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人物小传 | 刘志丹

刘志丹

徐振伟

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1903年生，陕西保安人。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冬受党组织指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在陕甘边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26军42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9月，任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96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追求真理 信念如磐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宿愿。身后的家国情怀再加上自觉地历史担当，使得童年的刘志丹在反动政权和地主豪绅残酷剥削下，萌生了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在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教导下，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熏陶洗礼，兴办平民学校，宣传革命真理，参与校务管理，组织学生罢课，与黑暗势力作斗争。1923年他在《榆中旬刊》上发表的《万恶的狂风》中写道：“只管伤痛是无用的，盼望你们赶紧召集同伴，拿起百折不回的精神，与狂风飞沙相抵抗”，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诗歌《登镇北台》中，他立下了“看长城内外破碎，重收拾有待吾辈”的壮志豪言。在《爱国歌》中，他发出了“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的怒吼。在共进社大会的题词中，他更是发出“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怕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的雄壮呐喊。

榆中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让刘志丹从一个单纯同情劳苦大众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战士。1924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当即立下铮铮誓言：“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他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经组织推荐，于当年7月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从此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国革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对自己的选择从未怀疑过，对自己的信念从未动摇过。这正是刘志丹始终把解放劳苦大众，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革命理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家国情怀和崇高理想的相互激荡，是一个伟大人格的灵魂所系。

坚忍不拔 愈挫愈勇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刘志丹先后组织和发动了大大小小70多次武装兵变，但都失败了。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他毫不退缩、从不气馁，意志坚定、初心不改。

1933年6月，正当照金根据地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时候，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南下渭华，虽然刘志丹坚决反对南下，但杜衡无视客观实际，对刘志丹横加指责，并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导致几乎全军覆没，再加上杜衡叛变，陕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照金根据地丢失，革命一度陷于低谷，大家情绪十分低落，在此情况下，刘志丹鼓励大家说，“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不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嘛，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还说：“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

1934年，敌人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他家祖坟，焚骨扬灰的时候，他却安慰家人说，“要干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族亲属虽然很痛苦，但也在意料之中”。舅舅劝他不要再干革命，问刘志丹，“你书也念成了，大地方也串完了，为什么放着清福不享呢？偏偏要钻山沟，受苦受累受罪？还连累家人”，他坚决答道：“我一个人成了员外顶啥用？”舅舅问，“那你还要怎么样？”刘志丹坚定地回答道：“我要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当他的两个儿子因饥寒交迫和被国民党军医毒害先后死去，他忍着巨大悲痛对妻子说：“要想开些，干革命就得舍得一切，包括亲人在内，只有站起来英勇的斗争，才能有人民的幸福和自由！”正如朱德在延安公祭刘志丹大会时满怀深情地说，“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虽屡经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同志。”

热爱群众 忠于人民

在开辟南梁根据地过程中，刘志丹经常对战士们讲，我们打仗就是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搞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就要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废除封建陋习，推行民主选举，制定廉洁政策。刘志丹对习仲勋说“人民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节操，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不能抢劫老百姓，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作为陕甘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刘志丹从不搞特殊，穿着粗布衣，每到一处总是抢着站岗放哨、抬担架、照顾伤员、碾米、烧柴、挑水、做饭，筹到的衣物，也总是让给战士们先穿，最后给自己留下的却是一条女人穿过的花棉裤，从不讲究，从不把自己当首长、当领导看。

正是因为刘志丹这种始终始终如一的赤子情，才有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无比热爱，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爱戴和拥护，才有了老百姓口口称道的“咱们的老刘”、“咱们的救命恩人！”“咱们的贴心人”；才有了婆婆媳妇连夜抹黑上山割荞麦、就是为老刘做一顿热腾腾荞麦面的南梁故事；才有了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的佳话；才有了陕北神木县7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听说刘志丹来了，挪着拐杖挤到人群中间，把刘志丹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让周恩来等在场所有人都泪流满满的动人场景啊。1936年2月，东征出发前，刘志丹对妻子同桂荣说：“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未竟事业的万千遗憾，英勇牺牲。他的遗物中只有半截铅笔和几根抽了一半的香烟。

1943年4月23日，延安各界数万干部群众在专属广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公祭大会，深切缅怀刘志丹的感人场面让毛主席深受感怀。同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党校干部大会上，深有感触地讲了一段话：“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人的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天老百姓落不落泪”,“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栖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就是对刘志丹为民初心理念的最高评价。习仲勋也说：“志丹同志的心里，只有人民，只有国家，只有党，他短暂的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受尽了煎熬，却没有一个怨字，这是人之楷模啊！”

相忍为党 顾全大局

刘志丹在短短的十多年革命历程中，曾先后三次被捕，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多次被撤职、降职、处分，特别是在错误的肃反中，面临着被杀头的危险。但他始终相信“黑云总不会遮住太阳的”。

1935年10月，刘志丹率领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根据地进行所谓“肃反”，诬蔑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以欺骗的手段将他调离前线。当在半路通讯员将逮捕他的密令交到他的手中，为了不使党分裂，他让通信员继续送信到军团部，自己亲自前往瓦窑堡，准备向上级申诉、说明情况。但他一到瓦窑堡就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在狱中，他叮嘱被捕同志，“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决不能对党有二心”。出狱后，面对同志们的委屈和抱怨，他安慰大家说，“过去的事就让过去吧，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在东征出发前，他多次嘱托习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们说说，不要把过去的事放在心上，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的，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积极工作，让党在实践中考验我们。周恩来说，“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最守纪律，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实事求是 开拓创新

刘志丹在领导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总能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尤其是在与上级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总能坚持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把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相集合。

在经历清涧、渭华、两当、靖远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后，刘志丹认为，“我们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刘志丹把陕甘边苏区叫做“梢林”，认为，陕甘边苏区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要成功，非靠山不可。”“我们不到梢山就存在不住，建立不起根据地。”“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对于创建和巩固根据地十分有利。虽然“梢林”偏远闭塞，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环境恶劣，但是，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剥削，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对于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武装力量，创建苏区政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42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习仲勋引用刘志丹的话说：“有梢山主义也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开展新的进攻呢？”“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刘志丹正确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西北陕甘边地区特殊的环境，不断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认为，“梢林主义”就是创建根据地的马列主义。他总结了寺村塬、照金创建失败的经验后，针对南梁地区山川交错、梢林茂密、能进能退的有利条件，探索形成了“梢林主义”的根据地创建模式。开辟了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关中照金三路游击区，形成了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狡兔三窟”式多区域布局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称赞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刘志丹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他采取了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针，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孤立敌人。探索形成了具有陕甘特色的“三色建军”思想。尤其是争取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这样的土匪加入红军，由于他勇敢善战，被周恩来誉为中国的“夏伯阳”。

刘志丹还重视调查研究，他素有“活地图”之称，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勘察地形，仔细核实，依照客观实际，制定军事计划和符合陕甘边实际的政策。立足实际、审时度势的务实作风正是这位民族英雄的不凡标识。

刘志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革命生涯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高贵品格。正如他的女儿刘力贞回忆说：“他虽然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的物质财富，但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宽广无私的坦荡胸怀。他使我懂得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一切奉献给了我们的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壮丽事业。”（搜集整理系甘肃南梁干部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