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帽山下六易寒暑——忆我在“铜中”读书时的那些老师们

我年届80，回首自己的求学之路，感慨万千。

我的求学之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和悦小学6年。那是启蒙的6年，在那六年中，自己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毛孩，成长成一个小小少年。从文盲一个，到会识字，读书，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也让自己渐渐懂事，慢慢长大。

第二阶段

铜中六年。这一阶段，在各科老师的精心教育下，全面地学习了各科的基础知识，有些知识成了整个人生的财富。自己也从懵懂少年一个，逐渐成熟，成了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

第三阶段

安徽大学4年。这4年是步入社会的前奏。在这4年中，主要汲取的是专业方面的知识。而自己所学的专业将与日后到社会上从事的事业紧密相关。

如此看来。前后两个阶段都不如第二阶段重要。因为前者只是启蒙，而后者则着重提升。只有第二阶段，所学的知识将伴随终身，打下的基础也受益终身。所以铜中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地方。

“铜中”，即现在的“铜陵中学”，也就是原来的铜陵县第一中学的前身。

1957年的夏天，11岁的我，经过了在铜陵县实验小学举行的初中入学考试后，被铜中录取。于是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和悦洲，乘小轮到了铜陵县城西边的笠帽山下的铜陵县中学。

在那里我度过了难忘的六年，完成了初高中的求学生涯。

我在铜中读书的时代是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我们曾经经历过反右斗争，参加过大办钢铁，去农村支援过“三秋”，也曾经挥舞过长竹竿打麻雀，还在学校办的窑厂掼过砖胚。在建国十周年时我们曾为建造山顶的烈士塔搬过砖，也曾打着腰鼓在小小的铜陵县城里游行欢呼。进入高中后我们又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响应校领导的号召，“誓把笠帽山变成南瓜山”，举起锄头和铁镐，在山上种满了南瓜，解决了我们的饥饿问题。但是我觉得我最应该感谢铜中的是在那里我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知识，这些知识深入我的灵魂，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人生。

如今，一想到母校，我不仅怀念那里的一草一木，更怀念那些曾教过我的老师们。是他们像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给我们带来了光明。是他们用春蚕吐丝的精神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播给了我们。因为有他们的付出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当时铜陵中学是一所新办的学校。学校坐落在笠帽山半山腰，只有几栋平房。正中的一栋是学校的办公用房。两旁是两栋教室，每栋有三个教室。右边的教室后面有一栋房子是教师的宿舍。房子前面有一条路，往西走过去再爬几级台阶，就到了女生宿舍。女生宿舍位于制高点，从那里往山下的方向走就到了学校的开水房。左边的教室后面好像是男生宿舍。整个学校就是这么六栋房子。

我们刚去时，学校的基建都没有全部完成。估计那里原来是座坟山，因为我们偶尔还能在路边看到一块块白骨，十分瘆人。学校连个围墙都没有，只在山下的马路边有一个简陋的大门。从办公室楼往右顺着山坡走下去，右手边就是大礼堂，那是我们吃饭的餐厅和学校举行大型活动的场所。

我们第一届的学生只有300个人，共分5个班，每班60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所以两间教室就足够了。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备取生（有些学生因为贫穷读不起书就放弃了，这样就在落选的学生里补充了一些），总算把学校办起来了。

学校的领导估计都是从各个单位调来的，教师中大概有一半是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大都很年轻，干劲足，而且都很敬业。也有一些年龄略大些的，但都很称职。虽然六十多年过去了，但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记忆犹新。

校长汪栋成，个子不高，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在师生心目中威望很高，深受大家的爱戴。

刚进校时的教导主任蔡岳，桐城人，说话幽默风趣。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多才多艺，无论哪个教师因故缺课，他二话不说就能顶上。

我读高中时的教导主任是程贯群，小小的个子，精明强干，深得师生的尊敬。他还是我人生路上的伯乐呢。当我在第十中学任教时，一次偶遇他，说到十中的学生大多是干部子弟，不太好学，我任教的高中班参加高考时，最高分的同学也只能考上个高中中专。他马上冒着高温酷暑，亲自找到一中的老校长，极力举荐我。后来，在一中校长都没见过我面的情况下，就接收了我。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早上，戴着一顶破草帽的他找到正在十中上早读的我，气喘吁吁地说：“小金镏子，我已和一中校长说好了。你去了要好好干，要给我老头子争气！”我现在好想对他的在天之灵说：“老主任，你尽管放心。你的学生没给你丢脸。虽然没当到什么大模范，但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起码也是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

总务主任张家荣，一心为师生的生活着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大家的表率。

音乐教师陈容贤是个六安女子，她常常为她的家乡的佛子岭水库而自豪。她除了教我们唱歌外，还兼任女生指导。我清楚地记得她不止一次，在寒冷的冬夜到我们的寝室，为我把蹬掉的被子重新盖好。

