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当副主席，57岁死在狱中：中国史上最年轻的副主席，为何最终身败名裂

翻开中共党史，若论职务擢升之快，王洪文或许独一无二。

1973年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会上，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位列第三。

那一年，毛泽东80岁，周恩来75岁，王洪文只有38岁，另外四位副主席中的三位，平均年龄接近70岁。

有位外国记者颇为形象地写道：“在他们中间，38岁的王洪文就像一个和五位大伯在一起的小男孩”。

很多老同志感慨地送王一个雅号：“火箭式干部”。此人相貌堂堂，英俊帅气，光看外表，看不出问题。

说实话，错不在小男孩，也不在火箭，更不在英俊。而是这个小男孩是否德才兼备?这枚火箭是否质量优良?除英俊的外表之外，肚子里是否有货？

当时民间有个政治段子，群众创作的，流行很广，说的是：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朱老总对他那狂妄自大的神情默然无语。

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

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

“这还不明白？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呢！”

民间确实有高手，这个段子确实有水平。

读完段子，大家哈哈一笑，但心中的形象都活灵活现了：

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外表光鲜，一肚子草包的王洪文，是靠“造反”起家的。

本质上讲，他就是一个“十年动乱”产生的政治怪胎。

和历史上所有小人得志一样，在其短命的政治高峰，——1973年当副主席，1976年被抓，王洪文集中表现了他的不知天高地厚、小人得志的一面，此类例子太多，笔者仅举四例证明：

一、“告状”告上周恩来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1976年，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国政府总理，任劳任怨为人民服务终身，深受人民群众爱戴，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

1974年，即使重病缠身，周恩来仍然忘我工作，在医院会见有关同志，给予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以有力支持。

这本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却成了“四人帮”要去“告状”的内容。

原来，毛泽东也欣喜地看到了邓小平的工作成效，于1974年10月4日，通过秘书张玉凤给王洪文打来电话。

王洪文当年亲笔记录的毛泽东电话指示，内容如下：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的这条电话指示，像一盆冷水浇在“四人帮”头上，因为他们想要的第一副总理人选是张春桥。

接到电话后，王洪文当场就告诉了“四人帮”的另外三个，却拖了好几天，才不得不报告政治局和周恩来。

显然，他们的“组阁”计划已被毛泽东觉察并打破。

现在他们本该反思了，而不是再惹事。

他们却不断地惹事。

1974年10月17日，中央召开政治会议。

江青突然提起“风庆轮事件”，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

所谓“风庆轮事件”，是指当时上海江南造船厂造了一条“风庆”号万吨轮船。试航时，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主机、雷达不很过关，建议先跑近洋，再跑远洋；但有人不同意，主张直接就跑远洋。1974年国庆节前后，“风庆”轮远洋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即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做了许多文章。

这本不是什么大事、急事，非要拿到政治局说事不可。

江青抓住此事不放，目的是借题发挥，表面上批的是交通部“洋奴哲学”，实质是在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

会上，江青咄咄逼人地质问邓小平：

“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不理她。

江青继续追问：

“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忍无可忍，回敬道：

“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说完，拂袖而去。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疗养。

政治局会后，“四人帮”得知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10月18日到达北京。毛泽东将在长沙会见丹麦客人。同时将和负责接待丹麦客人的邓小平副总理，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的有关人事安排。

至此，“四人帮”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连夜聚集到江青住地，——钓鱼台17号楼，召开“帮会”，商讨对策。

最后，由江青开口，提议叫王洪文立即飞长沙，赶在邓小平之前，向毛泽东告状，企图改变重用邓小平的主意。

话是江青说的，点子却是张春桥出的，并早就和江青通了气。

翌日，王洪文在长沙和北京之间，急急忙忙中飞了个来回。他是上午9点从北京起飞的，下午2点见到了毛泽东，傍晚就飞回了北京。

为什么如此仓促呢?

正如后来他在特别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告状的?

据张玉凤后来回忆：

“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还别有用心地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

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王洪文恶人先告状，去时兴冲冲的，自认为有几分把握，但万万没想到，不仅被毛泽东一顿严厉批评，碰了一鼻子灰，还被教育“回去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立刻就像泄气的皮球，一脸愁容飞回北京……

二、“栽赃”栽上邓小平

1976年4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谁都知道会议主题，要对天安门广场正在发生的事态摊牌。

“四人帮”异常活跃。

江青话最多，对着会议主持人华国锋指手划脚，目无他人。

但江青说得再多，也没说到“要害”。就在这节骨眼上，“军师”张春桥阴阳怪气地开口了，他说：

“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20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1956就煽动闹事，发动判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张春桥话音刚落，王洪文马上附和，直接说：

