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闻疑云》（五）——刘作忠:留法学生“窃图案”

1908年6月22日，清政府陆军部委派15名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二期学生前往法国留学深造。

这一行人由驻德参赞冯祥光率领，从哈尔滨出发，经俄国西伯利亚前往德国首都柏林。

7月7日，这15名学生安然抵达柏林，再由前来迎接他们的驻法使馆留学生监督唐在复带往巴黎。

两周后的7月25日，他们最终来到法国西部城市拉弗莱什，入读一所军事类预科学校——法国陆军子弟学校。

短短一个月，这15名中国留学生就完成了从启程到在法注册入学的一系列手续，各方效率不可谓不高，颇令今人艳羡。

与日本、德国一样，法国也是晚清学生留洋的热门候选地之一。驻法公使刘式训就曾向江苏巡抚陆元鼎介绍留法的好处：

“法国专门校学费，岁不逾千佛郎，房饭零用约需三千，普通及预备科房膳学共不逾三千，暑假月在外另咨表。”

同类学校的学费，法国比英国要便宜近一倍多，再加上生活费，两者数目相距颇为可观。

且20世纪初，正值法国政府大举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之际，各种综合性大学、专科院校、工程师乃至军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之还配备了较多的学制和学位种类可供选择。

低廉的费用，多样的学科，快捷的时间，法兰西堪称是培养人才的经济之选。于是，各省大员均有以官费送生员入法求学，学的还多是路矿、海防、化工这类“实学”，他们甚至还愿意赞助自费留学生转官费，负担留学生的实习开支等，只为其能“学成后回国效命”。

1907年6月，巴黎市面上出现了《新世纪报》和《自由杂志》这两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中文刊物，在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学生“寄稿暗助”。

清政府本就担忧留学生易受外部的新思想的影响，于是马上要求驻法使馆“严敕停办，并查系何省官私费学生……即请撤回”，奈何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把出版自由写入宪法的，法国官方坚称“该报未犯报律，无从禁阻”。

所以，即便之后查明了《新世纪报》的主笔是之前“苏报案”相关人物吴稚晖，也因“既无证据，莫由追究”。

虽然法国政府可能并不太在乎留学生对本国政治的非议，但一定会警惕留学生以这种“反抗精神”指向自身，进而形成潜在的政治威胁。

在清末，一场中国学生的“窃图案”就曾给中法外交带来不小的风波。主犯共两人：向国华，字子瑜，湖北沔阳人，光绪壬寅科举人；

石瑛，字蘅青，湖北阳新人，光绪癸卯科举人，

他们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自两湖书院选派的留学生。

1905年春，孙中山与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合影（前排左一为石瑛）图片来自网络

早在1905年，向国华、石瑛等人在英国伦敦结识了正在欧美一带宣传革命的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的前驱组织“革命党”。

不久，向国华、石瑛等人怀抱科学救国的宏愿，转入法国海军学校学习海船制造及兵艇造船业。

校方出于本国利益，对中国学生只教星学、驾驶学、造船学、机器物理学、计算机学等学科，而问世不久的潜艇炮学和水雷则加以封锁。中国留学生对此极为愤慨。

法国海军学校驻地布雷斯特干船坞旧照

1909年正月初，在海校附近，向国华偶遇石瑛，石对向谈到：

“海军以攻人为自守，火炮与水雷，不正是攻人的利器吗？而法国人却不用这些兵器教我们，这是不想让我们学习真正的海军！

中国没有学习真正海军的人，那么中国海军即永无自立之日。

法国海校待我们这些留学生的态度，为各国所无。但是，我们与法国学生起居饮食在一起，这也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机会，入虎穴而不思得虎子，将来归国之后，到哪儿找这么个好机会？

我的意思是趁一节假日时，把他们的密件偷出来，等书到手后各抄一份。

纵有不虞，不过一二人坐罪。而负中国海军厚望的人，前有汤君芗铭（已出校），后有秦君玉麟，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况且，我们离毕业的期限也不过数月了，我们在这所学校里所读的学科已完成十有八九，所剩的几科也不难，我们买回课程自己学习就行！”

