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微回忆：日机轰炸越来越厉害，连磁器口也接二连三地挨了炸弹

到了重庆以后，我曾托朋友们为我介绍工作，但荫孙先生非常热心，他自已在复旦大学任政治系主任，并兼教法文。复旦大学起先从上海迁到贵阳，后来再迁重庆菜园坝，当时担任校长的吴南轩先生，是父亲早年在复旦任教时的学生。但先生愿意每星期分三小时的法文给我教，吴校长也同意了，于是我便担任了复旦大学的兼任教授。

一九三八年一月，春季开学，我便开始到复旦去上课，上课才两个月，学校又迁往北碚对江的黄桅树。黄桷树是一座小镇，濒临嘉陵江滨，我为了交通不便，只好把伯阳、丽丽暂时寄宿学校，自己跟复旦搬到乡间去。这时但荫孙夫妇、刘大悲夫妇带他们一位侄子，还有复旦的校医张蓬羽先生，连我，一共是七个人，我们在镇上王家合租了一个四合院的两翼厢房，东西相向，各有三间，两间住宿，中间一间作为起居室，我住的一间是和但氏夫妇对门。

因为我带着坤生、同弟两个佣人，于是我们就组成了小型的伙食团，由坤生、同弟烧饭做菜，但荫孙先生最讲究吃，做得一手中西名菜，于是他便成了坤生、同弟的师傅，兼任小伙食团的主持人。由于我们一向吃得考究，复旦师生便说我们这边是光禄寺，连复旦教务长金通尹先生也慕名自动参加。城里如果有要人或贵宾到复旦视察参观，黄桷树没有好菜肴款客，校方总是借我们的"光禄寺"招待嘉宾。

一群朋友都很要好而且喜欢热闹，平时谈笑风生，放言高论，虽然是乡居，却毫不感到寂寞。刘大悲先生在复旦教了几个月的书，便被聘到贵阳去办农场，离开了复旦，他的太太张振华女士后来也离开复旦到成都去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朋友介绍我到国立编译馆工作，因为编译馆在重庆，所以我又搬回故居"光第"，八月间，但荫孙夫人在重庆医院生了一位千金，大家又热闹了一阵。

第二学期开始，我仍兼着复旦的课。每星期六，由复旦大学派车在上清寺接几位住在重庆的教授去北碚上课。经常车的有端木恺、卢冀野、沈伯先和一位黄先生，大家都是同事，在车上谈谈笑笑，一点都不觉得路远。上完课，星期日下午又把我们送回重庆。

就在这年的十月二十九日，父亲同了华林先生，间关万里，从上海抵达重庆，带给我极大的快乐与兴奋。原来一九三八年暑假，上海的南北两区全部沦入日军之手，各处学校纷纷迁入租界，租屋授课，地窄人多，学校形同虚设，有名无实。父亲看到这种现象，十分痛心，所以他有"志士羞与为伍"的愤慨，决心离开上海，投奔大后方。

父亲和华林先生由上海取道香港，经过广州、梧州、柳州而到桂林。他老人家游过了八桂的山水风光，再回柳州乘公路汽车，经贵阳到四川。他以望七高龄，不辞舟车劳顿、道路险阻，沿途寄情山水，忧心国事，写了一卷《西南游草》，成长短歌一百二十三首，抵渝之日，还口占一首五律以纪念这次的团聚。

父亲到达后，我和房东商量，把楼上正中的一间房，腾让给他住。

父亲来了还不到一个月，便接受了重庆大学的聘约，每周授课十二小时。重大校长叶元龙先生，是父亲民初任教大同书院时的学生，重大在沙坪坝，离城二十余里。老人家来回都挤公共汽车，很受奔波之苦。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群朋友发起聚餐小集，每周一次，就在"光第"我家举行，发起人是方令孺、宗白华、郭有守、章益、孙寒冰、陈可忠、端木恺、徐甫德、蒋复璁、颜实甫和我，一共十一位，刚好一桌，每次另请一桌客人。客人还有区分，譬如某次请的是文学界的，便称为"文学专号"，考古界的称"考古专号"，以此类推，每一次小集又称为一期，每十二期为一卷，主持人因而官拜"主编"的头衔。第一卷的主编是我，第二卷主编为端木恺先生。

