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开儒家的包装！禅让全是演戏，囚尧、流舜、弑君才是真相

中国古代社会中所渭的“禅让”制度，类似于现在的投票选举。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将接任大权，成为下一任领导者。这与血统和身世无关，是一种和平转让权力的方法。《庄子·杂篇》中说道：

“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为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这里的“相禅”就是替代的含义。权力的和平转移以尧、舜、禹最为美谈，千古以来，人们提及这三位君主都称颂不已，他们成了托古改制的原始依据，但事实上并不是儒士口中所传承制的那样。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诸多事件和人物的事迹被详细记载，为后人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史书上，关于上古时期的权力交接和贤能传承就有着明确的记载，其中《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章，更是以生动而具体的文字描绘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变幻。

《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被尊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它所记录的内容跨越了上古唐、虞、夏、商、周等时期，为我们展现了早期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风貌。其中《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章，围绕着尧、舜、禹等贤明君主的事迹展开，成为研究上古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重要依据。

即便尧如此贤明，他的儿子丹朱却未能继承他的优良品质和治国才能。丹朱生性顽劣，行为放纵，不懂得体恤百姓的疾苦，更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担当。他整日沉迷于玩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完全没有成为合格继承人的潜质。因此，丹朱不得百姓的爱戴，在民众中毫无威望可言。

而此时舜作为驸马，已经凭借其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在朝廷中崭露头角，并开始参与国家的治理工作。舜出身贫寒，但他自幼勤奋好学，孝顺父母，与邻里相处和睦，以孝悌之名闻名乡里。

后来，舜的贤名传到了尧的耳中，尧经过多方考察和考验，认为舜是一个可堪大用的人才，便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并让他参与摄政。在摄政期间，舜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他公正无私，赏罚分明，对朝廷中的各项事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国家的政治清明，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尽管舜已经展现出了卓越的治国才能，但他并没有急于谋取帝位。相反，他仍然保荐丹朱治理南河8年。然而，丹朱并没有珍惜这个机会，他依然我行我素，不思进取，在治理南河的过程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改善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反而因为决策失误和管理不善，导致南河地区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百姓怨声载道。

朝臣百姓们也逐渐认清了丹朱的真面目，对丹朱彻底失去了信心，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了贤明的舜身上。于是，朝臣和百姓纷纷靠拢舜，表达对他的支持和拥护。他们认为舜才是能够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领袖，只有舜才能继续尧的事业，让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尧在听闻朝臣和百姓的反映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儿子丹朱确实是朽木不可雕也。舜才以一句“天也”结束了丹朱的政治生上了帝位。大成者韩非子有这样的评语：“舜逼尧，尧逼舜。”尧不得不传位给舜，实乃舜已经完全得到百姓的爱戴，年事已高的尧又能如何呢?《尚书》中还有言：

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工于凿州，放欢兜于类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出，四罪而天下服。

舜登临帝位之后，旋即对尧在位时期的几位名臣予以罢黜，共工、终、鲧、欢兜等人皆在其列。经过此番举措，天下最终臣服于舜的统治之下。显而易见，共工等人极有可能对舜顺利即位构成威胁，故而舜对他们采取了排斥之举。此等手段，无疑是典型的“杀鸡儆猴”之策，其目的在于以强硬的姿态震慑各方势力，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然而，即便舜成功让天下臣服，他在帝位上却始终如坐针毡、胆战心惊。因为，即将在百姓心中取代他地位的人，正是鲧的儿子禹。舜诛杀了禹的父亲鲧，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禹治水历经艰辛，凭借卓越的智慧和顽强的毅力，成功平息水患，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其功绩卓著，声望如日中天。在此情形下，人们不禁心生疑虑：禹在治水成功之后，真的会心甘情愿地为舜所用吗？

此时再看韩非子的“禹逼舜”这句话，顿觉其中的精到之处。虽然《史记》主讲舜南巡时不幸病死途中。但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却这样记载：舜年迈体衰，禹于是迫舜去南方巡查，实为放逐，舜因此死于途中，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都不在身边。舜死得如此孤独，于是便有了晋代张华《博物志》中记载的惨结局：

尧之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不管是《史记》的记载更符合真实历史，还是被称为“野史”的《竹书纪年》更贴近现实境况，总之，舜的死实则是有蹊跷的。今日无论如何推测，都不可能再现当时的情景，又如何知道舜传禹帝位是否有内幕存在?

