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宋濂与成都潜溪书院‖向以鲜

宋濂与成都潜溪书院

向以鲜

在四川书院中、与尊经书院等名院的煊赫名声相比，潜溪书院显得十分低调。但是在其鼎盛时期，它亦曾与锦江书院、墨池书院、芙蓉书院并列为蜀中四大书院，只是随着时间风尘的推移与淹没，现在知道潜溪书院的成都人已越来越少。说起潜溪书院的来龙去脉，一定要从其命名说起。

从潜溪到麟溪

潜溪书院的潜溪，既是一条溪流的名字(浙江金华潜溪)，也是一个人的名字。而麟溪，就是现在浙江金华浦江的白麟溪。潜溪与麟溪，相距并不算远。两条清澈的溪流，都和明朝开国第一文臣宋濂息息相关。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以潜溪为号，是出于对自己出生地的一种纪念;而对于麟溪的迷恋，则是缘于他在那儿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教育时光--怎么也忘不了白麟溪畔的东明精舍(书院)，忘不了那儿的溪流倒影，那儿的灯火和书声。其时虽然已是元朝后期，时代并不是什么好时代，但年轻的岁月，传道授业的激情始终难减。

由元入明以后，宋濂在疑心重重的朱元璋身边待了近二十年，以博学和谨慎赢得朱元璋的信任，不仅委以重任，担纲编修《元史》，还被聘为太子朱标及诸王的老师，深受爱戴。朱元璋曾给予宋濂很高评价:“古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九年，而未有一言之伪、诮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其诚君子矣乎?匪止君子，抑可谓之贤者矣。”

明太祖并对宋濂许下诺言:宋氏子孙均可人仕朝中，“世世与国同休”。事后想来，朱元璋也就说说而已，他的内心深处不会相信任何人，当然包括宋濂。据《明史》本传记载:“(宋濂)尝与客饮，帝(朱元璋)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不朕欺。”在这样的帝王面前，日子过得临深薄，没有一刻安全可言。

慢慢地，朱元璋发现宋濂对于太子的教育理念也大有问题，其所倡导的宽与仁，和生性嗜杀的朱元璋构成强烈对比。洪武十年(1377)，六十八岁的未濂向太祖告老还多，朱元璋大笔一挥，准了。在为宋濂钱行的诗中，太祖写道:“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意思很直白，快回老家去吧，不再为天下操什么心了，我也不想再看到你。据说，临行前，朱元璋还赠给宋濂一段精美绸缎，让宋濂三十二年后，以此绸缎制件百岁衣来相见。

回到故乡金华，本以为就此可以颐养天年的宋濂，安稳的日子还没过两年，厄运却从天而降。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不轨”的大罪诛杀宰相胡惟庸及其九族，血雨腥风遍布朝野。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胡案一共屠杀三万多人。受牵连的数万人中，宋濂的孙子宋慎名字赫然在列。

所有的旧情皆如浮云。朱元璋下令立即处死宋濂次子宋及孙子宋慎，又派出心腹到宋濂故乡抓捕，将他重枷押至南京。幸好有太子朱标以死相救和马皇后的苦口婆心劝说，朱元璋才勉强放了宋濂一条生路--其实也是死路--将老迈的宋濂流放至僻远的四川茂州。从南京到茂州，戴着沉重枷锁的宋濂逆长江之水而西行，对于七十一岁的老人来说，无疑就是一场缓慢的折磨。

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宋濂病逝于贬途夔州(今重庆奉节)，享年七十二岁。生命的最后时刻，宋濂再一次想到了故多的溪流，想到了潜溪，想起了他在《白牛生传》中所描绘的少年骑牛风景:“白牛生者，金华潜溪人，宋姓濂名。尝骑白牛往来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还有那条心心念念的白麟溪:“平生别无念，念念在溪。生则长相思，死当复来归。”(《别义门》)

从潜溪到麟溪，从儿时的溪水，到青壮年时代的溪水。圣人说得多好:“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从郑义门到净居寺

宋濂诗题《别义门》，说的是江南名门、被朱元璋御赐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郑氏义门，他在这儿度过了二十年的教书育人岁月。

浦江义门郑氏历自宋以降，十余世聚居于此，世代人丁兴旺蔚为壮观。据说，最兴盛之时，聚族达三千多人。元代初年，以布衣身份获授“青田尉”的乡贤郑德璋创建东明精舍(书院)。郑德璋知文善武，不仅精通防御，团结族人保卫桑梓;建设精舍之际，又购置大量珍贵书籍入藏。东明精舍落成之后，延请金华名儒吴菜(立夫)人驻，一时名动四周，潜溪宋濂亦慕名远道前来求学。

不久，吴菜因体弱多病难以胜任，力荐宋濂出任主讲。宋濂不负众望，全力投入到精舍的教育之中，并引来“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等名生就读。入清以后，郑氏后人郑尔、郑若奇等多次重建扩建书院，薪火一直绵延至二十世纪。