小集时宾主非常和谐，谈笑风生，轻松愉快，或则讨论学问，或则评论时局，有时也不免月旦人物，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对于各人的学问见识，都有很大的裨益，不仅是吃吃喝喝而已。

第一次小集是发起人聚餐，不曾请客，第二次请了张道藩、余上沅、穆家瑞、陈丁妩、康学咏、老舍、王礼锡诸先生和我父亲。第三次是考古专号，有蒋梦麟、常任侠、彭汉怀、胡小石、杨仲子、傅抱石、陈石玲诸先生。第四次为参政专号，请的都是参政员中各友好。第六次在三月六日举行，因为郭有守夫妇迁居成都，特别为他们饯行。第八次是教育部专号。四月二十五日的联合会已经是第二卷的开始，由端木恺先生出任主编，然而就在这一次以后，重庆大轰炸开始，大家忙于疏散避乱，小集同仁风流云散，聚餐会也就中止举行了。

我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了两个月，又转到教育部设立的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工作。到了一九三九年初夏，五月三日和四日，接连两天，重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轰炸，城中精华地区尽付一炬，生命财产的损失不可胜数。我们在"光第"走廊上，眼看大重庆陷于一片火海之中，烈焰冲霄，浓烟蔽天，想起那些被难的同胞，心中真有无限的悲愤！

从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后，政府积极疏散入口，机关学校纷纷下乡，水陆要道，展开了空前壮观的疏散行列。教育部迁移离城百里的青木关，编辑委员会搬到北碚。我为了工作关系，也只好放弃"光第"的房子，先送父亲迁入重大宿舍，孩子仍旧住校。我自己带着佣人，雇了一条木船，溯嘉陵江北上，搬回黄桷树旧居。这时，王家四合院厢房的房客，就只剩下但荫孙夫妇和我了，因此我每家各住三间，分别举炊。

那一年的暑假，父亲从沙坪坝到黄桷树度夏，伯阳、丽丽也都回家，一家团聚、和乐融融；当时陈云屏先生的尊翁漱六公已经到四川，他们就住在北碚、听说父亲来了，非常的高兴。漱六公是父亲的表兄，而且我有一位站母嫁给漱六公的令侄，所以漱六公又是我姑丈的令叔。漱六公本姓任，因为过继舅家，承祀香烟，方始改姓陈。他和父亲年龄相仿，把父亲和我们殷勤地邀到北碚，盛宴款待，一夕盘桓，两位老人的心情十分愉快。席间还有诗作唱和，记得父亲写的一首是《北碚喜遇漱六表兄赋赠》，原诗录后：

渊源溯中表，相识各衰龄。

清远北碚地，晶莹南极星。

辞官身更健，话旧涕俱零。

未死聊槃礴，糟醨莫漫醒。

两老依依惜别的时候，漱六公还送了父亲一支名贵的灵寿杖，据说产自剑南，似木实藤，多节类竹，不施斧斫，浑然天成。父亲欣然接受，回黄桷树又做了一首诗致谢。

转瞬间暑假已过，一家人劳燕分飞，父亲回重大执教，伯阳、丽丽也回重庆蜀小学，我自己则留在黄桷树。除了在复旦兼几点钟法文课以外，我天天庆蜀小学，我自己则留在黄桷树。除了在复旦兼几点钟法文课以外，我天天要渡过嘉陵江去北碚教科用书编委会上班。

早在一九三八年一月，陈立夫先生出任教育部长，鉴于国内沦陷区的大学多已关闭，许多有成就有造诣的学人教授，大都投闲置散，有的已到了后方，有的则仍留陷区。为了使这些人安定生活，继续研究，因而设立了一个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会共四组，即实验教材组、青年读物组、民众读物组和戏剧组，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教育部次长张道藩先生担任，每组各设主任一人，青年读物组最初是陈之迈先生，后改由赖特才先生继任；民众读物组由王向辰先生主持；戏剧组为赵太侔先生，各自分组办事。凡已撤退到后方尚无正式工作的教授学人，都被延揽到会中编纂各种著作读物，按月领薪。留在陷区的，则请其撰稿，如能每月寄稿一万字以上，即可付给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费用。稿件经过审核，如有佳作，立予出版印行，出版后作者还可以得到版税。

