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故事：云起右江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桂系军阀追随蒋介石反共，在广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面对敌人的屠刀，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武装反抗。

率先发动武装起义的是农民运动开展最早、武装力量最强、群众基础最好的右江地区。为了加强统一领导，7月，右江地区各县农军整编为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二、三路军，韦拔群、黄治峰、余少杰分别任各路军总指挥。

右江农民自卫军成立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先后发动了仑圩、凤山、果德三次武装起义。其中韦拔群领导的凤山起义涉及凤山、东兰、凌云、百色4个县，时间长达8个月，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韦拔群是广西东兰壮族人，1921年他组织农民成立了自治会和农民自卫军。1924年，他从毛泽东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回到家乡后，举办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右江地区培养了500多名革命骨干。

为了消灭韦拔群和他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国民党反动派把东兰西山区——韦拔群他们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团团包围起来，进行严密的封锁，并组织围寨搜山。

可韦拔群带领的农民自卫军就像一条泥鳅，总是能从敌人重兵“围剿”中灵活脱身。他们四处游击，声东击西，一有机会便会狠狠“咬”敌人一口，得手后便迅速撤退，气得敌人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

农民自卫军很勇敢，但是他们的武器很差，双筒枪算是最好的，而且子弹奇缺，常常是打不了几下，子弹就没了。由于弹药缺乏，自卫军指战员们有时不得不把眼前的敌人白白放过去，气得大家干瞪眼。

山区百姓勒紧腰带，卖牛卖羊，买来粮食和子弹支持自卫军。黄卜函老汉卖掉家里唯一的一头牛，换来20多发子弹，亲手交给黄恒廷中队长，说：“我老了，不能去打敌人，你们用完了就告诉我，我再想办法。”

百姓们的生活本来就很穷，这样不是长久之计，韦拔群便召集大家一起商量，但大家也一筹莫展。拔哥望着身边高大的竹林，突然高兴起来，大声说：“我们来造土地雷吧！”

“土地雷？”“怎么个造法？”大家都疑惑地看着拔哥，只见他用竹筒装上火药和碎锅片，还绑上了火柴。有人不解地问：“绑火柴干吗？”拔哥说：“只要敌人踩着竹筒，火柴头摩擦发火，火药就会起爆炸伤敌人。”

大家半信半疑，但还是照着拔哥的样做了10多颗，专等敌人来试一试。1928年5月10日，敌人又来搜山了，中队长黄恒廷带20多名自卫军战士埋伏在五钱乡山坳里阻击，并在路口埋下两颗土地雷。

一个小时后，一队敌军背着枪，有的敞着上衣，有的手拿军帽扇着凉，还有的头上顶块白毛巾，军容不整，大摇大摆地走来。

眼看一个敌军走近地雷，左脚踩在了竹筒前面，大家不由屏住呼吸，几十双眼睛紧紧盯住敌人迈出的右脚。咳！竟让他平安无事地跨了过去，第二个敌人也没踩着。大家急得直骂：“老天真是不长眼！”

正在这时，忽然第三个敌人脚下红光一闪，“轰”的一声巨响，冒起一股浓烟，两个敌军倒在地上。

黄恒廷见状，大喊一声“打！”一阵枪声，又倒下两个敌人，其余的吓得抱头鼠窜。黄恒廷纵身跳起，把枪猛地一挥，喊道：“冲啊，同志们！”勇敢的自卫军战士们追着敌人猛冲猛打，缴获不少枪支和子弹。

土地雷一鸣惊人，乐坏了自卫军战士们，他们又兴致勃勃做了许多土地雷，埋在西山区的各个角落，炸得敌军晕头转向，吓得他们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了。

受土地雷成功经验的启发，韦拔群又对大家说：“西山火药多，硬木也多，我们来造土大炮好不好？”大家一听，个个叫好。不几天，土大炮就造成了。

10月21日，敌人又进山来骚扰，自卫军战士韦钟建奉命将大炮架在山坳。他寸步不离地躲在一旁的石缝边守候着，从早上直等到下午，敌人终于远远地冒出了头。

当敌人走到离土大炮十几步远的一个小平坡时，韦钟建握住火绳刚要拉火，不料却被一个打前站的敌人发现了，敌人抢先抓住绳子，双方拉扯起来。三拉两拉，绳子断了，韦钟建一看敌人围了上来，连忙机智地跑开了。