语文老师何银传是个大帅哥。他教我们拼音，教得非常好。他教给我的拼音本领让我受益一生。以至我至今近80了，还可以在电脑上用拼音盲打呢！

带我们班语文的是太湖人张逢辰，我们这些80多岁的老同学至今聚在一起说到张老师时，大家不约而同地都会想起他用两只手朝教室的上方指着，嘴里抑扬顿挫地念着：“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可见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影响该多大啊！当我被评为班上两个消灭错别字的学生之一时，我简直都得意忘形了。谢谢您，敬爱的张老师！

数学老师黄杰仁是个福建人。我们好喜欢听他在求证数学题时那福建腔调的“因为”和“所以”。我上大学后听说他因为是福建人而被诬陷为特务，整得好惨。对于他后来的情况也不得而知了。

江孝明老师是个活泼的小伙子，他个头小小的，年龄也小，和我们同学中年龄最大的也差不了多少。他教我们唱的电影“女篮五号”的主题歌我们现在还能唱得一字不差呢。有意思的是我后来还成了他儿子的老师，而他又变成了我的学生家长。

我们三班的班主任是朱安怀老师，他是安徽怀宁人，所以叫安怀吧。他教我们地理。他用那地道的怀宁腔说的“登高望远，愈高愈远”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他简单的一句“海上观船来”就形象地教给了我们“地球是圆的”。可惜的是我们初一刚读完，他就被逮捕了。所以对他后面的行踪我们也一无所知。但愿他后来得到平反，能平安地度过余生。

教动物学的高新圆老师是当时除了音乐老师陈老师以外的另一个女老师。高老师是皖南大学（现在的安师大）生物专科毕业的，到铜中时顶多20岁。她是上海人，气质很好，讲起课来声音洪亮。她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有时候说到某一种动物，她寥寥几笔就在黑板上画出那动物的模样。她不仅教给我们生物学知识，还带同学们做标本，做实验。但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她年纪轻轻就被打成了右派。学校领导不让我们学生多接近她，说是怕她“放毒”，但是我们女同学怎么愿意放弃和这么一个和善的女老师交往呢？所以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地和高老师接触。我们常常偷偷地跑到她的房间，听她给我们说些外面世界的故事。我们和她的交往丝毫没有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而且一直没断过往来。记得高老师被平反后，和她的先生汪克槐老师一同调往上海前，我们这些老学生还特意为高老师定制了一块特大的生日蛋糕，在长江饭店为高老师举办了一次隆重的生日派对呢！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和老伴在2012年赴美探亲时，还带着儿子一家三口专程驱车去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去看望已经在那里定居的高老师伉俪。我们参观了高老师和她女儿的家，和他们全家人一起聚餐。当天晚上高老师和汪老师一再挽留我们住在他们家。我们4人，一边喝着我带去的汪老师家乡的毛峰一边促膝谈心，直到凌晨。现在我和年近90的高老师还常通过微信联系。我庆幸高老师历经磨难，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逸的晚年。我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曹志道老师和汪世璋老师分别是高中阶段教我们数学和物理的老师。这两位老师业务功底扎实，教学方法特别好。他们能够深入浅出地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浅显易懂。听他们的课真是一种享受，而且成绩提高得也特别快。所以尽管我后来选择了学文，但高中时我的数理成绩一直是拔尖。记得到了文科班，我参加数学竞赛还得了第二名呢！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教英语的马洪璋老师。当时流行的是俄语，懂英语的人极少。马老师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学了那么点英语，因为没英语老师，才让他来教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有音像教学，既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电台可听。估计全县就他这么个英语老师，没有对比也就没有辨别。他读的准不准只有天知道，反正就跟着他学吧。当时班上几个调皮的男生不仅不好好学习英语，反而常常在课堂上恶作剧，故意气马老师。看着马老师满口白沫还在不停地讲，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我现在想起都很心疼。还算苍天有眼，他还教出了我这个以高考英语84分的成绩被安徽大学外语系录取的学生，总算对他一个安慰。尽管上大学后，我接受了专业老师的指点，才知道当初马老师的发音没几个是准的。这也让我在大一时为了矫正语音，用一面小镜子一个一个音标地练习，为此付出了不少时间和汗水。但是至少马老师教的英语基本知识还是没错的，否则我高考也不会考出那样的成绩。马老师呀，您真是我生命中的大贵人啊！

当时的铜中是一所全新的学校，根本没有辅导学生参加高考的经验。但是那些老师都非常爱岗敬业，他们本身基本功好，而且责任心特别强。所以就这样到了1963年参加高考时，我们班一共有二十多人参考，（当时为了追求升学率，班主任苏老师对那些学习不太好的估计很难考上的同学事先做了动员工作，让他们放弃进考场的机会）有8名同学被大学录取。我也就成了当时的校长汪振木口中的“铜陵县第一个女大学生”了。

如今我也从教师岗位上退休25年了，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教过我的老师数不胜数，但我从心底里最要感激的还是我在铜中求学六年里教过我的那些老师们！

作者：杨金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