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原配夫人云亭：伟大的母亲和革命战士

云亭，原名塔拉，蒙古族，1900年3月10日出生于土默特旗台基村（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镇北台基村）。云亭是党和国家优秀领导人乌兰夫同志的结发妻子。

一、善良贤惠 勤劳能干云亭的家乡台基村在乌兰夫的家乡塔布子村（今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东南面，距离大约十几公里。当年，云亭的家庭在台基村是个大户人家，云亭年轻的时候身高貌美，结实健壮，当时的女人读书的不多，云亭也没什么文化，但她性情温顺，明白事理，是个干活和劳动都非常麻利的农村姑娘。乌兰夫的家庭当年在塔布子村也是殷实富足，家风很好。乌兰夫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他身材高大，一表人才，而且知书达理懂礼貌，为人处事很真诚，是塔布子村人人称赞的好后生。所以，乌兰夫的家庭和云亭的家庭是门当户对。1920年，20岁的云亭嫁给了比自己小几岁的乌兰夫，自从过了门，她勤劳能干，为人友善，孝敬公婆，爱护弟妹，从来不和人吵架，而且同情穷人，善待弱者，只要听说左邻右舍有了困难，她总是慷慨相助，主动送去一些粮食和衣服，村里人都夸赞：“云亭可是个大好人，老云家娶了个好媳妇。”结婚后的十几年，乌兰夫和云亭虽然经常分别，但他们恩恩爱爱，幸福花开，先后生育了四个子女：长女云曙碧、长子布赫、次子乌可力和三子乌杰。云亭和乌兰夫结婚的年代，正是国家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期，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欺压歧视少数民族，土默特蒙古族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1919年，乌兰夫进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1923年秋天乌兰夫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夫妻俩从此天各一方，聚少离多。云亭心里明白乌兰夫是一个胸怀大志、前途无量的人，正在干着救国救民的大事，虽然经常见不到丈夫，心中的思念甚至无处诉说，但是从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默默忍受着离别之苦，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一个人承担起家里所有的事情，解除了乌兰夫的后顾之忧。

二、支持革命 任劳任怨1925年，乌兰夫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遺，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走就是四年。云亭在家里不但要伺候老人，抚养孩子，洗衣做饭、操持家务，还要喂牛喂马、下地劳动，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直到1929年底，乌兰夫才从苏联回到家乡。虽然分别四年的夫妻终于团聚了，可是乌兰夫顾不上管家里的事，为了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他装扮成农民，挎着粪筐，走村串户，秘密联络中共地下党员，还经常召集党员在家里开会，烧茶做饭都是云亭的事情。有时会议要从头天晚上开到第二天，为了躲避敌人的耳目，云亭出了个主意，白天不让大家走出屋子，大小便都在家里解决，她随时端出去倒掉，还经常和只有七岁的女儿云曙碧在大门外和房顶上站岗放哨，同时照顾全家的老老小小，操持家里、家外包括庄稼地里的事情，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我们蒙古人的好大嫂”。

三、保护丈夫 机智勇敢乌兰夫虽然经常以农民的身份出现在村中，可毕竟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大学生，因而十分引人注目，很快引起了反动军警的注意，怀疑农村一定出现了共产党，于是出动警察来塔布子村搜捕。这一天，乌兰夫正好没在家，敌人扑了个空，就翻箱倒柜，企图找到什么可疑的证据，他们翻出一本厚厚的书，是乌兰夫从苏联带回来的俄文版《资本论》，可是警察不认识俄文，质问云亭是什么书。云亭急中生智，顺口说了一句：“这是孩子他爷爷的《圣经》。”当时土默川有很多天主教堂，有的警察见过《圣经》，觉得《资本论》是和《圣经》差不多一样的洋文，就把《资本论》扔在了一边。云亭的巧妙回答躲过了敌人的盘查。这本《资本论》是乌兰夫最珍爱的书籍，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一直陪伴着乌兰夫，不仅让乌兰夫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帮助他提高了俄文水平，所以他对这本书很有感情，从苏联回国时虽然路途遥远，只能轻装赶路，但他一直没有舍得扔掉《资本论》，回到家后交给云亭保管。这次事件发生之后为了以防万一，云亭把《资本论》转交给已经出嫁的乌兰夫大姐云存贵家里保存，过了2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才交给乌兰夫。乌兰夫看到《资本论》久经战乱，还能完好的保存下来，喜出望外，一直作为最心爱的宝物珍藏。如今，这本《资本论》已经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收藏在呼和浩特市的乌兰夫纪念馆。