由于张道藩先生的介绍，我被派在青年读物组工作，职责是审查稿件。

在这一段时期，我的心情相当愉快，因为我结交了许多朋友，复旦方面除了但荫孙夫妇，还有张友三、孙寒冰、端木恺、熊子容、陈子展、李亮恭、陈国荣、温崇信。编委会这边又有方令孺、梁实秋、王向辰和赵太侔，以及赵太太俞珊，这些朋友彼此不拘形迹，时相过从。尤其是方令孺女士，我们朝夕相处，同行同止，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方女士是安徽人，她也在复旦教书，在编辑委员会我们又同组办公。她极重感情，有文人的气质，她的作品词藻华丽，辑委员会我们又同组办公。她极重感情，有文人的气质，她的作品词藻华丽，热情洋溢，颇受当时青年读者的推重和爱戴。但是她的个性和思想却和我截然不同，因此复旦教务长孙寒冰先生（孙先生是继金通尹先生接任教务长）对于我们两个曾有一个对照式的批评，他说：

"方令孺犹如清溪涓流，蒋碧微则似高山巨瀑！"

方女士嫁给一位陈先生，陈是金陵世家，两夫妇曾在美国留学。陈有一副科学头脑，思想缜密，做事有条不紊，最重秩序，方则大而化之，一副"名士"派头。两个人在性格上有基本的歧异，因此始终格格不入，虽然不曾离婚，却也分居很久。除此以外，据我冷眼旁观，和方令孺经常接近的一批复旦学生，思想言行，可能都有些左倾，所以我和她交往的那段期间，绝口不谈政治，以免由于各人观点的不同，损了彼此的友谊。

编委会起先在重庆办公，后来因为空袭频仍，才搬到北碚。方女士住在会里，我则因为北碚黄桷一水之隔，不妨早出晚归，通常都是一早到达北碚，中午的时候，男佣坤生为我送来午餐。方女士则在会中包饭，我们两人就在她房间里共食。下午下班，已是薄暮时分，她总要把我送到江干，两人走过一道长长的沙滩，等我登上渡船，她还在岸上连连挥手，情意绵绵。

大概在一九三九年以后，敌军占领了我国沿海各省，中路敌军掠武汉而据宜昌，就此陷身泥淖，无法再越雷池一步。在沉滞胶着的战况之下，侵略者为了企图瘫痪我们的后方，开始了疯狂的轰炸攻势，渐渐地连学校、民房、医院、郊区都成了目标。一九四○年五月僻处黄桷树的复旦大学被炸，一时弹片横飞，硝烟四起，教授学生死伤枕藉。孙寒冰先生就在这次罹难，死状之惨，令人不忍卒睹。孙先生平时来看我，总是一走进大门，先叫一声"蒋公！"他死以后，我常常有一种幻觉，仿佛他蓦然走进来叫我一声的样子，这使我不但悼念良友之永逝，而且还有点恐怖。

我们住处附近，就是复旦大学的医务室，轰炸过后，一批批的同事同学以及老百姓被异抬搀扶而来，施以紧急救治，肢体破碎，血流如浆，惨况真是怵目惊心！有一位同学大概已被震死，全身毫无伤痕，眼睛也睁着，救伤人员还想予他人工呼吸，助他苏醒，可是终于回天乏术，废然放弃。另一位同学两膝中了弹片，皮肉翻开，变成两个血球，看了他的伤势，我只感到头皮发麻。而呻吟呼号之声，更是时时刻刻缭绕在耳边。女佣同弟受了重大刺激，放声痛哭不能自止。这一次面临从未有的惨剧，给我精神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于是我决心辞去编辑委员会及复旦的职务，搬到磁器口，接受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聘约。