敌人顺着绳子找到土大炮，一面嚷叫一面讥笑道：“看，这就是‘拔党’的大炮！”他们用水把炮膛的火药冲掉，把炮扛走了。自卫军战士们又气又恨，韦钟建更是气得直攥拳。

韦拔群鼓励大家说：“这算得什么？山上有的是树，他们扛走了，我们不能再造？一定要让敌人尝尝土大炮的厉害！”一席话说得大伙儿脸上又有了笑容。

隔了几天，敌人又来搜山了。这次，依旧是韦钟建负责扛着做好的新大炮，架在山坳上。为了保险，他们又在离大炮不远的地方埋了两颗土地雷。布置停当后，自卫军战士们就在山石缝里埋伏起来。

不一会儿，敌军一个排走过来了。眼看敌人越走越近，韦钟建拉动火绳，可土大炮却无声无息，大家急得心都快从嘴里蹦出来了。忽然，“轰”的一声，一股黑烟直朝敌军扑去。

敌军乱作一团，接着，又是“轰！轰！”两声，土地雷也在敌群中开了花，自卫军战士们高兴得跳起来，朝惊慌失措的敌人一阵乱枪射击，敌军丢下几具死尸匆匆逃走了。

连续被自卫军用土枪、土炮、土地雷打败，敌人大为光火，不断增兵，搜山也越来越频繁，对根据地的封锁也越来越严密。

根据地的布匹奇缺，战士们又翻山越岭行军打仗的，衣服破得非常快，有些战士的衣服褴褛得都不能遮体了。拔哥把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都分给了战士们，但还是不够。

万般无奈中，韦拔群猛然想起，自己曾把9件衣服放在帮自卫军造土大炮的韦庆和家里，便连夜写了一封信，清晨交给战士黄卜根，让他到韦庆和家里取衣服。

黄卜根一路不歇地赶到弄京乡勒屯的韦庆和家。可是，他脚刚踏进门槛，就大吃一惊：屋里横七竖八挤满了敌军。原来敌军刚搜山回来，正在此地休息。

黄卜根见事不好，扭头就跑。敌人追出屋来，一阵乱枪，黄卜根不幸牺牲，韦拔群写给韦庆和的那封信也落在了敌人手里。

敌人如获至宝，立刻把村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全抓来，先后把韦丝、罗冒拷打了一顿，要他们招出韦庆和来，可是得到的回答全是“不知道”。

敌人又拉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壮族孩子，奸诈地问：“你叫什么名字？”“韦钟益。”孩子冷冷答道。“韦拔群在哪里？哪个是韦庆和？好好说实话，放你回家。”“我不知道。”孩子坚定地回答。

敌人见软的不行，把脸一沉，吼道：“哼，准是个小拔党，再不说，就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打死也不知道！”孩子倔强地回答。

敌军官暴跳起来，喝道：“来人哪！”两个敌军士兵冲上去将孩子的手脚捆起来，一个士兵扳着孩子的头，把辣椒水灌进他的小鼻孔里。孩子剧烈地痉挛了一阵，晕了过去。

韦庆和也被抓了来，敌人把他绑在屋柱上，问道：“你是韦庆和？韦拔群在哪里？你把他的衣服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是韦庆珠，不认识韦庆和！”韦庆和机警地答道。

敌军官恶狠狠用枪顶住韦庆和的胸口：“讲出来饶你的狗命，不讲嘛···”韦庆和气冲冲地说：“韦拔群现在西山上！”“哪个山？哪个屯？”敌人急急问道。“屯屯都在，山山都有，你们去找他吧！”韦庆和答道。

被激怒的敌军官疯狂地叫起来，命令敌兵用枪托狠狠地往韦庆和身上猛砸，韦庆和瞪着双眼，高声骂道：“你们这群野兽，我不说，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拿辣椒水来，非灌死他不可！”敌军官号叫着。“我一个人死了，还有西山的人民，还有拔哥，有农民自卫军，他们会替我报仇的！”“不准他讲话！”3个敌军士兵跑上去扳住韦庆和的头，把辣椒水灌进他鼻孔里。

敌人酷刑用尽，也没从韦庆和与众乡亲口中得到半点消息。敌人将他们押到五钱乡，从特务口中知道韦庆和的真实身份后，将他残酷地杀害了。其余几位乡亲虽然被放了回来，但个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韦庆和牺牲后，没过几天，他的妻子和弟弟韦庆彩把9件衣服亲自送到山里。韦庆彩眼含热泪说：“拔哥，我要参加自卫军，为我哥报仇！”

韦拔群抚摸着韦庆彩的头，为难地看着韦庆和的妻子。“拔哥，你就答应他吧！”韦庆和的妻子坚定地说。韦拔群听了，郑重地点了点头。

一计不成，敌人又施诡计。1929年8月17日，敌人把西山根据地弄京乡大弄京各屯的群众，赶到弄勒、小弄京几个屯去住，并且要他们把粮食全部搬走，妄图断绝自卫军的粮食供应。