四、战友入狱 寒衣送暖1931年秋天，王若飞作为中共西北特委书记从苏联回国，任务是开辟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西部的革命工作。乌兰夫在苏联就和王若飞认识，他从家里赶到包头与王若飞见面。刚走了两天，云亭听说奎壁和赵诚都被敌人逮捕，非常担心乌兰夫的安全，托人去包头打听乌兰夫的消息。11月中旬，王若飞考察了河套地区党组织的情况以后回到包头，准备去宁夏把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开展起来。乌兰夫让李森为王若飞做好西行准备，负责护送王若飞到宁夏，不料就在王若飞准备起程的前一天晚上，敌人突然抓走了王若飞，押回归绥，关押在绥远第一模范监狱。乌兰夫获悉王若飞被捕后，正在家中筹划着如何营救王若飞出狱，国民党骑兵就追到村里，抓捕从包头刚回来的乌兰夫。云亭听到敌人在院门外大声喊着：“这是不是云泽的家？”她急忙跑出院门外，镇定自若地说：“这就是云泽的家，他不在。”其实，乌兰夫刚从房顶上跑出去，趁敌人在家中搜查时，他早已转移了。如果当时云亭惊慌失措，一定会引起敌人的疑心。敌人一看乌兰夫不在家，就拿着一个银元对站在云亭身边的小布赫说：“你说云泽在哪儿，说了给你银元。”小布赫哇地一声吓哭了，敌人恼羞成怒，一把抓起小布赫准备带走，邻居怒不可遏，急忙跑上前抢过小布赫说：“你们这是干甚呢？这是我家的孩子，别把孩子吓着了。”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王若飞的被捕，让乌兰夫深感不安，乌兰夫意识到营救王若飞的难度很大，只能想办法让王若飞在监狱里少吃苦头。他通过孟纯找到在绥远监狱担任二科科长的孟纯连襟任子华，让他在生活上关照王若飞。当时已经到了冬天，云亭听乌兰夫说，王若飞住的牢房寒冷潮湿，就主动做了一件厚厚的棉背心，让乌兰夫通过任子华送进监狱，给王若飞穿上抵御风寒。这件棉背心饱含着乌兰夫和云亭对革命战友的深切关怀，也表达了蒙古族同胞对王若飞的深情厚意。王若飞后来被押往太原国民党陆军监狱，度过了将近六年的铁窗生活，直到抗战前夕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延安，他一直怀念与乌兰夫在一起的革命友情，特别是云亭做的那件棉背心让他感激不尽。

五、夫妻情深 度过难关1934年，乌兰夫通过在归绥做地下工作的吉雅泰介绍，回到自己的母校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担任庶务主任兼教员，以此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为了照顾乌兰夫，云亭带着12岁的女儿云曙碧、九岁的儿子布赫和比女儿大两岁的乌兰夫妹妹云清也来到归绥，后来又生了乌可力，一家六口住在旧城小玉石巷一间小平房，后来搬到了观音庙街10号院。云亭除了每天煮茶做饭，为丈夫和孩子们服务，还要盯风放哨，时时观察院内外的异常动向，注意国民党军警特务人员的出现，虽然天天提心吊胆，可是从来没有放松警惕。当时乌兰夫的工资并不多，靠他微薄的薪水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实在有些困难，但云亭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乌兰夫从家乡塔布子村转移到归绥城里后，地下工作越来越繁忙，任务也越来越重。1936年初，乌兰夫参与和策划了“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由于忙于革命工作，不方便携带家属，就让云亭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乡塔布子村。从此，夫妻俩又分别了数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蒙旗保安队先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乌兰夫化名云时雨，在新三师担任政训处代理主任和中共地下党委书记。新三师在伊盟地区坚持抗战，守护着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北大门，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称赞。乌兰夫时刻惦念着家乡的妻子儿女，派人捎回了一封信：“云亭，别来无恙，二老安否？孩儿还是那样快活？我虽在千里之外，但心里直挂念着你们，盼早一天见到你们。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部队正在休整，不日即重返抗日前线，以利再战，致全家安康。夫致笔，民国二十五年。”此信的原件至今保存在塔布赛村乌兰夫故居。

