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从变法斗士到学术巨擘的传奇人生

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使之成为“新民”，是梁启超一生的目标。

梁启超所谓的新民并不是“心醉西风”之流，也非“墨守故纸”之流，而是“国民独具之特质”，是“一国之立于世界”的基础。

他说：“吾国之受病，盖政府与人民皆有罪焉”。

他认为，奴性是中国民众数千年形成的顽疾，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障碍，而封建专制主义则是造成奴性的根本原因。

所以，他提出“破心奴”的主张。他把自由分为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两种。二者相比较，精神自由更为重要。如果人身的不自由，可以叫做“身奴”；而精神的不自由，那就是“心奴”了。

他认为，“身奴”可以采取斗争的手段使其解放，而解放“心奴”就只能靠自己努力了。“心奴”比“身奴”更为可怕、更为可悲。

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梁启超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他是一个枢纽式的人物，也是一个被世界舞台低估了的人物。就像胡适说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没有一个年轻人不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的一生涉猎极广，对一切都有兴趣，是兴趣让他不断汲取新知，不断思考新意，而他一生的成长都基于此。在他看来，用兴趣去持续探索，正是为人的意义。

百日维新

1873年，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读书人，虽然祖父梁维清只考取了生员（秀才），父亲梁宝瑛并未取得功名，但并不妨碍梁启超从小跟着他们接受教育。

幼年时期，梁启超的所学几乎是沿着科举应试的道路前进的。四五岁时，他就跟着祖父读《四书》《诗经》；六岁进入学堂，学习《中国史略》和《五经》；八岁，他便开始学作文章，而这种文章又特指科举考试的文体，即八股文。

天资聪慧的他，早早地成了科举体系内的优等生。“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年仅12岁，他就已经考中秀才，而当时中秀才的平均年龄是24岁。

但梁启超也从未成为死读圣贤书的传统书生。

他不满足于应试文章，但儿时家贫，无书可读，仅有一本《史记》与一本《纲鉴易知录》，《史记》他尤其偏爱，直到青年时还能背诵。后来父辈见他聪慧，赠予他《汉书》与《古文辞类纂》，梁启超大喜过望。

应试以外的书籍，一次次拓宽少年的世界。翻阅梁启超的自述，会发现他常常发出类似的感慨。儿时学习八股帖括，便“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

不过，这片小小的“天地”很快改变，他读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其中对清代学科分类和学术方法的简明总结，让梁启超感慨“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并意识到自己此前“瞢不知学”。

13岁，梁启超接触到训诂学，同样沉迷其中，仿佛天地间除了训诂便无他学了。

然而很快，18岁北京应试返乡的路上，他在上海坊间买到一本《瀛寰志略》，这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中国只是其中之一国而已，而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诸多西洋书籍，同样让他好奇。

晚清时局的动荡下，儒教统治已经出现一丝裂隙，而少年人旺盛的求知欲恰好在此时萌芽。裂隙旁，少年凿壁偷光，得以窥见一个“中国中心”以外的世界。

不过，真正替梁启超凿开这堵墙的，是康有为。

康有为年长梁启超十五岁，很推崇西学，认为只有通过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才可以让清朝免受列强侵扰。两年前，他就趁着上京考试的机会，向光绪上书，建议变法，但是被官僚阻拦下来。

上书不成功的他，只能悻悻回到广州，继续在南方宣传他的西学思想。

应试失败后的梁启超，在朋友陈通甫的介绍下，结识了康有为。并被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深深吸引，拜康有为为师。随后，他离开官办的学校，入读了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全身心投身西学。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并肩作战的斗士，一起上书光绪，一起办报纸，办译书局，组建政治团体，用尽各种方式宣传新思想，试图唤醒沉睡已久的帝国人民。

五年后，两人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次考试，康有为考中进士，梁启超则再一次落榜。

放榜没多久，就传来李鸿章准备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日本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并赔偿白银2亿两，还要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各界哗然，康、梁听闻消息，更是激愤。康有为立刻发起“公车上书”，梁启超则奔走呼告，联络一百九十位广东举人，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呼喊。

然而，他们的力量终究微小，无法影响时局，《马关条约》在众人的愤慨声中签订。

梁启超初次参与的政治活动虽然宣告失败，但他坚定支持变法的种子已经种下。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由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

他频繁召见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商讨变法的细节，打算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入手，效仿西方体制，由上到下进行一次全面的革新。

然而，由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谕令新政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支持变法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被逮捕斩杀于菜市口。梁启超躲到日本使馆，后在伊藤博文的协助下，逃到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海外漂泊。

流亡海外

初到日本，梁启超想解救被囚禁的光绪，天真地将希望寄托于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搭线日本政府，商量扶持光绪上位的事。被拒绝之后，才幡然醒悟，日本政府帮助他只是想捞好处，而不是想助他救国。

正在梁启超陷入迷茫时，他遇到了同样逃亡日本的孙中山。

两人谈论起救国路线时，想法竟很一致。慈禧斩杀了戊戌六君子，又用外交手段逼迫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救亡图存清政府是指望不上的，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才有一线希望。