“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其实，当时的历史事实是：

天安门事件发生之时，邓小平早已与外界隔绝，且处于完全无权状况，根本无法参与天安门广场的任何活动。这些情况，王洪文比谁都清楚。之所以睁眼说瞎话，目的就是嫁祸与人，栽赃邓小平。

因王洪文的推波助澜，还因“联络员”毛远新夹带私货的汇报，导致毛泽东同意：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再揪”揪上华国锋

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后，“四人帮”并没有“组阁”成功，根据毛泽东提议，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这时，他们仍然不甘心“组阁”失败，继续在闹事。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深入，“四人帮”开始了第二次揪“走资派”活动。在他们看来，光打倒一个邓小平，是远远不够的。

王洪文说：

“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经王洪文直接授意，在1976年7月的全国划计工作座谈会上，来自上海的市委常委黄涛最先放了一炮，说是“批邓”，锋芒直指华国锋。

另外一位“炮手”，来自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

此人说得更明了。

他在发言结束后，抛出了一个质问：

“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这个“质问”，完全超出了计划会议范围。

这个“质问”，虽然没点名，但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是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

邓小平“下台”了，他们又把华国锋视为对手，视为障碍。

在“再揪“华国锋等”走资派“，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再次冲到了前台，露出了凶相。

四，“盯人”盯上叶剑英

粉碎“四人帮”前一天，即1976年10月6日。

叶剑英案头的红色保密电话铃声骤响。接通电话，是海军政委苏振华急促的声音：

“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

“他们奉谁之命？”叶帅严肃地问道。

“奉王洪文手令！”苏振华说：

“上海城里的红纸都被抢空了。据说，准备庆祝什么盛大节日！”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帅对着电话大声下令。

“是，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苏振华响亮地回答。

放下电话，一向平和的叶帅，气愤地说道：“又是这个王洪文！”

可见，叶帅眼里，王洪文多么猖狂。

自9月9日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各有行动，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但相对于深藏不露的张春桥，善于表演的江青，滑头滑脑的姚文元，王洪文跳得最凶。

9月11日，他叫自己办公室工作人员给各地打电话，要求有情况向他报告；

9月21日，他到自己的“基地”上海，明的是为了落实毛主席遗体防腐保护，暗中进行民兵武装布防；

10月2日，他叫摄影师为自己拍“标准相”；

10月3日，他到北京东郊平谷县“吹风”，自问道：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接着，又捏紧拳头自答道：打倒……

最可怕的，也是最搞笑的，他把足球场上的“盯人战术”，竟然用到了叶帅身上。

9月23日，他从上海一回北京，并没有在原住地居住，而是搬到了离市区40多公里的叶帅隔壁——西山25号楼。

在这里眺望叶帅居住的15号大院，里面的一举一动都能看得清楚，就连进出的轿车牌照都可以准确地记录下来。

叶帅察觉后，一边朗诵着《放鹤亭记》：“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的诗句，一边悄然从西山隐去。

等到王洪文得到“情报”时，叶帅已在几天前搬进了玉泉山9号楼。

王洪文的“盯人”战术，狗屁不通，废纸一张。

1980年11月24日，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采访时，叶帅动情地说：

“那个时候确实是你死我活。敌人也是一样，只有我们死，他们才能活。所以王洪文直接从城里搬到了西山，住在我的隔壁。王洪文住25号楼，我住15号楼。我感到我们危险时刻到了。王洪文把我当作跟踪对象，他来是专们对付我的。……”

对付叶帅，王洪文行吗?

显然是鸡蛋碰石头，根本不行。

稍有历史常识者都知道：

身经百战的叶帅，足智多谋，既是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有名的“高参”之一。

早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正是叶剑英及时获取情报，并告叶挺、贺龙转移，才使南昌起义顺利进行，从此有了人民解放军。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生前曾用这样的诗句，称赞过叶剑英。

结果，在很多人意料之中。

这位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手握重兵的老帅，与华国锋、汪东兴联手实施预案，10月6日晚一举抓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被抓时，其他三人毫无抵抗，惟有王洪文挣扎了几下。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依法宣判：

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凭心而论，相比江青的“和尚打伞”，张春桥的一言不发，姚文元的咬文嚼字，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

但为什么还要判其无期徒刑呢?

谈到这个问题，曾任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审判庭审判长的伍修权，在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中透露：

“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

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最差，在服刑时，王洪文整天愁眉苦脸，长吁短叹，非常苦闷，不久得了肝病，虽经治疗，1992年8月3日病亡，死时57岁。

这个小人，得志早，死得也早。

参考资料：

《“四人帮”兴亡》 叶永烈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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