宋濂刚来浦江义门，还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待就是二十年，离开义门时，已过不惑之年。可以说，宋濂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都是在浦江的东明书院度过的，这儿是他传道之地，也是其饱读诗书之地，难怪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会反复念叨。

郑氏义门曾立下168条家规，宋濂在此基础之上，整理编成《郑氏规范》，强调敬祖、尊长、孝道，修身、齐家、治业，重义、倡廉、戒奢、行善。《郑氏规范》涵盖的内容远远超过一般的家规家训，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其中不少训诫成为明代法典的依据。

宋濂在流放的半途倒下，灵柩暂厝于夔州。《明史》本传上说，时任夔州知事的叶以从将宋濂葬于莲花山下。宋濂客死异乡这件事，一直搁在远离夔州的一个人的心头。此人正是宋濂的学生、藩守成都的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献王朱椿。

朱椿在朱元璋诸子中，算是品性比较善良的，还特别重视办学读书教化一方，这也得益于当年老师宋濂的谆谆教诲。朱椿眼前不断浮现宋濂的身影，决定将老师的棺椁运回成都。要知道，朱椿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宋濂是戴重罪之身，即使在平了反的时候，任何示好或同情行为，仍然可能构成对太祖的一种冒犯，结果难以预知。在权力面前，父子关系也是靠不住的，朱元璋的亲生女儿安庆公主不照样被杀吗。朱椿不是不知道他父亲的性情，朝令夕改的事又不是没有过，但朱椿顾不了那么多，先把老师的遗骸请回成都再说吧，毕竟在成都这片天地，还是蜀献王说了算。

宋濂遗骸运至成都后，朱椿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厚葬于成都东边安养乡净居寺旁，并将净居寺易名为报恩寺，兴建用于春秋祭祀的宋公祠。朱椿的用意，就是报答老师宋濂的教育之恩。为了便于车马通行，还筑有一架小型石拱桥，名宋公桥。朱椿还将其另一位老师、后来被朱棣诛十族的方孝孺像请入宋公祠中，作为宋濂的配祀。

今天的成都，仅仅保留着净居寺和宋公桥的街名，聊供发思古幽情的人们凭吊。根据《华阳县志》等方志记载，净居寺也是一方名刹，香火旺盛，一度与昭觉寺齐名。

因一段宫中教育之缘，与高启、刘基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的江南人宋濂遗骨，最终在西蜀的一方净土得以安息。而教育的种子一旦埋下，就会发芽抽枝，开花结果。

净居寺的潜溪书院

时代的脚步踏入清朝乾隆年间，宋濂也在成都东边长眠了三百多年，当年的宋公祠早已荒废不堪。

乾隆十二年（1747），齐鲁大地的安洪德来到华阳出任县令。

安洪德出身文武世家，是一个有着深厚学养的地方官，尤其对于文教一途，情有独钟。知绵州时，他于乾隆五年（1740）建立文昌书院（左绵书院），又遣散谢家庵道徒，将道庵改为南轩书院，以此致敬宋代绵竹硕儒张栻（南轩）。知泸州时，他重建鹤山节院，增置学田 ；其后，又远知宁远（西昌），建泸峰书院，拨寺田两处以充膏火 ；又知汉州（广汉），重葺讲道书院、张南轩祠。在安洪德看来，寺院道观的意义远不及传播知识与文明的火种——书院重要。

康 乾 时 期， 成 都 的 书 院 以 始 建 于 康 熙四十三年（1704）的锦江书院为其翘楚，虽然还有墨池、芙蓉书院相拱卫，但是蜀中学子甚众，各个书院难以容纳。安洪德觉得很有必要再建一所空间阔绰的书院，以满足士子们的求学若渴之心。当他来到城东荒凉但颇为开敞的处所——拥有八百余亩祠田的宋公祠时，心中顿时一亮。

安洪德是熟知宋濂的人，并且能随口诵出宋濂名作《送东阳马生序》：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 ；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尽管此时的宋公祠荒芜已久，地产也被僧人侵占，这些都阻止不了安县令一颗薪火相传的决心。于宋公祠的基础上修建一座书院，简直是天造地设，教育的种子，历经数百年的沉寂，终于就要萌动茁壮的生机了。

很快，在安洪德县令的努力和督建中，宋公祠堂和寺庙焕然一新，一座充满朝气的华阳县办书院——以宋濂字号“潜溪”命名的“潜溪书院”展现在成都人民的眼前。一条源远流长的教育文化溪流，从浙江金华，流淌到了西蜀大地之上。

安洪德是一个颇有眼光的人，深知要办好一座书院，光有场地远远不够，书院的灵魂是名师，只有名师和名生才能成就一所名院。在安洪德授意下，潜溪书院“延名宿，聚英髦，肄业其中，文风大振”。一时之间，潜溪书院名声大振，前来求学的络绎不绝，人们描述当时的盛况说，“负笈者户外之履满焉”。

