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县清末三进士李经野、徐继孺和陈继渔

《光绪九年癸未科会试齿录》，记录了李经野及家族信息，但记载李经野年龄比实际年龄小三岁，与族人交流，原因可能是：李经野家境贫寒，靠姥爷家——当时曹东南大户袁家接济和资助完成学业，报的年龄小，可能有助于考官的重视。家谱记载，李经野出生于1855年10月12日，卒于1943年正月。李氏明初从山西迁来，但《李氏族谱》修的晚，第一次修谱是光绪七年(1881)李经野写的序，此时李经野已中举。

李经野（1855—1943），字莘夫，号曹南钝士，曹县苏集镇土地庙村人（清代为菏泽县扣地）。光绪九年进士，官至廉州知府。

（1908年廉州知府李经野）

李自幼家境寒苦，曾多次向外祖父借粮坚持上学。读私塾时，每每带点干粮度日，秋闱途中，也曾沿途乞讨，生活困苦，可见一斑。他深知求学的艰难，从小就立志刻苦读书，平时，无论严寒酷暑，从不辍学。

清光绪五年（1879）中举，光绪九年（1883年）会试，中三甲九十ー名进士，次年被任命为户部主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同年，被提升为福建司郎中兼财政处提调内仓监督。不久，调任军机处行走（四品）。

李经野秉公执法，不避权贵，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山东省办理股票，当权者按田亩硬性摊派，加重百姓负担，他即以“此乃扰民之法”据情上奏，光绪皇帝当即采纳，严令禁止。贪得无厌的袁世凯曾通融他借用国库银两，名为解决家用，实为扩充园林。李经野十分鄙薄袁的为人，尽管当时袁世凯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一般人争相逢迎，可是李始终不为所动，严辞拒绝：“没有皇上恩准，岂能私动内库银两！”袁世凯碰了一鼻子灰，仍贼心不死。当时，国库中存有外族进贡的麻布，袁世凯又假惺惺地说：“麻布做夏衣，穿着凉爽，汗不贴体，压不折皱，咱们可分享之。”李怒斥道：“此系贡品，唯皇上恩准可用，焉能私分！”

（袁世凯山东巡抚侧身照）

当时，国家内外多事，李经野悲愤国势积弱，力主博求西洋政体，举行宪政，遭当权者猜忌。袁世凯等人乘机发难，罗织罪名，参奏李经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被贬为廉州知府。朝野痛失良才，舆论大哗。

李经野丝毫不以个人的去留为意，始终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座右铭，在廉州三年，言出令随，执法如山。廉州一恶豪杨某，勾结官府，横行乡里，霸占邻里李净本的坟地，案情多年不结。李经野一到任，即审理此案。杨重演故伎，重金贿赂，遭到拒绝。李经野亲自明查暗访，复据最前廉州卷牒查明，坟地确属李净本，卷载详明。于是严饬杨某立即将先人骨殖移出，将坟地归还原主，并立碑为证，积年沉冤终得大白。此案一结，廉州吏民无不称快，交口赞誉：“廉州廉政于兹始矣！”

当时，廉州邮局由外国人秉政，有一华籍职员工作失误，洋人拟强行处理。李持以国权、人权，挺身而出，亲自去邮局三次，据理力争，坚决要回此人，由中国处理。凛凛正气，终令洋人低首。

（一华籍职员因工作失误被洋人拘捕处以刑罚，李经野先后三次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终令洋人低首）

廉州地处边陲，地敝民穷，文化落后。李莅任后豁免苛细杂捐，减轻百姓负担，大力兴办学校，倡导文明，人心大变。为便利交通，还集资建廉州西门桥，并亲书“惠爱桥”。此匾额现仍嵌于桥顶。

三年任满，被调任湖北造币总厂总办。此乃权利所在，李不求自至，理当欣然就职，但他却毅然称疾归里。尔时，廉州父老箪食壶浆，长途相送，依恋之情，洵难言喻。并赠“万民伞”两把，“千人匾”一块，政绩载入廉州史册。

辛亥革命后，李深居简出，采菊东篱。袁世凯深知其才干，派专使请其“出山”辅政，他严辞拒绝。民国要员也多去拜请，他断然拒绝。

1936年，韩复榘亲自拜望，并聘请其孙李序安出任山东教育厅长兼韩之秘书，遭李拒绝。抗战期间，日伪也多次请他“主持地方”，他始终拒绝，并严诫子孙勿与来往，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韩复榘像）

共产党真诚抗日，使李深受感动，他曾多次利用个人威望掩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多方支持党的抗日工作。1938年3月，曹县工委委员、民运部长于子元到曹东南开展工作，长期住在李家。单县地下党的负责人张彤光被伪县长通缉，在李家藏身，李多方做工作，终使其脱险。同年底，八路军115师344旅代旅长杨得志率部南下，于古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温楼遇到顽杂李文斋部曾立堂的阻拦，杨即住在李家指挥作战，激战三昼夜，未能攻克，后由李经野多方做工作，终使双方达成协议，为杨部顺利南下扫清了障碍。侯集区区长赵殿科在抗战期间曾多次以李家为联络点开展工作，赵感慨地说：“李大人是清朝官员，晚年对共产党是有认识的，好多地下党员都得到他的帮助，其情难忘。”

