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知道自己的籍贯？举例 : 广东南海的传承

文︱关品方

2246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郡县制度。华南这一带是南海郡，下设南海县。历经2000多年的变迁，1840年已是省县乡制（例如广东省南海县九江乡）。新中国城镇化发展到到今天，现在是广东省南海区九江镇。镇下面有乡村。以前有南乡，现已纳入为九江镇的一部分。九江镇之下有很多村，例如南方村，村民各有宗族祠堂。笔者来自南海区九江镇南方村的世美堂。

“九江关”共有六堂，主要是树德堂和世美堂。大约720年前，树德和世美两兄弟率宗族300多人从山西运城出发南下逃避蒙古兵。当年不少不同姓氏的宗族聚集在珠玑巷居停，待了相当一段时期后，知道无法北归，于是继续南渡。树德和世美率众坐竹排沿北江而下，到达北江和西江交界之处，因为竹筏破损散迭，眼见山河秀丽，遂登岸安居下来，就是今天在西江左岸的九江。取名九江，是因为珠江流域三角洲，有数之不尽的江河，支流交错，于是以九为总称。

南海九江在中国近代历史出了一个大儒名叫朱次琦，清朝中业道光年间在北京殿试时荣登进士金榜。笔者保存有他京试时递交的策论考卷复印件，词藻毕丽，内容看得明白。曹丕说 : 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真是叹为观止。

朱九江（1806至1881，享寿75岁），原名朱次琦，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清官、教育家和诗人。他生于南海县九江镇下西乡太平村，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是维新变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老师。朱九江是爱国、有正义感的岭南鸿儒，更是为政廉洁、关心民生疾苦的清官。他在教育方面有卓越贡献。道光十九年（1839）他33岁，开设学堂讲学，吸引了四方学子结社聚会，九江文风于是日益兴盛。他中年为官，晚年退职返乡后在九江创立了礼山草堂，招收学生传授知识。他的弟子除了康有为（再传梁启超）之外，还有简朝亮、梁耀枢等人物，不详细介绍了。

朱九江在为官期间，展现出色的治理能力和清廉的道德品格。他在襄陵担任知县期间，有许多有益于地方的举措，治理河东狼患、安抚百姓、抑制豪强、平息诉讼。他得到当地民众的高度爱戴，离职时百姓在古驿道的清音桥夹道挽留。

朱九江的文化影响一直流传到今天。他提出的四行五学修身读书之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重视教育，亲自为学生拟定《读书日程》，免除学生考进县学（广州、佛山）所需的费用。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在今天的九江中学得以传承，仍具重要现实意义。九江中学是广东省名校之一，高考成绩不俗，时有升读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的案例。由于历史背景原因，在广东南海，其地位类似香港的皇仁书院。

为了纪念朱九江的贡献，后人在九江镇建立了朱九江纪念堂和朱九江纪念公园。这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他的精神和文化的传承。近年来，九江镇政府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让朱九江的精神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弘扬，估计会不断延续下去。简言之，是对学问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朱九江清廉的为政之道、无私的教育贡献，贴地的修身准则，使他成为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陈白沙齐名）。笔者思乡情兴之时，会想起朱九江的工作成就和教育理念。

朱九江是康有为的老师，对康有为的学术生涯和思想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对康有为执弟子之礼，两人年龄相差15岁。康梁和朱九江是一脉相承。

康有为（南海丹灶苏村人，1858至1927，享寿69岁）号南海先生，人称“康南海”。他1876年（18岁）乡试落榜后，到礼山草堂拜在朱九江门下。这段师生关系对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期间康有为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特别是程朱理学。朱九江的教学方法和学术态度，替康有为打下了坚实基础。梁启超曾评价说 : 康有为的“理学和政学基础都来自于朱九江”。朱九江不仅在学术上影响了康南海，在人格和道德方面亦如是。朱九江强调道德和气节的培养，这种理念植根在康有为的思想中，使他后期成为迂腐顽固的保皇派。康有为早期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思想，可以追溯到朱九江对他的教育。康有为无论是倡导维新变法还是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都可以看到朱九江的影子。他在《朱九江先生佚文序》中高度评价其老师，称其为“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国朝是清朝的意思）。

从康南海到梁新会（梁启超是新会县茶坑人），是朱九江的一脉传承。梁启超（1873至1929，享年56岁）在中国近代史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影响了两代中国改革家、革命家和无数知识分子。康梁最初因共同政治理念走到一起，但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的关系逐渐疏远，最后公开对立。原因是康有为跟不上时代演变的步伐。康梁初识于1890年（康32岁、梁17岁），梁被康的学识折服，决定拜师。康有为多次乡试失利。梁启超1889年（16岁）已在乡试中举，举人榜上名列第八，同年康有为名落孙山，一名白丁。康有为在香港游历时，感受到西方文明，开始钻研西方科学知识，思考国家发展模式。梁启超作为有志青年因此十分崇拜康有为，当年在其指导下迅速成长，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政治上也亦步亦趋。