实际上，在原始社会中，除了我们熟知的尧、舜、禹三人是以“禅让”的名目来传承帝位之外，在此之前，“禅让”这种权力交接模式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从历史的源头追溯，自轩辕黄帝开启了华夏民族的文明曙光之后，权力传承便遵循着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子承父位。

在他建立起黄帝王朝之后，便确立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权力传承规矩，黄帝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强大的武力征服了周边的部落，建立起了一个庞大而有序的部落联盟。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对家族延续和王朝稳定的考虑，黄帝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将自己的权力传递给自己的直系后代。

从黄帝开始，这种子承父位的传承方式就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贯穿了黄帝王朝的发展历程。黄帝之后，他的子孙们依次继承了帝位，每一位继承者都在前辈的基础上，继续推动着王朝的发展和壮大。家族血缘关系成为了权力传承的核心依据，它确保了权力在家族内部的稳定延续，也使得黄帝王朝能够保持相对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黄帝王朝子孙相传，历经数代，共传了七君。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每一位君主都肩负着治理国家、守护疆土、发展文化的重任。他们有的致力于开疆拓土，扩大王朝的版图；有的则专注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百姓的生活；还有的注重文化教育，推动了华夏文明的进步。每一代君主的努力和付出，都为黄帝王朝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例如，黄帝的孙子颛顼，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将祭祀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了王朝的统治权威。他还重视天文历法的研究，制定了较为科学的历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帝喾则以其仁厚的品德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他广施仁政，关心百姓疾苦，使得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这种子承父位的传承方式也逐渐面临着一些挑战。到了后期，黄帝王朝内部出现了一些权力斗争和社会矛盾，这也为后来权力传承方式的转变埋下了伏笔。直到尧、舜、禹时期，“禅让”这种新的权力交接方式才应运而生，为原始社会的权力传承带来了新的变化。但在此之前，子承父位无疑是原始社会权力传承的主流模式。

孔子怀着对真理和理想政治秩序的执着追求，翻遍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试图从中找寻出权力传承的理想模式和道德典范。当他发现了尧、舜、禹这三位并非以子承父业的传统方式传承帝位，而是以“禅让”之举，将天下让予贤德之人，这种超越家族血缘限制的权力交接方式，在孔子眼中无疑是理想政治的典范。

于是，孔子以“天下德者居之”这一理念为核心，教育他的子弟。他希望通过言传身教，将这一蕴含着公平、正义与道德理想的观念传递给下一代，培养出一批能够践行这一理念的贤才。同时，孔子不辞辛劳地周游列国，向各国的君主们游说。

他带着满腔的热忱和对社会变革的期望，奔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向那些掌握着国家命运的君主们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倡礼乐制度和道统观念。他试图以礼乐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道统来引导君主的治理，从而构建一个和谐、有序、充满道德光辉的社会。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并非如人所愿。事实上，从孔子及其弟子开始倡导这些理念，历经了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他们所实践的却并非是将圣人化为君主的道统，而是将君主化为圣人的治国政统。

在这个过程中，儒家的道德理想逐渐被君主们所利用，君主们表面上尊崇儒家的道德观念，倡导礼乐制度，以显示自己的贤明和正统。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将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社会秩序。他们通过宣扬儒家的道德规范，让百姓们遵守等级制度，服从君主的统治；通过提倡礼乐文化，营造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以掩盖社会的矛盾和不平等。

儒家原本期望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引导君主成为圣人，从而实现理想的政治秩序。但在现实的政治博弈中，儒家的道德理想却逐渐失去了其原本的纯粹性和独立性，沦为了君主们巩固统治的手段。从始至终，儒家的道德理想都未能真正实现其将圣人的道德理念转化为实际政治权力的目标，而是在君主的利用下，成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

禅让在儒家的道统中是上古圣贤明智的象征，是最正确的政治举措。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这无疑是道统凌驾于政统的标志。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此乃孔子一生笃信的圣人治国策略、追寻的道德理想，就连吕不韦也曾以此言暗示秦始皇的暴政即将倒台。

基于上述情况，便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将政道融为一体，把儒家道德规范当作政治手段来运用，才是实现长久统治的不二法门。令人惋惜的是，古老的禅让制度与德治理念，还是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不幸走向了破灭。那究竟是谁揭开了“禅让”这一美好表象下的谎言呢？或许，我们能从魏文帝曹丕的身上寻得一些端倪。

曹丕心安理得地接受傀儡汉献帝禅让帝位之后，脱口而言：“舜禹受禅，我今方知。"一句话揭露了古代“禅让”背后的实质。在曹丕看来，原来天下唯德者居之，实则应该改为天下唯权者居之，谁的实力足够强，谁的地位足够稳，谁就可登上帝位。丕度古人之腹，虽有偏颇，但未必是空穴来风。

看天下千百年斗争，越是乱世，“禅让”的戏目上演得便越彩，在“和平性异姓夺嫡”的光环下，这些“禅让”的神话怪圈多半是被历史和人们理想化了的政治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