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皇权之下的忠臣剧本

清代太庙供奉皇帝祖先与功臣神位，是最高荣誉的象征。迄今清王朝296年历史，只有12位异姓功臣得以配享，且唯一一位汉人便是张廷玉 。雍正帝在遗诏中盛赞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其以后配享太庙 。

《清史稿》记载此事时称他为“忠诚之臣”，强调其始终对皇帝无二心 。这一罕见安排既彰显了统治者对张廷玉能力的高度认可，也体现皇权将汉族名臣纳入忠臣谱系、强化民族整合的政治意图。通过册封“张文和公”、入祀太庙，皇帝将张廷玉塑造成忠臣典范，以示满汉融合的政治正统。然而，太庙荣典本质上也是皇权控制的一环：一方面通过最高礼仪予以表彰，另一方面以恩宠维系官员忠诚，从而在权力结构中保持稳固的统御秩序 。

值得注意的是，张廷玉的入祀虽象征清廷借汉臣树立正统，但并未改变“重满轻汉”的国策。雍正皇帝自己直言“满洲为我朝根本”，张廷玉不过个例 。在此格局下，他的殊荣更多源于个人才华与与帝王的特殊关系，而非汉人群体地位的普遍提升 。

张廷玉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张英为康熙朝大学士，曾为胤禛（后来的雍正）授课 。张廷玉三十九年进士及第后，历任翰林编修、南书房承旨等职 ，长期在中央决策核心磨砺才干。这种背景让康熙早已熟悉其才华，雍正继位时也早有倚重之意 。乾隆后期，皇帝为其立碑颂誉，称张廷玉“见识卓越”，并亲笔题词“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警示后人效法他的忠谨风范 。张廷玉作为“文和”谥号的获得者，不仅被后世记作清廷忠臣楷模，其个人命运也成为帝国忠诚价值的象征。

雍正即位后，以强化中央集权为首要任务。1729年，他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由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蒋廷锡领衔办理军政机密事宜，后称“军机处” 。张廷玉“定规制”：规定常事用奏疏办理，由通政司呈内阁拟旨；重大军务用折上谕，由军机处拟旨、皇帝亲批 。自此，传统内阁的议政功能逐渐被军机处取代，大臣入阁须兼任军机处，朝会日常常被召入含元殿承旨 。这一变革大幅提升决策效率，也有效抑制了旧有八旗高官的权力扩张 。

张廷玉虽身居权要，却保持谦逊谨慎。据传他以“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为座右铭 ，为人周到且无满族贵胄的跋扈。他拒绝奢华馈赠，“百金以上者辄却之” ，廉洁自守的作风向朝野传递了新风气。值得一提的是，他身体力行参与吏治改革：雍正十一年他上疏指出刑部对轻罪犯一律收押不当，建议参照行省制对轻罪分级保释 。朝廷采纳了这一提议，减轻了冤案发生率。

他在军机处中既是皇帝意图的书写者，又担当政令的执行者：辅助雍正整顿吏治、惩治贪腐，也将皇帝的意志贯彻到具体政令中。例如，他所制定的奏章流程详细区分常事与要事的处理方式，以确保在繁忙朝政中也能高效传递旨意 。据《清史稿》记载，雍正设军机处后，张廷玉位列其中第二位（仅次于允祥），成为内阁首辅 。他撰写的奏折文辞严谨得体，雍正称其“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其功甚巨” ，这说明他在决策核心的影响力之大。

1726年（雍正三年），平定黄河有功的将军年羹尧因贪权骄横遭到弹劾处决，另一红人隆科多也被圈禁而死，史称雍正“杀功臣”。张廷玉则以审慎求生，未曾深陷权力斗争。他在九子夺嫡的敏感时期既不鲜明表态，也不参与派系纠纷，使雍正无意将他视为威胁。恰恰相反，雍正即位之初就信任并重用张廷玉：让他参与撰写皇帝诏敕，将口谕文字化、修饰得体，据载“朕即位十一年，朝廷内臣一日不曾离者，惟廷玉一人” 。与此同时，张廷玉行事忠厚，敬畏律法。他不趨奉权贵、不贪奢华，对部属一视同仁，待人恭敬，“众人皆行忠孝”，内心无二志 。因而雍正清洗旧臣时，他依然恭谨谦和，没有落入清算之列。

雍正驾崩时更将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大学士鄂尔泰共同任命为顾命大臣，足见张廷玉在朝中地位与信誉之高。雍正对他的信任还表现在对私人情感的关照：有人记载雍正曾关切询问张廷玉病情，“朕连日手臂疼痛……不是廷玉的臂病又能是什么？” 。可见在雍正帝眼中，张廷玉已如亲友一般可靠。此时张廷玉以不争位、不争宠的态度保全自身，无论朝局如何风云变幻，他都能稳住位置、继续获得重用。他在风云更替中坚持“与政权共融而不争”，成为三朝政坛中难得的“安全岛”。

