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破译之父回忆民国密码战19：无法获取日方长波电讯

我很久没写什么了。

同样地，我也不愿在工作上继续努力了。

真的没有用。

很久以前，我就把装备齐全的无线电操作员和日文翻译派到前线各方去，东面、北面、南面都有。

但是没有用，他们都胆小如鼠，不敢靠近可以截获日本长波的范围，所以无法带回日方的电码供研究和破译。

他们只会做做样子，从不会长时间逗留在前线。

叫他们回来报告解释，他们就用部队在撤退、害怕装备被日方没收等作借口。

我不断要求总部派我去前线，但至今他们都不肯给我确切的答案。

重庆当然可以收到短波电码，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前线的讯息，而因为技术原因，它们都是经长波传递的。

长波电码只能在发射地点附近收到，而中国人最恨的就是接近危险。

我实在是厌倦了。

我想在我舒适的公寓开一个圣诞派对，邀请一些外国朋友参加。

于是我买来六只鸭子，把它们圈在下人房外的露台。

我叫随从老韩帮我喂它们，给它们填很多的饭，养肥了好在派对上吃。

我甚至买了豆腐喂它们，希望它们可以达到我的家乡印第安纳州“奶饲鸭子”的效果。

三个星期后，它们身上还是跟刚买时一样，一点肉都没有。

我不知是中国鸭子就是这么瘦，还是下人们把饭和豆腐都吃了。

最后，我放弃了开圣诞派对，参加了军统举办的晚宴。

晚宴吃到半夜，我收到了不少礼物，也干了很多杯。

我给大家的惊喜是，用走私的罐装牛奶和尼尔森的手动制冰机制作的雪糕。

这里有一个上海歌舞厅，奇迹般地没有被轰炸破坏。

它的经营者是一对有着八个子女的夫妇，自家的三个漂亮的女儿也在歌舞厅表演。

这个歌舞厅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一般的歌舞厅大多有一个中式乐队，使用的乐器包括单弦儿、鼓和刺耳的唢呐。

演出的中国女孩站在台上，在乐队的伴奏下，通过鼻子发音，声线又高又尖，没有任何面部表情或手势。

如果顾客喜欢她，他们会暂停嗑瓜子而大叫:“要得嘛！”

“好！好！”

逢上她心情好时，就拿茶壶里的水漱漱口，一口吐在台上，再接着唱一段儿。

如果你给旁边的服务生十块钱，她就一定会为你再唱一曲。

这钱同时把你介绍给了她的鸨母，如果你看上去还算有钱，她会请你去那女孩儿的房间喝茶。

如果你真想和那女孩儿发生关系，你次晚再来，这次把十块钱给那个鸨母。

当那个女孩唱完了以后，舞台上会有人挂出数字牌子，这个牌子表示有多少人追求她，越多人追求，她的身价就越高。

为了刺激你的欲望，这个程序可能会持续几天，最后，鸨母会同意一个价钱，让你把她带回家。

这个上海歌舞厅有些不同，长柄五弦琴的配乐，悠扬悦耳；女孩子们的演出，动作丰富。

所以，整个表演很好看。

吴翻译、林翻译和我，在苦闷的工作之余，开始光顾这家歌舞厅。

很多时候，我们会和爸爸、妈妈和他们的三个女儿(我们昵称她们为“三处女”)一起回家。

他们住在河边，一个建在岸边淤泥上、高于涨潮水位的竹楼里。

“三处女”不是供人一夜作乐的，要得到她们，就必须娶她们，或买下来作小妾。

两者都需要供养她们衣食住行一辈子。

吴在“三处女”面前为我大肆吹嘘:“他是个富有、善良的商人，他想买一个小妾。”

三姐妹的年龄分别是十六、十八和十九岁，个个笑颜常开。

其他的五个孩子都还小，他们透过墙的缝隙偷看，咯咯地笑。

爸爸觉得有生意上门了，叫人去买一壶黄酒来。

“处女们” 只喝茶，因为是淑女，所以也不抽烟。

稍有需要，她们就站起来为我们倒酒和点烟。

一切都斯文到难以形容，话题也是一样:谈天谈地，就是不谈价钱。

直到吴隐讳地问，他们才说让我下次来再谈。

我们下次又去了戏院，每人给了十块钱“上牌钱”。

在冗长的仪式性洽谈后，爸爸终于说需要把四千块存到他的银行户口，以及三千块到他女儿的户口。

“告诉爸爸，”我对吴说，“我并不想买他们全家。”