六、支持儿女 奔赴延安1939年春天的一天，奎壁来到塔布子村对云亭说：“乌兰夫的部队已经到了伊盟，他捎来话，叫咱们送一批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学习，并让你们家带头。”云亭听说丈夫平安到达伊盟，高兴地说：“我们带头，那是当然的，让云清、云曙碧、布赫他们三个先走。”三个孩子听说以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可乌兰夫的父亲云明亮老人担心云清、云曙碧两个女孩子出远门遭遇不测，又怕孙子布赫在外面受罪，于是说：“不能让他们走，我不放心。”云亭也对公公说：“云泽叫做的事，一定没错，他最关心孩子们的前途。”云明亮老人舍不得孩子走是人之常情，其实云亭也舍不得儿女离开自己，她经常听说共产党人被抓被杀的消息，但是她相信丈夫，也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不得不让他们走。云亭支持孩子们去延安，她讲了自己的理由：“孩子们去延安是云泽決定的，事关孩子们的前途，这是好事，不是坏事。＂云明亮老人仍然摇头，无奈之下，云亭干脆向公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云清是您的女儿，她走不走，您说了算。孙子们的事，您就别管了，我同意他们姐弟俩去延安，有什么事我向云泽交待。”云明亮老人皱着眉头深思了一阵，终于说话了：“云亭说的也对，孙子的事我就不管了，云清这次就不走了，两个孙子先走吧，可是……可是我真的舍不得两个孙子呀！”云亭理解老人对孙子的疼爱心情，但是多年受丈夫的影响，她懂得革命与家庭的关系。晚年的云曙碧曾经说过：“我妈是一位很有主见、很有志气、很有勇气、也明白世理的人。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革命情怀都是父母给的。”这年10月，乌兰夫的妹妹云清终于说服父亲，也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程，走上了革命道路。

七、关键时刻 出面周旋云亭把两个子女送往延安以后，她带着五岁的乌可力和三岁的乌杰，在塔布子村坚持抗日斗争。那段时间，日本宪兵队和伪军三天两头来塔布子村骚扰，找不到乌兰夫，就烧毁了乌兰夫家所有的房子，还抓走了云明亮老人，严加审讯，一无所获，关押一个多月后才把老人放出来。乌兰夫很快听说了家里的情况，1940年秋天派人将云亭和两个儿子接到了新三师，夫妻俩再次团聚，度过了一段平静生活。云亭来到新三师以后，不仅协助丈夫做了许多工作，也深受新三师战士的尊敬。当时，部队生活条件很差，云亭常常帮战士缝补衣服、拆洗被褥，每当战士们来到家中，她总是让吃让喝，战士们明显感到这位夫人和国民党军官的太太截然不同，都亲切地称呼她＂云嫂子”，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找她说。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36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向新三师师长白海风发来电报，命令他就地处决乌兰夫，把部队开往甘肃靖远整顿。中共中央从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出发，决定让乌兰夫和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回到延安。乌兰夫借口送妻子和孩子回家乡为名，向白海风请假。白海风一直不肯痛痛快快准假，最后还是云亭出面周旋，她主动找到白海风的夫人多淑秀，说自己想回家，需要乌兰夫送一程，顺手把自己结婚的金戒指送给了多淑秀。多淑秀一直喜欢云亭戴的金戒指，马上表态说：”我做主，你们放心走吧，师长会同意的。”白海风无可奈何，只好准假。至此，乌兰夫全家离开新三师，去往革命圣地延安。