磁器口是巴县一大镇市，坐落在青葱蓊郁的歌乐山麓；也在嘉陵江畔，以出产落花生而闻名。歌乐山一峰突起，有如屏障，磁器口恰在山隈水陬，大家都以为像这样的地方敌机一定不会光顾了。我迁居磁器口，除了避空袭以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父亲任教重大，伯阳进了南开中学，重大、南开全在沙坪坝，距离磁器口只有两华里的路程。我搬去了，对于他们的生活照料，就方便得多。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颜实甫先生，是一位学兼中西的文人，他留学法国十七年，曾在巴黎大学、里昂大学卒业，身材矮小，生活俭朴，不惑之年，仍单身未婚，经常一袭海昌蓝布袍子，除了做学问和搜集古董，别无嗜好，又很刻苦，纯粹是个学者。

颜先生是四川人，当时郭有守先生担任四川省教育厅长，深知颜先生有学问才能，所以拉颜先生出来，主持省立教育学院院务。颜先生聘请复旦同仁熊子容先生为教务主任，教务处设注册与出版两组，注册组主任是余书麟先生，熊先生建议颜院长聘我为法文教授，兼出版组主任。等到开学以后，图书馆一时找不到人负责，十数万卷书籍，乱七八糟地堆着，师生们都不能借用，于是熊先生再跟颜院长商量，请我出来主持图书馆的事务。我费了很大的事，才将这十数万卷书整理出头绪，分门别类编号做索引卡，总算粗粗有了点规模，然后才开馆借书。

我在教育学院住的宿舍，是一排五间的平房，前后有院子，最末一间是厨房和下房，每间房分隔成两间，前后有门，前院面临小河，隔河就是教院的农场和另一部分宿舍，远山近水，风景清幽。

同事中只有我带着两个佣人，坤生和同弟便住在那间下房里，并且利用厨房做饭，颜院长和我比邻而居，起先他在伙食团搭伙，我看他们的伙食不太好，因此建议他到我家吃饭，前后吃了一年多，直到他结婚以后方才自行举炊。

在教育学院工作相当繁忙，不过精神倒还愉快。一九四○年十一月四日，是父亲的七十诞辰。事前，朋友们很热心地提议给他做寿，我回想父亲五十初度，我远在国外，曾买一只瑞士金表，托朋友带回为他祝嘏。六十大庆，适值丹麟弟和姑母先后逝世，全家正笼罩在悲哀伤惨的气氛之中。这次父亲寿登七秩，虽说国难期间，但是友好的诚意既不便却，我自己也想尽点孝心，希望给他老人家一点欢慰，于是就在十一月四日，假沙坪坝饭店准备了寿筵。自动参加的友好约三十余人。就在这一天朋友们还为父亲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那便是由张道藩先生发起，承伍蠡甫、余井塘、吴南轩、沈亮、但荫孙、宗白华、金国宝、范存忠、徐仲年、徐辅德、郭子杰、章益、梁实秋、程天放、叶元龙、华林、端木恺、颜实甫、罗家伦诸先生解囊分金，酿资四千五百元，花了一年的时间，把父亲六十岁以后的诗稿辑印问世，是为《理斋近十年诗词》，内载《欠死集》一百二十一首，《西南游草》一百二十三首，附《游记》三篇，合共二百四十七首，全集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印竣。

转瞬到了一九四一年，暑假开始，颜实甫先生提起父亲以七秩晋一高龄，独自一人住在重大宿舍，起居饮食乏人照料，而且轰炸频繁，因此殷殷地劝他搬到教育学院来住，他将为他在楼上准备一间房子。

父亲接受了颜先生的建议，在七月一日迁来教育学院，暑假后并在教育学院兼课三小时，以便长期和我住在一起。

然而这时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厉害，连磁器口也接二连三地挨了炸弹。

在我们那一排房子前面，学校沿着院中的小坡筑了一个简单的防空壕，顶上撑起木板，这个防空壕只能挡挡炸弹碎片，如果接命中当然不可想像。不过它离我们的住处很近，距厨房门口只有两三丈远，所以坤生、同弟警报来时仍然照常做饭，听到飞机声音再逃进洞里都还不迟。八月二十一日敌机轰炸教有学院，大楼被毁去一隅，父亲损失了很多东西。