乾隆初年，张廷玉仍居功臣首位。乾隆元年，他承袭世职阿达哈哈番，并被加封太保；二年进封三等伯，赐号“勤宣”。皇帝对其厚遇亦有私人因素——张廷玉曾是乾隆（弘历）早年的师长。然而乾隆帝对汉臣的立场更为谨慎，他大力推行“内满外汉”的政策 。

张廷玉年逾七十多次上书请辞，乾隆均以其历仕两朝之劳和遵从雍正遗命为由屡次婉拒 。1748年（乾隆十三年）正月，他再次上疏请退，次日更将雍正遗诏中关于“配享太庙”的记载要求书面固定 。这一步直接触怒了乾隆：皇帝当庭怒斥他“滥邀配享，忘恩树党，举荐失察”，认为张廷玉试图以功绩谋求额外礼遇，颠覆了臣子应有的谦恭 。乾隆遂命削去他的伯爵封号并取消太庙祭祀资格 。同时，他还因张廷玉的外甥朱荃牵连案责问张廷玉“荐举失察”，并要求其上缴历年受赐俸禄与馈赠。

张廷玉从此出宫，不再理政，直到1755年病逝。雍正对他的遗命亦一直铭记：乾隆二十年他去世时，朝廷仍依规为其配享祭祀并追谥“文和” 。乾隆五十年（1785），皇帝为张廷玉立碑褒奖其“卓识”，碑文称“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并强调“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 。学者认为，乾隆对张廷玉的处理反映了极端的民族政策：乾隆坚信“满洲人才辈出”，将张廷玉视为阻碍满族官员晋升的“绊脚石” 。

张廷玉被罢后，其职务很快由同为汉军旗出身的刘统勋接替 ，显示乾隆对官员班子的战略调整。乾隆对张廷玉的多次试探和惩罚表明，在帝国政治中，即便是老臣重臣也必须绝对臣服：过于张扬功绩或索求特权，都有可能触碰“忠诚边界”而遭到打击 。

张廷玉的一生常被后世缅怀为忠诚的典范：三朝国运巨变，他始终奉命勉力、鞠躬尽瘁；雍正评价他“忠诚供职，至死不渝”，乾隆也称其奏折“详达朕意”而予以尊崇 。

然而学界对他的角色有不同解读。从正面看，他为清廷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撰修《圣祖实录》时大量增补雍正功绩，在总裁《明史》时为清朝入关找到“正统”理由 。这些史书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清朝的正当性，使皇权得以从历史语境中获益。

然而，这也意味着张廷玉充当了帝国意识形态的执行者。清史专家指出，他主持的《圣祖实录》几乎“只见讴歌，不见过失”，完全美化雍正继位过程，充当了皇权对政敌论断的历史证明 。因此，张廷玉既是清朝高洁为官的楷模，又是服从皇权的器用：有人称他“一生事帝，无二心”，也有人叹其“死后太庙荣显，生前不过帝国工具”。乾隆赐其谥“文和”亦反映官方对他的定位：谥书称其“崇顺安和”，凸显其礼文兼备的形象 。

无论如何，他的历史形象结合了忠诚与被利用的双重意味：一方面以奉公之志堪称忠臣典范，另一方面又作为皇权合法化的代言人为统治者服务。张廷玉的遭遇告诉我们，即便是忠诚与才华兼备的臣子，也必须时刻警惕权力的暗涌。他的一生生动呈现了专制体制下忠诚与命运的纠缠：忠诚曾带给他荣耀，也最终令他沦为政治符号。

这段历史提醒后人，所谓“忠臣典范”与“帝国工具”在极权体系中往往交融不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换言之，张廷玉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忠烈史，更是一则帝国政治的寓言：它提醒后人，在专制体制下，忠诚常常既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束缚。正如学者所言，在极权体制缺乏制度制衡的环境中，张廷玉唯有凭借个人操守和审慎行事才能立于朝堂，而这也使他始终处于“一步错、满盘皆输”的危险之中。

对于张廷玉的评价，学界历来两极：有人赞他“尽忠报国”，也有人指他“唯命是从”。这种评断本身也反映了帝制时代官员角色的模糊性：在封建体制下，忠诚常被赋予多重政治含义。

总的来看，张廷玉的政治生涯既展示了个人能力与忠诚的价值，也受制于帝国制度的框架。他的成功与失败都深嵌于清王朝的权力运作之中：一方面他获得了崇高回报（终成“文和公”），另一方面他的身份与作用也被用作维系皇权合法性的工具。

在张廷玉身上，我们既看到了一位文臣的至诚与才华，也见证了帝制权力如何将个人的忠诚化作爱戴与桎梏的双重符号。他在军机处议政改革中打造了高效的“权力引擎”，却在乾隆的谥号与太庙牌位之争里暴露了忠诚的边界与脆弱。历史不会忘记他那份“鞠躬尽瘁”的赤诚，也不会忽略制度与权力对个体选择的深刻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