但这就意味着他和康有为从此要走上不同的道路。

决定和孙中山合作后，他给康有为写信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梁启超劝康有为退隐，是因为他知道康有为是坚定的保皇派，绝对不会赞成彻底推翻清政府。当时，康有为正在加拿大筹钱，也准备营救光绪。他还成立了“保皇会”，全称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

康有为读了梁启超的来信，怒不可遏，亲自派人到日本，勒令梁启超到檀香山（今夏威夷）帮忙筹钱。梁启超不好违抗，赶到檀香山演讲筹款。康有为打算通过武力起义的方式解救光绪。但因为资金迟迟无法到位，只能一拖再拖。

康有为并不希望看到梁启超推行共和政体，1903年，写信告诉他革命共和在中国走不通，建议他先去美国考察。

梁启超在美国历时十个月，游历了费城、匹兹堡、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城市，拜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银行家JP摩根、哲学家杜威等人。

他深入调查美国的历史和政治体制后，发现中国确实不能适应美国的共和体制。回到日本之后，思想再次转变，不再提要推翻清廷的主张，转而提出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他从支持革命，走到了革命派的对立面，遭到了激进革命派的指责、质问和谩骂。

此时，国内推翻清朝的声潮越来越高，慈禧为了维持统治，不得已做出让步与妥协，同意走君主立宪的路子。为此还装模作样派了一批官员出洋考察，但这批官员直到考察结束，连君主立宪的基本章程都没弄清楚，回国后只能暗中找梁启超写了一份《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的奏折呈给慈禧。

梁启超以为这次可以跟朝廷合作立宪，踌躇满志。然而，当慈禧公布立宪细节后，他才明白过来，慈禧从一开始，就只准备做做样子。她真正想的，依然还是独裁。梁启超感到失望，在上海成立了政闻社，用来作为发动群众的阵地，给朝廷立宪施加压力。

参与请愿的群众很多，规模很大。慈禧始料未及，对梁启超更加愤恨，下令彻底查禁政闻社。没多久，慈禧和光绪去世，年幼的溥仪上位，实权掌控在摄政王载沣手里。

梁启超又以为新君上位，有合作的可能。但载沣同样也厌恶梁启超，直接拒绝了他。梁启超终于意识到，清政府根本没有立宪的诚意，而革命之势又势不可挡，他又支持暴力推翻清政府。

不过，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最后还是觉得推行立宪比较可行，甚至还准备推举载涛为总理，让政权平稳过渡。

但时局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退出政坛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

清政府这才在慌乱之间下了“罪己诏”，令袁世凯改组内阁，加快立宪的进程。梁启超本来一直反对袁世凯，但为了立宪大局，他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主张。

袁世凯也因为需要梁启超撰写共和方案，多次打电话表达合作意愿。

1912年，梁启超从日本回到中国，准备在一腔热血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最后他发现，在这种污浊的政治环境，他很难有所作为。

而他与袁世凯也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他是反对的。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授意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著文鼓吹帝制。梁启超立即意识到这是帝制复辟的序幕。

此时，时任袁世凯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秘密到津，在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家中会晤梁启超，共同商议发难，梁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他们选择云南为首先发难之地，理由是蔡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云南革命运动的掌舵人，声望高，于军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拥护者。

梁启超于8月22日，怀着不忍坐视袁世凯及六君子“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的态度，竟夜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檄文，让汤觉顿和范旭东赴上海和北京在报刊上发表。

9月1日，他还堂堂正正将此文呈请袁世凯阅览。袁派内使夏寿田赶赴天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启超的拒绝。袁继之又派人威胁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

梁启超则以蔑视愤慨的语气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使来者尴尬，无言以对。

梁启超讨袁檄文于9月3日先在北京英文《京报》汉文部刊出，随后《国民公报》转载。从4日起，上海各大报刊刊登，上海各界抢购传抄，为前所未有，威力震动了全国。

1915年11月17日，蔡锷由京到津，19日，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然后经上海（有一说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7日到达昆明，联络旧友，国民党温和派和进步党人士加入进来，于22日在昆明召开独立大会。

25日，云南宣告独立，组成滇黔护国军，蔡锷任总司令，兴兵讨袁，全城欢呼、悬灯结彩。

此后，梁启超也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南下上海，为护国军起草了讨袁檄文和宣言，多次致函蔡锷，在战略战术、组织宣传、对外方针方面，予以指导。他还联络策反黔贵粤等省共同反袁。

当此之时，反袁声势席卷全国，东南各省相继响应，袁世凯焦劳羞愤，宣布取消帝制，于6月6日死去。一场丑剧就此结束。

袁死后，1917年7月1日又出现张勋复辟，梁启超与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籍忠寅等研究系同仁在他家开会，商讨反复辟事宜。梁启超起草了讨伐张勋复辟的通电。