向国华赞同说：

“所见极是，但用手抄太慢，且诸书多图，更不是单能用手所能摹绘的。最上策，莫若摄影。”

自此以后，石瑛、向国华等人积极寻找机会“窃书”。是年3月18日深夜，石瑛乘海校放春假之机，潜入密室，取出潜水艇蓝图及兵器制造书籍五六卷（每卷不下数百页）携至比利时。

后来，他们与布鲁塞尔近郊一照相馆商定，早间携书而往，傍晚携书而归，竟日同照相师在彼室拍照。

向国华对石瑛说：

“你是个独生子，一俟翻照完毕，你即携胶卷底片回国。我与陈君子丹将密书归放原处，倘有不测，我兄弟多，死我一人没关系！”

果不其然，相馆老板口惠而实不至，密告了警方。

十余日后，翻照完毕，向、石约定：向与同学陈子丹先携书乘夜间边境警察稍懈之机返回巴黎，如无动静，即写信告诉石瑛回法上学。

向国华、陈子丹二人上车后，邻座即有两位风度翩翩的学者装束模样的人问长问短，涉世未深的向、陈竟毫无介意地同二人攀谈。

谁知，刚下火车，两位“学者”即掏出“公事”逮捕了向、陈二人，石瑛在逃。

原来，相馆老板告密后，比利时政府即通知了法国政府，向国华、石瑛等人一直在被跟踪之中。

“窃图案”一下子轰动了欧美，一时间，法国报界各种阴谋论调甚嚣尘上，有的报纸将“保密图纸”夸大为涉嫌军事机密的文件，且一口咬定必有法方军职人员涉及，竭力将这件事渲染成所谓的“中国留学生间谍事件”；

还有的报纸评论认为法国政府不该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招收外国军事留学生进入军校：

“我们转变思想，对他们比自己的同胞还好，我们舰队档案室也向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后经查明，所谓的“保密资料”不过是中国学生无法研修的课程课本，根本“无关国防”，自然也没有什么被收买的法国军官充作“中间人”。向、石两人出于对校方针对留学生的“技术管制”的不忿，才出了“窃图”这一下策。

海军学校发现两人窃图出逃后，坚决表示要严惩嫌犯。但在中国官方的努力下，两人很快就洗清了“间谍”嫌疑，当然这很大程度在于向、石两人均为鄂省官费生。

远在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为自己高足的义举而自豪，他拿出大量钱粮款通过外交途径与法方交涉。并立刻发电报恳请驻法公使刘式训:

“公就近与法廷长官相熟，祈设法保全为盼”。

于是，刘使尽浑身解数，通过法国外交部竭力周全，使得这宗所谓的“间谍案”最后以两人“退学出境”结案，并深念其“志在求学，情有可原”，另安排向、石两人进入英国学校继续学业。

于是，石瑛转赴英国学习军械制造和采矿冶金，获博士学位后于1922年回国。

1926年，他担任任广州石井兵工厂工程师。1927年春，北伐军占领上海，石瑛被任命为龙华兵工厂厂长。

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也是北伐军武器弹药供应的重要基地。甫一上任，石瑛即大刀阔斧革新厂务，参照德国和英国的管理方式，对工厂实施严格的科学管理，同时引进留学英、德、日等国的青年技术人才，让他们负责炮厂、枪厂、弹药厂和炼钢厂等各分厂的生产，以应北伐军所需。

因为管理有方，力除积弊，石瑛的改革立见成效，工厂“支出减二分之一，而出品加倍”，所造枪炮质量甚至可与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媲美。

1927年12月，应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所请，石瑛首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于次年3月正式到任。

历经长年战乱，湖北各项建设停滞已久，百废待兴。石瑛在市政、工矿、农业等方面大力革新，全面吸收西方的现代经验，并特聘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指导工作。

湖北为千湖之省，得水独优，亦饱受水患。水利事关湖北经济发展命脉，他聘请挪威水利专家爱利生任湖北水利工程师。

为发展湖北农林建设，石瑛聘请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学位的叶雅各担任农林技正，又聘请留学美国的余籍傅负责湖北公路建设。在当时湖北经济建设中，这些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石瑛在经济上对外开放并不是全盘西化，盲目崇洋，而是因地制宜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的成功做法，以弥补国内经济建设的短板。不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外国经验，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效益的外国人才，宁可不要。