这以后，大家就不敢贪图近便躲小防空壕，一发警报，要步行一里多路，跑到一处军事机关所构筑的大防空洞，洞里曲折深邃，洞门有三四座，躲在里面当然很保险。有一天敌机再炸教育学院，飞机去后我们走出洞口一看，只见烟尘滚滚，灰蒙蒙的一片，教育学院的房舍全都被掩遮得看不见了。一时大家都在提心颜院长是否安全，因为他总是等到敌机来时，才肯躲到院中防空壕去的。好容易等到警报解除，急忙赶回宿舍，知道颜院长平安无恙。但听他说，当时防空壕被震得摇摇欲坠，壕里的人被一阵强风压倒在地，大家都以为这次一定是洞毁人亡，想不到最后还是吉人天相，逃过了这危险的一关。

每次学校挨炸，躲警报回来总要大扫除，房子受到震动，天花板和墙壁的石灰泥块纷纷坠落，地面一片狼藉，家具蒙上厚灰。往后日本人更变本加厉，实行所谓疲劳轰炸，敌机每两小时一批轮番袭击，警报整天整夜不能解除。我们躲在防空洞里，经常是日以继夜地不饮不食，挨到天黑，实在撑不住了，冒险回家吃点冷东西，休息一下。万一飞机再来，我们就只好再躲小防空壕。

当时全重庆的人都是这么咬紧牙关，忍受痛苦，房子炸掉了重新盖，敌机飞走了立刻开始工作，就凭这种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我们赢得抗战胜利，国土重光。

直到一九四二年，美国的陈纳德将军组织飞虎队志愿空军东来，我国神鹰健儿获得了美国战斗机的补充，几次空战，打得日机落花流水，警报方始渐渐地稀少，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空军南移，重庆的警报终于宣告绝迹。

【蒋碧微（1899-1978)，江苏宜兴人，原名棠珍，字书楣。13岁时由父母做主，与苏州查家公子查紫含订婚。17岁时，传闻查紫含企图考试作弊，伤心悔恨。同常来家中的徐悲鸿一见倾心，1917年一起私奔日本。1919年徐悲鸿获得官费留学资格，两人一起赴法国。1921年同富家公子张道藩相识，张道藩表达爱意，为蒋碧微拒绝。由于官费时断时续，蒋碧微与徐悲鸿长期生活困顿，加之徐悲鸿的疏于照顾，蒋碧微对徐悲鸿有了心理隔阂。徐悲鸿、蒋碧微在欧洲生活难以为继，1927年先后回国。回国后，徐悲鸿声誉鹊起，但由于两人的政治倾向、生活观念的歧异、徐悲鸿与孙多慈的绯闻，两人感情逐渐破裂，蒋碧微开始了同国民党要员张道藩的热恋，成为了张道藩的情人。此后徐悲鸿不为蒋碧微所见谅，长期在外飘荡，并与廖靖文结识。1945年徐、蒋离婚，徐以100幅画作和40幅古画（金钱若干）作为补偿，儿子徐伯阳与女儿徐静斐为蒋碧微抚养。1946年1月，徐悲鸿、廖靖文结婚。1948年徐悲鸿与夫人拒绝随国民党政权南迁。1953年，徐悲鸿病逝于北京。解放前夕，徐伯阳、徐静斐先后离开蒋碧微，投入了革命的阵营。1949年，蒋碧微与张道藩同赴台湾，1952年张道藩任"立法院院长"。到台湾后，张道藩将妻子与女儿安置于澳洲，与蒋碧微同居一室，但蒋碧微不能与张道藩同出于公众场所。此后两人感情逐渐平淡，难以挽回。1959年，张道藩接回妻女，蒋碧微与张道藩分离。1968年张道藩死于台湾。1978年蒋碧薇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