八、勤学苦练 成为模范来到延安以后，云亭在延安中央保育院做了保育员。延安中央保育院后来改为中央保育小学，有几百个孩子，她和孩子们住在一个大窑洞里，日夜陪护，什么都管，把这些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照料，缝补洗涮，吃喝拉撒，不厌其烦。云亭天性就喜欢孩子，孩子们也和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孩子都亲切地称呼她“云妈妈”。后来，云亭调到安塞保育小学，同样得到了老师和学生们的尊敬。当时，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延安地区的经济困难，号召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云亭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她以前在家乡就是全村的做鞋能手，到了延安更发挥了这方面的才能，别人做一双鞋的时间，她能做出三双鞋，而且又结实又好看，在几次军鞋评比中都名列第一。后来上级安排妇女纺线任务，云亭纺出的棉线不仅均匀细长，而且数量很多，一般初学者只能纺出织布用的单股线，她却能纺出三股合成的机用线。别人纺一斤线的时间，她能纺出三斤线，很快成为延安地区的纺线能手和生产标兵，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还出席了劳模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非常敬佩这个蒙古族妇女的成就，特意提笔为云亭题写了“纺织起家”的光荣奖状。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亲自为云亭颁发了《劳动模范证书》，上面写着“奖给劳动英雄云亭同志”的红色大字。毛主席还设宴招待了所有劳动模范，云亭是宴会里唯一的一位蒙古族妇女，还和毛主席握了手。

九、光荣入党 实现夙愿1944年，云亭被调到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工作。当时，康生发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一大批从敌占区回到延安的干部被怀疑，打成了“特务”“叛徒”，云清和丈夫孔飞也被隔离审查。一天，云亭突然看到小姑子云清从禁闭室走出来，她既高兴又心痛，急忙把她拉到自己家中，为她洗头、换衣服、捉虱子、搞卫生，看到云清快临产了还为她准备了产后用品，云亭就像母亲一样关爱着云清，听说她经过组织上审查，已经没事了，心里感到宽慰的同时还不停的安慰云清，一定要相信组织，相信党。云清在晚年回忆说：“人们说老嫂如母，我深有体会，我大嫂为了革命、为了家庭、为了亲人和子女，出生入死，无怨无悔，我永远忘不了她的恩情，她是我们云家的功臣，也是我们云家的骄傲。”1945年冬天，党组织根据云亭的申请和表现，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她的生命中就像注入了无穷的力量，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得到了蒙古文化促进会人们的一致称赞。

十、辗转千里 历经磨难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国民党部队进攻延安。毛主席决定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地区。云亭跟着女儿云曙碧、女婿石光华也撤出延安，来到了张家口与先来的布赫、乌可力、乌杰会合了。云曙碧和石光华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工作了。看到大家都在忙碌，云亭也不甘心坐在家里，组织上没有给她分配工作，她就自己找事情做，听说兵工厂缺少人手，就天天去兵工厂给手榴弹装炸药，到了月底，兵工厂给云亭发工资，她坚決不要：“我是来支援前线的，不是来挣钱的。”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张家口，战事一度非常紧张。云亭带着只有十一二岁的两个小儿子乌可力和乌杰，跟随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干部从张家口向千里之外的锡林郭勒盟转移。一架牛拉的勒勒车在茫茫草原上行进，车上坐着乌可力和乌杰，赶车的就是云亭。母子三人白天不停的赶路，时刻警惕着敌人飞机的袭击，晚上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云亭还要割草喂牛。漫漫长路，风餐露宿，一路艰辛，历经磨难，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锡林郭勒盟贝子庙。当时锡林郭勒盟的形势非常复杂，各种政治势力都向草原渗透，国民党、地方武装、土匪经常过来骚扰。云亭带着两个儿子住在一座庙里。儿子白天放牛，云亭在家做饭，生活非常艰苦。尽管如此，云亭每天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为部队做军鞋，支援前方。上级党组织为了表彰云亭的成绩，发给她200元奖金，她没有用来贴补家庭，而是分发给更贫苦的牧民。据乌可力回忆：“妈妈的生活一直很简朴，吃饭总是吃剩饭，穿衣总是穿旧衣，把省下来的一点钱都照顾了附近的穷苦人。”这时乌可力、乌杰已经长大了，可以帮妈妈做许多事情。可是云亭想的是孩子们的学习和未来，她劝乌可力、乌杰去东北上学。兄弟俩担心留下妈妈一个人很孤单，可是云亭态度非常坚决地说：“你们现在必须去学习，没有知识，将来怎么能做好革命工作？”说服儿子以后，云亭为他们打点好行装，雇了一辆牛车，就像当年送云曙碧、布赫去延安那样，把乌可力、乌杰送上了去往东北的道路。