作为中国人的吴，不想得罪人，没有直译。

所以，我们没有讲价就离开了。

两周之后我们又回去了，时间令爸爸软化了一些，最新的价钱是三千块给他自己和两千块给他女儿，共降了两千块。

因为售出一个女儿有点戏了，妈妈便对我眉开眼笑，她问我看中哪一个。

吴说:“最小的妹妹。”

我听懂了这句，忙说:“不，我要大姐。”

妈妈称赞我有眼光，说最小的妹妹很反叛，但大姐的脾气很好，善良又听话。

讲到这儿，“处女”老二和老三讪讪地离开了，剩下老大对我满面春风。

我想，平时她逃不出妈妈的看管，但一旦成了外国人的小妾，就可以轻易地私会情人了。

五千块中国钱是大约二百金元。

吴告诉他们，人家老外需要考虑考虑，因为这笔钱数目很大。

末了，吴问:“怎么让老外确信大姐从来没有沾过男人呢？"

妈妈容光焕发地说，她可以保证女儿们都是处女——她是从来不让她们离开自己视线范围的。

虽然她信誓旦旦，我仍有些将信将疑。

不过，还是问老大，是否愿意跟我一起。

她使劲点头道:“愿意，愿意。”

我们准备走了，爸爸、妈妈和老大脸上流露出失望神色，他们和吴、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他们同意把价钱再降一千块，”

吴告诉我说，“统共只有四千块了。”

“告诉他们，”我用谈生意的口吻说，“老外需要考虑考虑。”

再三地告别后，我们离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去戏院，想继续谈谈。

三姐妹唱完歌后，妈妈接受了我十块钱的“上牌钱”，但没有邀我们一起回家。

“三处女”好像已经从父母家搬出来了。

我错过了机会。

“三处女”被以四千块一人的优惠价，批发给了一个来这里展示驱逐机的美国飞行员。

但是，她们给他带来了霉运，我们一帮人在一个掷骰子游戏里赢了他七万块。

我因为后悔之前错过了机会，邀请他把老大以三千块的“折旧”价让给我。

他同意了，让我给他三千块。

我让他打张欠条，他就写:“我欠你处女老大——价钱三千块，麦斯。”

然后签名。

我们同意，如果他那晚上运气转好的话，他可以赎回这张欠条。

俗话说得好:“借钱给人玩儿骰子，最后倒输要清仓。”

他虽然没有清我们的仓，但也赢回了他那七万块的一半和那张欠条。

可能这样也好。

如果我真把老大搞到手，就要永远供养她。

除非我离开重庆，否则永远不能逃避这个责任。

我又过了一个生日，这一次是在“刀斧手”官邸庆祝的，干了很多杯进口白兰地。

我觉得我在中国一天天变老，我再也无法把中国人喝趴下了。

舒尔也帮我在鲍普·尼尔森那儿开了个派对。

我在那儿看见了两个新面孔:一个是害羞的中国女孩儿，九岁左右，叫莹莹；另一个是美丽的金发德国女子，二十一岁，叫玛利亚。

两个人都有不幸的故事。

一个美国水兵和一个中国女人在扬子江对岸同居了。

在美国炮艇上，为了避免官兵们惹更大的麻烦，一般是容许他们养个把女人的，只要他们把那个女人带到船上做个健康检查。

如果女人的梅毒测试呈阴性(我听说她们很多都因为遗传的原因有梅毒)，两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在这个个案里，那女人为了确保老有所养，用水手给的钱，从江上的船家那儿买下了莹莹。