安洪德给潜溪书院山长及诸生开出的年俸相当诱人 ：银200两、米4.8石，诸生膏火银共180两，米45石。书院先后延聘了杨凤廷、马秉肃、朱云焕等名师入驻潜溪书院。

四十多年后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川布政使王站柱见书院田产再次沦落于寺僧之手，也不复当年气概，于是重新厘定修缮，使潜溪书院再发新枝。王站柱字晓苍，号桂舟，汉军旗人，乾隆举人，著有《桂舟游草》诗集。

从其《读书台》一诗来看，这位王布政使的品位不俗 ：“水绕吾山山绕台，留舒羊茂共徘徊。应刘遮莫夸同调，终逊安乡八斗才。”王站柱在修葺好潜溪书院后，还特意撰写《重建潜溪书院碑记》。这篇碑记，现在还保存于嘉庆刻本的《华阳县志·艺文志》中。

梨花街新址

四十四年后的道光十三年（1833），安徽无为举人高学濂从重庆巴县移知成都华阳。高学濂的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宋濂，难道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新任华阳知县的高学濂在实地考察潜溪书院后，觉得书院离城中心略远，五里的路程，平时还好，遇上下雨天，道路泥泞，学子们出入极为不便。高学濂决定为潜溪书院觅一新址，便于求学问道。

高县令四处募资，很快筹得善款，在地处城市中心的梨花街购下宽敞的屋舍，将之改建成潜溪书院新院的讲堂。为了给迁入的梨花街潜溪书院师生一个充裕的学习环境，高学濂又从华阳县里的开销中，划拨出一笔不菲的经费，用于书院的日常开支，并重新修订潜溪书院章程。

梨花街上的潜溪书院文脉，一直延续至晚清。光绪后期，朝廷诏令各省书院一律更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书院更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更为小学堂。在此背景下，潜溪书院改称华阳县立高等小学堂。至民国初年，又由小学堂升为华阳县立中学校，后毁于川滇黔混战的硝烟中。

战后虽然得到复建，气象已大不如前。现在的净居寺小学所在地，就是当年潜溪书院旧院所在地。梨花街的潜溪书院遗址，也经历了多种变化，先后更名为光华街小学、解放路小学、人民南路中学。上世纪末，学校迁至老古巷，称为学道街中学，其后再迁，始与七中育才中学合并。

而今的梨花街，除了街面上的地砖隐隐刻印着“潜溪书院”字样之外，已经找不到当年书院的遗存。梨花街的墙头上嵌刻着一段关于街史的简介 ：

成都的梨花街虽然没有“千树万树”，只是在明代的皇城东面城墙脚下种植了很多梨树，明末蜀王朱澍的蜀王府后花园也在这里，园内栽植了很多梨树，名曰梨花园。梨花园也就是“御花园”，于是梨花也就成了“御花”，身价倍增。后来此处形成街道，也便顺理成章名为梨花街。

很遗憾，只字未写最应该提及的潜溪书院。要寻潜溪书院的影子，反而得到更南边的天府新区的华阳音乐广场去，人们在那儿新建了“潜溪书院”，一个藏书5万册、占地1000多平米的公共阅读空间，广场上还建有一座安洪德的雕像。

双流华阳之所以要在远离潜溪书院旧址的新区重塑这样一个充满现代感的文化空间，当然有其历史地理的缘由——毕竟当年的安养乡（净居寺）也好，梨花街也好，地盘都是属于华阳县的。

华阳建县始于大唐贞观年间，初名蜀县，安史之乱玄宗幸蜀，始易蜀县为华阳县，成为与成都县共治于成都府的名县。华阳县与成都县的分界线，南起南校场，北迄北门喇嘛寺，街心即两县分界线，街东南区域属华阳县，街西北属于成都县。所以成都人有句老话：“成都到华阳——现（县）过现（县）。”

天府新区的潜溪书院，除了可供市民阅读之外，还提供更为广泛的文化休闲活动，比如手工艺品与摄影书法展览等。此间还可品茗、饮咖啡，可以在这儿无所事事、发呆冥想，与宋濂或安洪德神交对话。

从潜溪到麟溪，从南京到夔州，从净居寺到梨花街，从东明精舍到潜溪书院，一个以江南文人而得名的书院，历经数百年沧桑之变，滋育历代莘莘学子。文明的脉络，有时如澎湃的江河，有时是细长的涓流，最终汇入浩瀚的大海。

作者：向以鲜，诗人，随笔作家，四川大学教授，达州市文学艺术院文学顾问。著有学术专著《超越江湖的诗人》《迷宫与玄珠》《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诗集《我的三部曲》《旋律三部曲》及长篇历史剧《花木兰传奇》等。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纳通国际儒学奖、四川文学奖、《诗歌报》首届探索诗特等奖、天铎诗歌奖、《成都商报》中国年度诗人奖、首届杨万里诗歌奖、李白杯诗歌奖等。作品收入海内外多种诗歌选集。20世纪80年代，与同仁先后创立《红旗》《王朝》《天籁》和《象罔》等民间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