十一、立场坚定 仗义执言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了。云曙碧已经是一名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组织上派她参与了接收北平蒙藏学校，任命她担任该校的教导主任。云亭也从贝子庙来到北京和女儿云曙碧住在一起，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天天搓麻绳，纳鞋底，缝补衣服。云亭四个儿女从小到大穿的布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锥帮纳底做出来的，儿女们穿着母亲做的布鞋，一个个走向了成功之路，所以云亭一直受到儿女们的尊敬和爱戴。1954年，为了让布赫夫妇有更多的时间为党和政府工作，云亭回到呼和浩特，精心抚育着布赫的孩子。几十年来，云亭一直与子女们相依为命，随着中国革命成功，新中国诞生，她不用再过那种担惊受怕的地下工作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了，随着年事已高，本该安度晚年，尽享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没想到却大难临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乌兰夫遭到诬陷迫害，被送到长沙军事监护，一场巨大的灾难也随之降临到乌兰夫的所有亲人身上。云曙碧夫妇在哲里木盟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布赫被押解到伊克昭盟严加看管，乌可力和乌杰分别关进沈阳、呼和浩特的监狱。云亭也受到牵连，“造反派”把云亭和孙子孙女从旧城的住处赶出来，搬到了新城利民街一个专门关押“牛鬼蛇神”的大杂院里。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快70岁的云亭为了让三个10岁左右的孙子、孙女不受饥寒，年年冒着严寒储存大白菜和土豆，三天两头拉着平板车去煤厂买煤，还经常在大街上捡柴火，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中，艰难地抚育着云家的第三代。当时，“造反派＂三番五次前来骚扰。一天他们逼着云亭检举揭发乌兰夫的所谓“反党罪行”，说：“乌兰夫是反党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已经抓起来了，你还不清醒吗？”云亭不慌不忙地说：“我很清醒。你们说他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证据？我就奇怪了，乌兰夫这个人总是被抓，当年日本人抓他，后来国民党也抓他，今天你们又抓他，我倒想问问，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说得“造反派”哑口无言，居然恼羞成怒，翻箱倒柜寻找乌兰夫的反党证据，不但搜走了毛主席给云亭颁发的《劳动模范证书》，还抢走了云亭家里仅有的400多元钱。从此。祖孙四人饥寒交迫，度日如年，一起熬过了长达七、八年的艰难日子。云亭立场坚定，深明大义，坚强不屈，自始自终维护着乌兰夫的名誉，表现出一个蒙古族妇女的宽广胸怀和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乌兰夫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对他的一切诬陷之词不攻自灭，子女们也先后解除了监禁。1975年5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一年，云亭去通辽看望女儿云曙碧，不幸因病逝世，享年75岁。临终之时，她仍然念念不忘地嘱咐儿女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造反派”抢走一个铁盒子，里面有她一辈子最珍爱的两件东西：一个是毛主席亲手给她颁发的《劳动模范证书》，一个是她秘密保存了几十年的乌兰夫的照片。云亭的一生虽然是操劳的一生、苦难的一生，但也是成功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她不但辅佐乌兰夫成就了一番丰功伟业，为中国革命事业和内蒙古民族解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她还照顾延安保育院的革命后代茁壮成长，后来一个个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她更把儿孙两代含辛茹苦抚育成人，让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后来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纯真质朴、一生平凡的蒙古族革命老人云亭，堪称是一位善良贤惠的女性楷模、大爱无疆的母亲典范、伟大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