在重庆，一个有头脑的鸨母，可以把少女的初夜卖给富商或权贵挣大钱。

她们会教女孩们怎么装着忍不住疼而哭泣，这样尽管她已经和许多男人好过了，还可以反复假装是处女，不断收取高价。

那女人买来漂亮的莹莹后，美国水手对莹莹产生了亲情，当女人要把莹莹卖给一个商人时，水手便把莹莹买了下来， 并给了她自由。

他把她送到鲍普这里，跟一个家庭教师上课，过正常的童年生活。

水手突然间被调离了，鲍普因为很喜欢莹莹，就收她为养女，让她住在家里，她也很尊敬鲍普。

鲍普努力想培养她做个淑女，虽然骨子里她喜欢和妓女而不是家庭教师做朋友。

玛利亚的父母是富裕的德国人，住在柏林。

她的哥哥是希特勒最初的四百个追随者之一。

当她十八岁在巴黎学习音乐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并被对方猛烈的追求攻势征服了。

他们在巴黎结婚，一年之后，她和丈夫一起回他在成都的家，丈夫很快娶了个中国太太，并把她贬为侍妾。

她在这场婚姻中，不单丧失了国籍，还和家庭断绝了关系。

丈夫把她的钱拿走，去帮她“投资”。

他们没有孩子。

意识到未来在中国的日子可能很艰难，她把耳环卖了，只带了几件衣服，逃到重庆来。

她希望这里的德国大使可以保护她不受中国婚姻法的制裁，恢复她的国籍，以及获得父母的谅解。

但大使的反应令她失望。

鲍普也收留了她，就像收养了个女儿一样。

我们从生日派对回来的路上，舒尔说:“玛利亚会教德文。”

然后他向我挤眉弄眼。

“不如你去学学德文吧？她的法文也不错呢。”

当我不出声时，他补充说，“她的英文很差。或许你可以用英文课跟她换法文和德文课。”

所以，后来我们就这样安排了。

但是，玛利亚教书的新职业挣得很少，我就安排她在政府里拿一份工资。

在重庆，所有的落难女子不是从多情的男人手里就是从政府那里拿钱。

我不知道她们对中国能有什么贡献，但这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如果女孩们不想出卖她们肉体的话，至少做得到。

一个星期前，我带玛利亚出去吃饭和看一场中国电影。

当我在10点左右送她回鲍普家时，鲍普还没睡，在等她。

他不满地瞪了我一眼，不过，当我和他玩骰子输了一杯时，他就高兴了。

他又请我喝了杯之后，我走了。

第二天，防空警报发生误鸣。

警报刚刚消除，玛利亚就泪流满面地出现在我门口。

“鲍普死了，”她用法文说，“我没有任何朋友了。”

他在一个防空洞的门口，倒下死了。

重庆的德国人虽然分属不同派系，还是团结起来给鲍普举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

很多重庆的旧人都来致意了，包括外国人、中国人。

我期望葬礼举行时没有轰炸，让那个怕空袭的老伙计可以平平安安地下葬。

苦力们用竹竿把铺着鲜花的棺木抬到宾馆旁边的一个墓地。

虽然几乎每一个了解重庆的人都认识和爱戴鲍普，但没有一个记者知道他。

也没有一个教会的人来致意，对于他们来讲，鲍普是个邪恶的人，经营着一个邪恶的场所。

莹莹不见了，自从鲍普死后我们就找不到她了。

但是，在鲍普的墓坑旁边，我们看到了她，她虽然没有哭，但满脸伤心。

我认为，德国领事把葬礼办成了纳粹式的。

总而言之，当棺木下葬时，每一个经过的德国人都向坑里撒了三把土，敬礼，然后叫:“希特勒万岁！”

鲍普其实不是德国人，是丹麦人，如果他泉下有知，肯定会摸着他的八字胡笑出来。

当丧礼完了后，鲍普的佣人想把莹莹带走，而她固执地摇头。

她看着苦力们把墓坑填上，当苦力们走了后，她还蹲在那儿不肯走。

玛利亚现在没有了监护人，她和另一个嫁了中国人的德国女孩儿搬到了宾馆旁边的德国领事馆大院。

有几天，莹莹在鲍普家里进进出出。

我把莹莹的事跟吴和林讲，他们说能找一个好人家收养莹莹。

于是，我们一起去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到了那里，吴和林跟下人们详谈了很久，有一个下人在哭。

“他们怎么说？"我问。

“他们说，”林说，“莹莹被妓女们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