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石瑛出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在治理西湖水患时，他辞退只拿巨酬而无所作为的数名外籍水利顾问，“矫正盲崇外人无功豢养之陋习，人心为之一奋，行政效率因以骤增”。而重新选用的本省水利工程师，其工程设计合理，使西湖水患得以根治。

1932年3月至1935年3月，石瑛担任南京市市长时，以发展生产、维护民生为第一要务。

当时，大量人口涌入南京，住房问题随之产生。平民与小职员不能担负高价房租，只好一家数口挤住一屋。露宿街头的贫民更是触目皆是。

石瑛当即对房价“行政干预”，通令房租7.5折，表示“本市房价之折低，出于适应国难期间，减轻市民之担负”，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私人建房，还筹措资金大建廉租房。

很快，南京下关、中华门外的廉租房一片片拔地而起，以每月不足1元租金租给贫民居住，这对无处安身的贫民无疑是雪中送炭。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石瑛重视南京市民生计，严禁粮商囤积居奇，抬高米价。

对于无钱买米的家庭，南京市府建有义仓，由个人申请，社会局派员核实后发给米票，即可凭票去义仓领米。

南京本为产缎产绸之地，因受经济低迷影响，绸缎业日趋衰落。石瑛支持和救助绸缎机户，鼓励他们提高绸缎质量，使江南绸缎业再现生机。

不少市民无钱从事小本经营，以致生活陷于困顿。石瑛在南京创办小本贷款制度，使成千上万小商家得以维持下去。发放耕牛贷款，创办农村合作社，改良种子，使破产的农村经济恢复元气……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逃避日军的铁蹄，大批人口迁往西南方，鄂西人口一时剧增，物价猛涨，物质匮乏，百姓温饱问题令石瑛牵挂于心。

他在建始县创办棉麻生产合作社，以解决高寒山区人民穿衣难的问题。

图片来自网络

1939年9月，在湖北省临时省会恩施，石瑛当选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他全身心投入参政议政，力主开发鄂西山区经济，推广农贷，增加生产。

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棉麻纺织合作社、粮食加工合作社相继成立，产品以平价出售，赢利所得全部捐给前方将士及作为地方奖学金救济贫苦教员，促进了当地粮食生产，保障了百姓衣食住行。

1943年12月，石瑛病逝后，吴稚晖悼以一联：“抱建造现代国家之才，未能一试；得留遗超人风节而逝，自足千秋。”可以说，这句话对石瑛的一生评价恰如其分。

而向国华辗转往返于德、奥、英等国，或任工程师，或做教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国。

他先是任福建马尾造船厂厂长，督造军舰，又兼任厦门大学教授，为大学生讲授海防科学。

当他得悉詹天佑要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消息，毅然辞去厂厂长、教授职，前往北京，与詹天佑一同创办了京绥铁路，首建南口机车厂，并任厂长。

1924年，向国华的同榜秀才肖耀南，登上了封强大吏——湖北省督军的宝座。

他主张“以鄂治鄂”，张之洞督鄂时打下的工业基础，汉阳兵工厂亟需管理人才，肖专门致函向国华，请其帮助治理军工。

1926年，向年近半百，夫人去世，孑然一身，亦想回归故里，便应了肖的请求。

当时，汉阳兵工厂厂长乃向留德同学邓演存。向去后，担任襄理，亦即副厂长之职。

但任职许久，却无所事事，于是呈请降职，由副厂长改任“审枪处长”，以发挥自己之长。不久，他发现厂里两个所谓德国技术专家，竟是冒牌水货。

于是，向国华请邓演存为“主考”，向当面给两位德国专家提出一系列技术问题，不用任何翻译，向以极其流畅的德语提问。直问得“专家”瞠目而视，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厂方决定，立即辞退两个洋冒牌货。这一作法，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大灭厂洋威，向国华也因此威信掹涨，受到全厂职工的爱戴，

1936年，向国华已经58岁，代理兵工厂厂长；一次，技术处试验白药，不幸发生事故，死、伤7名员工。向国华深深自责，直至忧愁成疾，于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