在这儿了。＂

＂那我不走了，我跟你在一起。＂她固执地说。

＂傻丫头，＂我摸摸她的头，＂回去吧，这边的苦日子你吃得还不够多啊？＂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我打断她，＂等我有机会也回城了，咱们再见面。＂

其实我知道，以我的家庭条件，想要回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我不能耽误她，不能让她为了我放弃这难得的机会。

小雨收拾行李那天，整个知青点都来帮忙。

她把那把珍贵的木梳塞进我手里：＂替我保管着，等我回来取。＂

我紧紧攥住木梳，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出发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带她去火车站，十几里的土路颠得人生疼，但谁都没喊苦。

火车站，她穿着我给她做的粗布衣裳，挎着那个用了三年的挎包，显得那么朴素却又那么美。

细雨濛濛，像是老天也不舍得这对难舍难分的年轻人。

＂明子，等我。＂她在车窗边喊，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我会回来的，我向你发誓！＂

＂我等你！＂我用尽全身力气挥手，泪水不争气地流下来，＂我在这片黑土地上等你回来！＂

火车缓缓启动，带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只留下满心的惆怅和那把木梳。

回到村里，我把自己投入到更加繁忙的工作中。

白天教书，晚上加班批改作业，休息日还下地干活，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麻痹自己，不去想她。

小雨的信一开始很勤，几乎每周一封，讲述着她在纺织厂的新生活。

＂明子，城里的生活没想象中那么好，我常常梦见北大荒的日子...＂

＂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起咱俩曾经约定要一起看《白毛女》...＂

＂厂里分了新房子，两室一厅呢，要是你在该多好...＂

渐渐地，信件间隔变长了，从一周一封到半月一封，再到一月一封。

最后，信几乎断了。

我心里明白，她已经融入了城市的生活，而我还困在这片与世隔绝的黑土地上。

也许，忘记才是最好的结局。

但每当夜深人静，我还是会取出那把木梳，轻轻抚摸上面精细的花纹，想象着她用它梳理长发的样子。

五年过去了。

我依然在北大荒教书，已经成了村里的正式民办教师，深受村民和学生爱戴。

那年夏天，我被选派去哈尔滨参加教师培训，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北大荒，来到大城市。

我像个乡下人似的，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电灯、柏油路、高楼大厦，都让我目不暇接。

培训结束那天，我去百货大楼想买些礼物带回去给学生们。

就在文具区，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她挽着一个军人的手臂，正在挑选钢笔，脸上的笑容恬静而幸福。

＂小雨？＂我试探着喊了一声，生怕认错人，又怕真的是她。

她回过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明子！真的是你？＂

五年的时光，让她从青涩的姑娘变成了优雅的城市女子，但那双清澈的眼睛依然如初。

＂明子！＂她惊喜地喊我，那眼神真挚如初，仿佛时光从未流逝。

身边的军人礼貌地向我点头致意，眼神中带着善意的好奇。

她介绍说，那是她丈夫，姓陈，是驻扎在杭州的军官，两人经人介绍认识，结婚已经一年多了。

＂他对我很好，＂她小声对我说，＂但我常跟他提起北大荒的日子，提起你...＂

我强颜欢笑，祝福他们幸福，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离别时，她悄悄问我：＂木梳还在吗？＂

＂在，一直在。＂我说，没有告诉她那把梳子陪伴我度过了多少个思念的夜晚。

＂那就好，那就好。＂她点点头，眼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回到北大荒，我把这次相遇深深埋在心底，继续我平静的教书生涯。

又过了两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杭州的信。

信是小雨写的，字迹依然工整，但能看出写信时的颤抖。

她告诉我，她丈夫在一次边境演习中不幸牺牲了，留下她一个人和年迈的公婆。

＂明子，我想回北大荒教书。＂她在信的最后写道，＂地还是那片地，人还是那些人。北大荒还缺老師吗？＂

那個＂師＂字用的是繁体，像是在提醒我们共同的过去。

我握着信，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經过反復考慮，我回信告诉她：＂欢迎回家。＂

秋收后，她回来了，比记忆中消瘦了许多，眼角也添了几分风霜，但依然是那个倔强的小雨。

她带回来的行李不多，但其中有一封烈士证明和一面国旗，那是她丈夫留给她的全部。

村里人对她既同情又敬重，没有人对她的回归说三道四。

我们没有重提过去，只是像从前一样，在乡村学校里并肩教书，用知识点亮孩子们的未来。

学校条件比起以前好多了，有了砖瓦房，有了木质的桌椅，甚至还有了一架钢琴，是县里支援的。

孩子们叫她林老师，叫我周老师，没人知道我们曾经的故事。

有时夜深人静，我会想起那个唱歌的黄昏，想起我们在北大荒度过的艰苦岁月。

青春已远，但那片稻田、那首歌，还有她，都已融入我的生命，如同北大荒的黑土地，深沉而富有力量。

一天，小雨来我家，看见我书桌上摆着那把木梳。

＂你还留着它。＂她轻声说，眼里泛起泪光。

＂答应你要保管好的。＂我说。

她拿起木梳，轻轻梳理自己的头发，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我们又回到了那个简陋的知青点。

＂明子，＂她放下木梳，认真地看着我，＂你有没有怨过我？＂

＂怨什么？＂我问。

＂怨我当初离开，怨我嫁给了别人。＂她低下头。

＂傻丫头，＂我笑着说，＂那是你的选择，我有什么好怨的？能再见到你，我已经很满足了。＂

她没说话，只是静静地流泪。

后来的日子，我们有时会一起去田野散步，看着日落，听着庄稼沙沙作响的声音。

我们都变了，也都没变。

变的是容颜，是经历；不变的是对教育的热爱，对彼此的那份特殊情感。

＂明子，你说咱们这辈子算不算活明白了？＂有一次，她突然问我。

＂怎么说？＂我有些诧异。

＂年轻时候不顾一切来到北大荒，中间经历过城市生活，最后又回到起点。＂她望着远方，＂这一圈绕下来，值吗？＂

＂值啊。＂我毫不犹豫地说，＂正是因为绕了这一圈，我们才更懂得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却更显温婉。

有人说，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但我们的青春献给了北大荒的黑土地，献给了三尺讲台上的梦想。

老了之后回忆起来，并不觉得亏欠，反而满是踏实和骄傲。

现在，我和小雨都四十多岁了，已经是村里的老教师。

我们并没有结婚，但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彼此最重要的人。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会想起那个唱歌的黄昏，想起她站在田埂上的模样。

青春已远，但那片稻田、那首歌，还有她，都已融入我的生命，如同北大荒的黑土地，深沉而富有力量。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不，流水也是有情的，它带走的是时光，留下的却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沉淀。

就像我和小雨，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到了彼此身边，守护着共同的理想，守望着同一片黑土地。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