（于子元像）

李十分关心百姓疾苦，每逢春荒，就告诫家人：“如遇穷人上树采叶，要视若不见，千万勿大声喝斥，免得受惊吓而摔伤。”并多次在县城东南角的冷店村利用庙会，施粥赈济灾民，救活了许多百姓。县西南袁庄，原系李家下庄，李主动将房地产无偿交袁家使用。

李与徐继孺为莫逆之交，共同组织曹南诗社，并将唱酬诗篇集成《唱和集》十二卷付梓出版。因战乱，《曹南诗社传观稿》十卷未能付印。后又亲领门人姜孺卿参与编修曲阜、单县二县县志，并指导姜孺卿编写《汉儒学案》。

（徐继孺画像）

李强于著述，善长书法，辞官归里后，即匿迹田园，督课子孙，成就后进。闲暇时从事书法词赋，虽著述繁富，但刊印的很少，又屡经兵燹（xiǎn），存留者仅属只鳞片爪，殊难整理。其书法作品散失在鲁豫两省，已经不多见了。李经野给曹南多个家族修谱谢序，多有碑刻题字。如青堌集槐玉寺庙碑、成武县郜鼎集宋林宋氏墓碑、郓城黄安小学院内重华书院碑等。

李经野的一生，如其家传所说：“躬身士行，代启儒风。不谀上，不傲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隐居田园之时，睦于邻里，济困扶危，急公好义，排难解纷，遐迩咸仰高风。”

1943年，89岁的李经野于曹县辞世，身后归葬故土土地庙村。1966年，文革祸起，已经谢世23年的李经野作为晚清的进士和封建遗族在劫难逃，自然也处于被批判的行列，据说村中某李氏后人作为造反派头头亲自掘开了先祖李经野的坟。听老人们讲，李经野的墓葬极深，虽然入葬已二十余年，打开棺木时面色如生，顶戴花翎、衣帽蓝衫簇新依旧。据说，后来柏木棺材做了生产队的大门；随葬品被作为封资修毁坏一空；更可恨的是，老人被曝尸荒野，尸骨不知所终。经野先生一生尊崇儒教，克己复礼，对子孙更是言传身教，没想到时间才过去二十几年，而世道人心却覆地翻天，这大概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会试同年齿录》

这里面记录有错误：

出生日期应该是1857年，非1859年。

曹县地名志记载是1857年。

徐继孺诗作“丁巳之年吾以降，倏忽又见丁巳年。阳九百六君不信，何以东海犁为田。”（引自《徐悔斋集》516页《丁巳元日书感》）从这首诗可以推断他出生于丁巳年，即 1857 年。

另一首“馈岁俗无改，人情思夏正……龙钟五十七，所得是无成。”（《徐悔斋集》466页《癸丑之旦》））癸丑（1913 年）虚岁五十七，如果是 1858 年出生，是虚岁五十六。

“君卒年六十有一。”(《墓志铭》)徐继孺 1917年五月去世，六十一岁是虚岁，可知是出生在 1857 年。虚岁计算的是某人出生后经历的年份序数，是我国民间传统习惯。

徐继孺（1857—1917），字又稚，号悔斋，晚年自号苏门山人，今曹县郑庄街道徐楼村人。

（徐继孺画像）

他自幼聪颖好学，6岁能辨四声，11岁中秀才，15岁考选拔贡。遂游学济南，同窗中他年龄最小，每次考试却名列前茅，深得泺源书院主讲匡鹤泉的夸赞。还常与泉城文人谈经论史，切磋学问，多能探本溯源。不久，以拔贡朝考，选为黄县训导。公事之暇，他遍访胶东名士，孜孜学问，以求教益，因而学业大进。清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十六年中二甲第四名进士，入庶常馆。三年散馆，成绩优异，授翰林院编修，旋出任陕西省副主考。清光绪二十年出任河南省学政。二十四年，被委任为山西省清源局总办，专司清理库银。该省藩库历年积弊甚多，他上任半年，就将全省款项整理的井然有序，致使“奸吏咋舌，莫敢支吾”，徐继孺因此名震一时。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冬，徐继孺调任潞安府知府。天主教神甫扩建教堂，强占民宅。徐继孺刚接到状子，神甫即来要挟。徐联想到刚刚发生的四起教士欺民案，满腔义愤，立即和通判王某、知县常某共谋处理。王、常二人认为洋人势大，皇上尚且畏惧，地方更无能为力。徐继孺断然说：“洋人目无法纪，嚣张至极，欺压百姓，当杀无赦。既为知府，怎能不为百姓伸张正义？当备文请示巡抚，即行办理。”当天夜里，正巧接巡抚手谕：“今有太原府德国神甫畏罪潜逃，饬该府派干员截杀，切切勿误！”徐继孺连声说：“好！好！”立即布置，当夜捕杀德国传教士一行7人，山西人心大快。事发后，朝廷屈服于德国人压力，敕命徐继孺终身戍边。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初的一个夜晚，巡抚听到洋人威逼皇上“严惩凶手”的消息，密令徐继孺尽快潜逃。徐继孺遂将印绶交给常县令，仓促出走，隐居于河南省辉县苏门山，自号苏门山人。3年后，潜归故里，伪报死亡，深居简出，殚心著述。期间，徐继孺还受定陶、东明等知事之邀，审定十几县的县志。1916年，地方骚乱，曹县知事曹倜因徐继孺德高望重，请他主持团务。1917年，五月二十二日夜，砀山土匪大毛、二毛兄弟数百人偷袭曹县，徐继孺闻变出户，遭枪击身亡。