当地瑶族群众却悄悄地一个传一个：“各家只带够十多天的米，其余的全藏在石缝里、大树林里，留给自卫军。”

第二天一早，大弄京各屯的群众，被迫挑着一担担的东西离开了家。他们的担子上面是米，下面却满装着杂物，而敌人还以为担担都是粮食呢。

敌人把群众赶到一起居住后，四面设卡封坳，出入检查，东西只准带进，不准带出，然而自卫军并没有被封锁住。许多群众经常偷偷在黑夜里将留下来的米送给自卫军，有时则带自卫军到预先约好的地方取粮。

不久，敌人发现了自卫军取粮的秘密，便疯狂地到处搜山烧山。一天，敌人逼着弄京屯的罗卜兰带路去找自卫军。走到一个山林茂密处，敌军官突然停下来，下令道：“给我烧！一根草也不留，看拔党往哪里躲！”

罗卜兰心里一惊：这山上藏着留给拔哥的粮食，绝不能让敌人烧掉。他急中生智，走到敌军官身边说：“这里都是大树，自卫军藏不了身，拉亭山那边的草又多又高，听说拔党经常躲在那里！”敌人就这样被骗了过去。

秋收的季节到了，敌人又想出一条毒计：限定每人每天只准收10斤稻谷，声称：“谁多收，就是济匪。”收割时，大家努力多收一些，走时只挑10斤，其余的悄悄藏起来，晚上再溜出来把稻谷送给自卫军。

一天，一个敌哨兵拦住两个挑牛粪的壮族妇女，盘问道：“你们到哪里去？”“到弄家桃屯种棉花，我们的田地在那里。”她们泰然自若地答道。

一个敌军官走过来，用木棍把箩筐里的牛粪翻了翻，没发现什么异常，只好放她们走了。可敌人哪里知道牛粪下面竟藏着60多斤大米和8双布鞋！这两位妇女是给自卫军送米和鞋的。

在右江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下，农民自卫军不但没有被敌人剿灭，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到1929年夏，仅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两县农民自卫军就达到了2000余人。

此时，倾向于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在蒋桂战争中取得了广西的统治地位，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

为了巩固其地位，俞、李主动要求与共产党合作。中共中央即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率领数名党员到广西。在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俞、李释放了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开放工农运动；承认了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

俞作柏、李明瑞还任命共产党员张云逸为广西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队长；任命共产党员俞作豫（俞作柏胞弟）为广西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使这两支部队掌握在了共产党手里。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转机时，俞作柏、李明瑞决定参加反蒋战争。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分析认为俞、李反蒋必将失败，因此，一面真诚劝说他们不要轻率出兵，一面研讨应变策略。

邓小平等开会研究决定把广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把中共在南宁掌握的武装部队撤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后，邓小平立即派雷经天、陈洪涛等到恩隆县平马镇成立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和广西省农协右江办事处；派何健南、麦锦汉等到龙州成立左江农运指导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党对左右江地区的领导。

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劝告，出兵反蒋不到10天，便败退回了南宁。南宁反革命势力骤然嚣张起来，一些反动分子捣毁、破坏了省农协机关。10月中旬，蒋介石派兵逼近南宁。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当机立断，指挥中共掌握的武装部队离开南宁，挺进左右江地区。10月13日，俞作豫率领警备第5大队开往左江龙州；14日，邓小平、张云逸率领剩下的部队开赴右江百色。

开赴右江的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张云逸率领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沿着右江江岸走，另一路由邓小平率领警卫部队和地方机关干部，乘满载南宁军械库所有武器的军械船沿右江逆流而上。

20日，军械船顺利抵达右江恩隆（今田东）码头。邓小平对一直坚持武装斗争的农运领袖韦拔群十分敬重，特意嘱咐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给韦拔群的农民自卫军送去一批武器弹药。

有了这批军械的武装，农民自卫军的战斗力明显超过了当地反动武装。韦拔群对举行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信心更足了。他率领自卫军英勇奋战，很快解放了东兰、凤山全境，为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邓小平、张云逸率领部队到达百色后，于10月28日解除了驻在这个地区的警备第3大队武装，收缴了右江各县民团的武器，迅速控制了右江各县。

11月初，中共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创建红军和建立根据地的请示，将右江地区革命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7 军，张云逸任军长；左江地区的编为红 8 军。韦拔群领导的农军全部编入红 7 军，韦拔群任第3纵队司令员。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暨红7军成立大会召开了！而这天正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秀丽的百色山城万人空巷，人们都聚集到了鹅江畔的广场上。列队整齐的红 7 军指战员们身穿崭新军装，个个精神抖擞。

这天的山城百色，红旗漫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万多壮、汉等各族群众笑逐颜开，一队队工人、农民、学生及其他各界群众举着旗帜，载歌载舞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欢呼红7军的成立，庆祝翻身解放的日子。