康有为在1893年终于中举。康梁两人在1895年一同赴京考试。当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梁启超受康有为委托，带领粤湘两省举人在北京向清廷上书请拒签和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是1898年康梁维新运动的序幕。公车是政府安排给举人们在京试期间使用的公用车，当年梁启超只有22岁。“公车上书”共有来自全国各地1300多名举人参加，康有为是牵头人，梁启超是他最得力的副手。

康有为和梁启超辅助光绪皇帝共同领导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两人既是师生，也是同志。梁启超一直是康有为的副手，追随光绪一同为新政的拟定和推行而奔走。当年康40岁，光绪27岁，梁25岁。从1898戊戌变法失败，到1911辛亥革命成功，再到1915袁世凯称帝、1917张勋复辟、1921共产党一大和1924国民党一大的先后召开，康梁两人在改革与革命、中学与西学的思辨过程中渐行渐远。个中细节，笔者以后有机会再详细介绍。梁启超在康有为1927年去世后，汇钱为其成殓，在康门弟子设灵祭师时宣读了《公祭康南海先生文》，表达了对老师的敬意和怀念。尽管他们两人后来在政治及文化理念上有重大分歧，他们的争论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政治文化思想在大时代的变化，值得深入分析。康梁两人一度聚众活跃在珠海唐家古镇的唐庐，笔者经常往访。

罗叔重（1898至1968，享寿70岁），原名瑛、别号寒碧、也是广东南海人。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擅长书法和篆刻，尤其以隶书闻名于世。罗叔重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曾师从程竹韵学习绘画、叶退庵学习篆刻。他精通篆、隶、行、草多种书体，其书法作品融合了碑刻的方刚劲峭和帖学的清俊超逸，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罗叔重的隶书被认为是近现代广东书法史上的重要代表。他的隶书作品保留了汉碑庄重雄厚、方穆朴茂的风格，同时融入了晋人的神韵潇洒，堪称集汉晋之长。罗叔重的隶书从《曹全碑》入手，巧妙地融合了《华山庙碑》和《礼器碑》等碑刻的特点，在品澄方正中展现出险绝的用笔，与他的楷书风格相得益彰。

除了书法，罗叔重在篆刻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作品以精湛的技艺反映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一刀一笔都凝聚了他的心血结晶。罗叔重的印章既有古朴典雅的线条，又有灵动自然的韵味，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书法艺术界之外，他的名字鲜为人知，这可以理解。

罗叔重的艺术交游丰富，和海派名家吴昌硕有往来。1925年，罗叔重于上海拜见潘飞声，向其请教有关诗词及金石书画的知识。抗日战争期间，他往返于港澳两地，为中国书画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努力奔走，在没有硝烟的抗日战场上奋力搏斗。

罗叔重留下了大量书法和篆刻作品，其中包括《叔重印集》《芳蕙堂诗》《罗叔重书画集》等。他的隶书五言联和七言联尤为著名，展现了他在隶书领域的深厚功力和独特风格。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其独创的“黑老虎”书法，把原本由毛笔书写的地方留空，改为在白地填墨，留白的地方便成为文字。这是有意仿照石刻拓本的形式，是刚好与传统书写方式相反的空间概念，要求有更高的运笔技巧，确保留白位之笔气有连贯性。这种对碑体别具一格的演绎方式，笔者估计，后世或再无人能及。罗叔重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作为书法家和篆刻家，作品不仅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出广东南海深厚的文化底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们了解自己的藉贯的目的，就是要慎终追远，缅怀先祖，知道自己家乡的历史人物典故，从中得到启发，感到自豪，激励传承的志气。

罗叔重的外孙是笔者的朋友薛凤旋教授，早前已有文章介绍过。罗叔重和薛凤旋祖孙两人在各自领域享有盛誉。尽管他们隔代的专业背景和生活经历已因时代的变迁而截然不同，但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罗叔重早年也曾从事进步政治活动，中年逐渐专注艺术创作，晚年战后的和平环境成就了他在书法造诣上更上一层楼。他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清代显官，可见广东南海的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薛凤旋承传祖上的生命基因，成为知名学者，亳不偶然。广东南海九江，和全国各地一样，往往能够做到地以人传，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不断创新的奋斗精神。罗叔重通过书法篆刻艺术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魅力，薛凤旋通过学术研究揭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变迁。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本文提到的朱九江、康有为、罗叔重，可见代代相传。

笔者在港大明原堂三年，和舍监冯以泓交往，他也是南海九江人。关冯曾朱陈彭胡，在南海九江是大姓。说起来，香港特区政界也有两位知名人士是南海九江人，名字家传户晓，本文在这里卖个关子，知名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