此时让梁启超想不到的是，康有为竟然署名拥护复辟，于是他秉笔指斥康有为。有人对此表示惊讶，梁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袁世凯去世，北方局面混乱，梁启超转而拥护段祺瑞上台，希望借段祺瑞收拾残局。

1917年7月，梁启超在段祺瑞的内阁中担任财政总长。他想振兴民国的经济，建设民国的实业。为此，从日本借来一笔巨款作为专项资金。但没有想到，段祺瑞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将经费挪作了军费。

梁启超再次失望，意识到军阀出身的段祺瑞无心建设国家，而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失望之下引咎辞掉财政总长一职。从头至尾，才上任四个月而已。他同时声明，永远退出政坛。

思想之变

四十五岁的梁启超宣布退出政坛后，从此把精力放在学术和教育上。

此时的梁启超对时局非常失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年轻人身上。他极力倡导新文化运动，跟林长民一起创办了《晨报》，邀请李大钊、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瞿秋白、胡适等人写文章，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试图让沉睡已久的民族觉醒。

1919年，巴黎合会召开，北洋政府作为中国代表，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国人对这次和谈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借此机会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特别是阻止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梁启超很清楚北洋政府的面目，担心段祺瑞不顾中国前途，再次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亲自组建团队奔赴巴黎。

2月，梁启超到达巴黎后，为了赶在北洋政府之前表明中国的态度，连夜写下了《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翻译成英、法版本刊发，借助新闻媒体阐明中国人的立场：“若有另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

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人脉，积极进行外交活动，拜访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各国政府的代表，以寻求支持。

但是到了3月，梁启超得知段祺瑞准备秘密跟日本签约，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继承权。他既着急，又悲愤。最后，他自行组织国民外交协会，直接向巴黎和会请愿，阻止段祺瑞的行动。 但是，没有人在乎当时羸弱不堪的中国国民的意愿。

一个月后，英、美、法三国表示，一致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消息传回国内，各界愤然，尤其是学生界，反应激烈。梁启超积极推动学生运动的开展。

5月4日，学生在国内游行，“五四”运动爆发。梁启超则在海外号召留学生和中国工人围堵中国代表团，阻止他们赴巴黎和会签字。他甚至警告代表团：“如敢出门，当扑杀之。”

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发表拒签声明。

梁启超回国后，在各地巡回演讲，号召大家坚定立场，不能妥协。又经过三年的努力，中日终于在华盛顿会议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中国正式收回日本在山东的权利。

这次欧洲之行，梁启超的思想再次发生变化。他意识到，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解决中国问题。他回望中国历史，认为还是应该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出路。

为重新确立国人的文化自信，他不遗余力做起国学研究。用三年时间，撰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涉及诸子学、佛学、文学、史学多个领域，以史学为大宗。

五四爱国运动，也让梁启超进一步认识到年轻人的力量，更加肯定中国的希望在青少年。1920年开始，他奔波在教育第一线，接连在中国公学、南开、东南、燕京、清华等学校巡回讲学。

他跟清华的渊源最深。早在1914年时，他就曾在清华做演讲，提出学生要做“君子”，还引用《周易》中的句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

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既源于此。

误诊离世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一起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清华梁启超鼓励他的学生：“诸同学出校后，若作政治家，便当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个腐败的官僚；若做学问家，便当做一流的学问家，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有益于后人，若作教员，便当做第一流的教员。”

在清华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梁启超决定利用寒假去治病。从1924年冬妻子被医生“判死刑”开始，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时轻时重。

起初，他瞒着家人，后来他不仅在清华讲学，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顾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下葬，他度过了一段难捱的时光，也没有心情去看病。直到病情加重，他担心自己像夫人一样得了癌症，才决定去医院查一查。

这一查，就引出了中国现代医疗史上的一个著名事故。

他先去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没查出所以然，又转到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家族在华开办的医学院，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器械，诊疗水平在亚洲也算一流。

协和医生借助X光，发现他的右肾有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尿血症的病因。

1926年3月，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肾脏切除手术，发现割下来的右肾并无毛病，且尿血的病症依旧。此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接受，何况是梁启超这样一位名人。

5月29日，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对误诊的失望溢于言表。随后，陈西滢、徐志摩等也接连撰文兴师问罪，不能“白丢腰子”，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

面对舆论，梁启超不仅拒绝起诉，还带病撰文，平实地讲述了自己的就医过程，并在结尾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为避免后人误解协和医院，他还特地把这篇声明的英文稿放在病案里。

之后病体再没康复，但他坚持工作，把人生最后的时光，孜孜不倦地投入到教育下一代中去。 1928年6月，梁启超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无法再讲课。他依然坚持做学术。1929年，去世时，他手中还攥着只编写了一半的《辛稼轩年谱》。

回首来看，梁启超的一生都在为救亡图存奔忙。他一生笔耕不辍，创作内容达3600万字，先后创办过17种报刊。为了唤醒国民，他不断更新、转变自己的主张，辗转政界、军界、学术界和教育界，都只为在乱世中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出路。

可惜，现实总叫他失望。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了新生的少年身上。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