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年前一帅哥写的大字楷书，笔笔都有千钧之力

宋末元初，南宋的“尚意”书风经过高峰，在王朝末路中显出一丝疲态与纤弱。而随着蒙古铁骑踏碎山河，建立元朝，一种新的力量开始在北方酝酿。就在这片混沌与新生交织的土壤里，一位身材魁梧、虬髯戟张的北地汉子，带着一身“河朔伟气”，闯入了江南温婉的文墨世界，他就是鲜于枢。

鲜于枢（1246-1302），字伯机，号困学民、直案老人。他的祖辈并非显宦，祖父在蒙古南下时不幸殒命居庸关，父亲则常年奔波于运河之上，负责粮运。

少年鲜于枢便随着父亲的粮船，在颠簸的水路上辗转于中原与江南。他身材高大，胡须浓密，被朋友们亲切又敬畏地称为“髯公”，为人处世更是快意恩仇，透着一股子不羁。

元朝初年，他辗转于汴梁、扬州、杭州、金华等地担任中下级官职。“某虽刀笔吏，宁折勿弯！”是他掷地有声的宣言。史料记载他常“与上司争是非于公庭之间，一语不合，则拂袖而去”。

三次罢官或贬谪的经历，成了他仕途的注脚。老百姓爱戴他，称“我鲜于公”，但官场终究容不下这根硬骨头。三十七岁那年，他彻底看透，将最后一枚官印投入西湖，在杭州虎林山下筑起“困学斋”，从此以笔墨为生，以琴书会友。

官场失意，反而成全了他。早年学书不得法，后来据说是在野外看到两人在泥淖中奋力拉车，从中领悟到用笔的力道与韧劲。他作书崇尚“悬腕”，手腕高悬，中锋运笔，力求笔力遒劲，气势雄浑。酒酣之际，更是奇态横生，笔墨淋漓酣畅。

他擅长楷、行、草，尤以草书著称，与后来的赵孟頫并称元代书坛“巨擘”，有“二妙”、“二杰”之誉。虽然赵孟頫的影响更为深远，但鲜于枢以其独特的“雄健跌宕”之风，在元代书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好友赵孟頫曾由衷感叹：“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

而最能体现鲜于枢这种雄强书风、深厚功力和“胆魄”的，莫过于他晚年的大字楷书代表作——《麻徵君透光古镜歌》。

鲜于枢珍藏有被称为“透光镜”的稀世古铜镜。这种镜的神奇之处在于，当光线照射镜面时，反射的影子里竟然能清晰地显现出镜背的花纹图案。金代文学家麻九畴（字徵君）曾为此奇镜写下《赋伯玉透光镜》诗，辞藻华美，赞叹不已。鲜于枢想必是深为麻徵君的诗作所动，亦或是感怀于透光镜的神奇，便择其诗篇，倾注心力，挥毫写下了这幅大字楷书册页。

《麻徵君透光古镜歌》原为手卷，后被人（据考证可能是清代梁清标）剪裁改装成册页。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唯一入选该院《精彩一百 国宝总动员》的鲜于枢书法作品，足见其分量。纸本，每页纵30.5厘米，横19.8厘米，总计59行，近180字。单字大小约9厘米，这在当时绝对属于大字范畴。

这幅作品最打动人的，首先就是那股扑面而来的雄浑气势。正如苏轼所言：“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鲜于枢此作，堪称“结密无间”的典范。

字的结构近方形，虽然因剪裁无法完全还原原始的行距、字距（推测原可能是四字一行），但整体上字字饱满，大小均匀，笔画粗细变化不大，形成一种规整而紧密的体势。

这种紧密并非呆板，而是在严谨的法度中透出强大的内在张力，仿佛字字都蕴含着千钧之力，整篇看下来，恢弘磅礴，气象万千。

他深得晋唐楷书精髓（如虞世南、柳公权），字形端庄开张，颇有《瘗鹤铭》的宏阔气度。同时又极富变化，大小错落，疏密有致，欹侧取势。清代傅山评价其“笔力健古，几欲越赵吴兴（孟頫）”，正是对其艺术价值的高度肯定。

当我们今天在台北故宫的展柜前凝视这些力扛千钧的大字，仿佛仍能看到那位困学斋中的“髯公”，悬腕疾书，嗔目长呼，将一生的胆气与豪情，尽数倾注于这“透光”的墨痕之中，照亮了元初的书坛，也穿透了七百年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