（曹县档案馆《曹南文献录》部分馆藏）

徐继孺知识渊博，潜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执著笔耕，一生著作颇丰。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当数《曹南文献录》一书。该书汇集周朝至清末3000年间曹州府（包括菏泽、曹县、定陶、巨野、郓城、单县、成武、濮州、范县、观城、朝城等11州县）籍及在该地区做过官或来此游寓的名人列传、诗文，并撰附录六类，考建置、山水、古迹、著作、科第等，计82卷，100多万字，历经15年成书。该书可谓补史之遗，续史之无，匡史之谬，堪称曹州府文史大全，是研究鲁西南地方史的宝贵文献。

陈继渔（1849—1919），原名继洋，字瑜轩，晚年自号济阴愚叟，今曹县邵庄镇陈楼村人。

陈继渔自幼聪明好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光绪二十ー年（1895年）中进士，历任河南伊阳、宁陵、罗山、舞阳等县知县。辛亥革命爆发后，弃官回乡，寓居曹县城内，从事教书育人的事业。

陈继渔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他在京会试期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有识之士都希望变法图强，他积极赞同康有为变法维新的主张，会同在京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签署了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基于对列强欺凌中国的义愤，连自己的名字“继洋”也改为“继渔”，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返回故里后，即告诉家人：“治世要习文，乱世要习武。”并安排子女到武备学堂学习。他经常教育亲友和家人，要戒绝吸食鸦片，抵制使用“洋货”。

陈继渔性情善良，待人宽厚，始终以“为官一地，造福一方”为己任，“做了一辈子奶奶官”，但对民事案情一丝不苟。罗山县一石匠外出做活时被人陷害而失踪，邻村有人犁地时犁出了一只脚。官府叫石匠的妻子李氏辨认，没有认出来，女儿却从穿的鞋子认出是自己的父亲。石匠的族人早想谋占其家产，就诬陷李氏“勾奸夫害本夫”。官府偏听偏信，对李氏严刑拷打，勒逼口供，她始终没有招认。陈接任知县后，查阅案宗时发现此案许多疑点，决定重新审理。经多方调查，终于查清案情，覆盆之冤，始得大白。李氏感激不尽，就自愿到陈家当佣人，以报答昭雪伸冤之恩。

陈为官期间，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削平冤狱的事屡有传闻，深得百姓爱戴。尽管当时国家政局动乱，罗山百姓仍自动捐资修“扬名碑”一座，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河南省汝南兵备道于沧澜也赐语嘉奖：“勤政爱民称于时。”

陈一生致力于教育，虽年老而不怠。他常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素丝不受染，不能为衣裳，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鼓励后人严于律己，刻苦学习，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他二十岁中秀才后，因家境贫寒，就一面自学，一面教书。在河南任知县时，每到一处，下车伊始，即兴学延师授教，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民国初年，洋教入侵，败坏民风，地方士绅公推他为孔教会会长，以图抵制。他即于孔庙两庑创设学校一处，多方聘请教师，分科施教。邻近各县，前来求学者多达数百人。翰林院编修徐继孺曾书赠对联一副：“升堂已满七十士，慕道知有三千人。”可见当时盛况。

陈从事教育四十余年，多所成就，学生中成名的有：韦延秩进士、王端举人、徐问点拔贡、袁菊村廪生及两位王姓拔贡(邵庄王黑楼村王佑子和王信子)，民国初年比较出名的有李士俊、万仲曦、安辑五等。

曹县最后一位进士韦延稚从学于冉杓，但性情古怪，与老师闹了别扭，被冉杓先生开除，后从师陈继渔，陈对他循循善诱，帮助他克服缺点，结果考中了清末遍进士。

陈晚年在孔庙办学时，食宿在校，除年节外，虽离城寓里许，足不入家门。即使年老体弱，除操劳校务外，仍坚持讲授经史，批改文卷，以致积劳成疾，舌根肿胀，语咽两难，不幸病逝，终年七十岁。

死后，门人弟子为寄托思念之情，集资在城西北隅建立祠堂，并私谥曰“肃毅”。姚舒密为其撰写《陈肃毅先生祠堂碑记》。

陈继渔有诗文若干卷藏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