雷经天兴致勃勃地对张云逸说：“以往每次起义都是在激烈的枪炮声中进行，而我们这次百色起义却是鞭炮声代替了枪炮声！”张云逸感慨地说：“是啊！我们红 7 军在一派祥和安宁、歌舞升平的节日气氛中诞生了…………”

韦拔群说：“今天一大早，百色城内不少人家都在自家院里的梧桐树上贴了凤凰剪纸画，说神鸟飞来了，世道要变了！哈哈···”

雷经天也感慨道：“红军就是一只‘神鸟’，我们的每一名红军指战员都是这只‘神鸟’的羽毛，会日渐丰满、强健起来，随时准备搏风击雨，托起一个好日子的到来！”

第二天，右江苏维埃政府也在田东成立，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任军事委员。此后，百色、恩隆、东兰等十几个县也陆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改编为赤卫军，右江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右江根据地，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委决定像中央根据地那样，实行土地革命。1930年3月，邓小平选择了东兰武篆做试点，以取得经验，推动整个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工作。

邓小平与韦拔群一道住进魁星楼，一起进行试办“共耕社”的筹备工作。魁星楼原是人们祭祀文魁星的地方，后来成为东兰农民协会的办公处，现在这里是红7军第3纵队纵队部所在地。

为培养骨干，他们主办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员训练班。邓小平亲自编写教材，登台讲课。由于学员多是壮族，听不懂四川话，韦拔群就用大家熟悉的比喻、通俗的话语翻译给大家听。

在掌握了土地和政权的基础上，右江根据地第一个“共耕社”于1930年3月19日在东兰东里屯诞生了。大家分工劳作，按劳分配。丰收时节，翻身的农民用舞狮子、唱山歌来庆祝共耕后的第一个丰收年。

百色起义和右江根据地的建立震惊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等桂系军阀，他们召集重兵，对红7军进行“围剿”。在隆安激战中，红7军政治部主任沈静斋不幸牺牲，平安和百色也相继失守，形势危急。

随着强敌的步步紧逼，红7军损伤严重。10月，红7军被整编为3个师，第3纵队改编为第21师，韦拔群任师长。而此时在左江地区坚持斗争的红8军也遭到敌军进攻，大部损失，剩余部队转到右江后编入红7军。

11月，红7军主力奉命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韦拔群被安排留守右江重新组建新的战斗部队，红21师1000多名精壮兵员和武器装备则全都补充到即将远征的红19、红20师。

送走主力部队后，韦拔群带领原师部特务连七八十号老少残弱战士和一些旧枪又回到东兰武篆的魁星楼，和右江特委书记陈洪涛等人一起，开始新 21 师的组建工作。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忙碌和奔走，一个拥有4个团、2个独立营，共3000多人的红21师又重新成立了。1931年1月上旬，他们在乙圩（今属巴马县羌圩）举行了庆祝大会，右江地区又有了坚持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从1931年春起，白崇禧指挥数千国民党军，对右江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围剿”。韦拔群指挥根据地军民，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年底，韦拔群光荣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白崇禧见军事“围剿”没有奏效，就一面增加兵力，一面出重金悬赏缉拿韦拔群。桂系军长廖磊张贴布告：“捉到韦拔群者赏银七千！”韦拔群回应道：“砍得廖磊狗头者，赏铜板一个！”廖磊看到气得七窍生烟。

为解决红军游击队的经济困难，韦拔群还将计就计，派人诈称捉到了韦拔群，要求领赏。东兰县长信以为真，先行筹得2000元送到交换地点。结果送赏钱的人中埋伏被击毙，赏金悉数落入游击队之手。

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为邀功，已抢先在1932年5月19日的《南宁民国日报》头版显眼位置，刊登了“共匪首领韦拔群被生擒”的消息，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

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又提高了抓捕韦拔群的悬赏，还派出特务前往西山地区，到处搜寻韦拔群。而最阴险的一招，便是收买革命

1932年10月，韦拔群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患上了疟疾，病得很重。18日，韦拔群在东兰赏茶洞（今巴马西山香刷洞）内，和红21师政委陈洪涛商量部队往贵州转移的方案。送走政委后，韦拔群沉沉睡去。

19日凌晨，已被敌人重金收买的警卫队长韦昂，在黑暗中将罪恶的子弹射向病中的韦拔群。这位叱咤风云的农运领袖、红军将领惨遭叛徒杀害时年仅38岁。

备受百姓爱戴的拔哥虽然牺牲了，但他带领右江人民进行的革命事业没有完结，他所领导的这支部队依然活跃在滇桂边的广大乡村，一直坚持到广西迎来全中国解放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