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才是最有修养的？

人不可过分将自己囿于自身的喜好和性格。人的主要本领便是能适应各种工作。将自己拴在单一的生活方式上，且是出于不得已，这不能叫生活，只能叫生存。多才多艺、灵活应变的人才是最有修养的人。

这儿引证一段关于大加图的真实可信的描述：“他的聪明才智富有灵活性，十分善于适应一切，不管他干什么，都像是专门为干这一行而生的。”

倘若让我按我的方法培养自己，那么我不愿固定在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上，不管这种方式有多么好，为的是不让自己依赖于它。生活是一种不均衡、不规则、形式多样的运动。一味迁就自己，被自己的喜好牢牢束缚，到了不能偏离、不能扭转的地步，这不是做自我的朋友，更不是做自我的主人，而是做自我的奴隶。

我现在这么说是因为我已经很难摆脱性格的羁绊。比如，我的头脑通常闲不住，除非它强制自己；我用脑时神经总是绷得很紧，整个儿投入。不管给它一个多小的题目，我的头脑总是把这个题目扩大、伸展到需要它全力以赴的程度。因此，不动脑筋对于我是一种折磨，会损害我的健康。大多数人的头脑需要自身以外的东西使它活动起来，运转起来，“通过活动驱除无所事事的恶习”，我的头脑需要自身以外的东西则是为了使它平静下来，做短暂的休憩，因为我的头脑最主要、最辛勤的工作便是研究自己。对于我，读书是一种把我从对自身的研究中转移出来的活动。一有思想闪现，我的头脑便忙碌起来，表现出它在各方面的活力，有时运用它的力量，有时运用它的条理性或灵活性，它或是赞同他人，或是自我节制，或是固守己见。它拥有足够的材料来激发自己的机能。造物主赋予它——一如赋予所有人的头脑——足够的智力供它使用，并给它足够的课题让它施展创造力和判断力。

对善于探索自我、开发自我的人而言，思考自我是一种强度大、内涵丰富的研究。我喜欢磨砺我的头脑，而不是把它填满。与自己的思想交谈，是一种最不费劲的事又是一种最费劲的事，这要看我们的思想状态。历来伟人们都把这事作为每日的功课，对于他们，“生活即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活动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性，那就是：没有一种活动能像思想活动进行得那么长久，那么经常，那么方便。亚里士多德说：“思考是天神的需要，神的至福和我们的至福都来自思考。”读书对我的用处主要是通过书中的各种话题启迪我的思想，运用我的判断，而不是充塞我的记忆。

无精打采、平淡乏味的交谈很难让我继续下去。品位高雅、妙趣横生的交谈与严肃深刻的讨论（可能前者更甚于后者）都能占据我的整个思想。在其他交谈中，我往往处于一种迷糊状态，而且只给予表面的注意，所以，做那种意趣索然、了无生气的应酬式的聊天时，我常会说出一些梦呓般的或孩童也不如的蠢话，十分可笑，有时则固执地缄口不语，那就显得更加愚蠢，而且不礼貌。我的迷惘神态将我幽闭在自我之中，加之对好些一般的事物又表现出幼稚和严重的无知，这两种“优点”给我的好处是：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出有关我的五六则趣话，而且无论哪一则都傻得可笑。

平心而论，这种性格使我难以与人们交往（我必须对他们精心挑选），也使我不适合参与共同行动。我们与民众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打交道；倘若我们讨厌他们的谈吐，不屑于去适应平民大众，而平民大众往往和最精细的人一样有他们的规矩（“不能适应大众之蒙昧的哲理是枯燥乏味的哲理”），那么我们就无法再管理自己的事，也不应当再去插手别人的事了，因为公共事务及个人事务都免不了与那些人牵扯在一起。人最美好的行为方式正是那种最放松、最自然的行为方式；最好的工作是最不勉强的工作。上帝啊，那条规劝人们，愿望必须与能力相符的箴言对我们是多么有用啊！没有比这更有益的哲理了。

“量力而行”是苏格拉底最喜欢也最经常重复的话，是一句内涵丰富的话。应当将自己的愿望引向那些最容易得到，并且与自己的能力最接近的东西。确实，假如我不去和千百个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且是我不能缺少的人融洽相处，却要去高攀我的交往能力达不到的一两个人，或者异想天开地追求那些我无法得到的东西，这不是一种愚蠢的任性吗？我生性温和疏懒，任何形式的尖刻和粗暴都与我的性情相悖，这就使我免受妒忌和敌意的困扰和威胁；受人爱戴，我不敢说；但我敢说从来没有人比我更有理由不被人仇恨。不过我的疏于言谈使我失去了好些人对我的美意，这是公正的，他们有理由对我的冷淡做一种更坏的解释。

我很善于获得世间少有的甘霖般的友谊，并能将它一直保持下去。我如饥似渴地寻求志趣相投的朋友，十分贪婪地投入这种交往，所以自己禁不住眷恋这种友情，同时也给和我交往的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已多次体验过这样的幸运。但对一般的泛泛之交，我却有点疏远冷淡，因为我的言谈举止如果不能像张满的风帆充分展开就会不自然。何况还在我年轻时，命运已让我习惯于品味那独一无二、完美无缺的友谊，因此我便有些厌恶别样的交情。而且古人那句“友谊是知己间的相伴，而非一伙人的厮混”包含的思想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我自然很难做到“逢人只说三分话”和“看人说话，见风使舵”。我也很难遵从人们的一条训诫，说什么在和那许多不完美的朋友交谈时，要小心谨慎，多存戒备；眼下我们听到的主要训诫是：谈论世事只会带来危险，或只能说假话。

我却很清楚地知道，谁若像我一样，把享受生活的恩惠（我指的是本质上的恩惠）作为生活的目的，就应当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性情的乖戾和挑剔。我赞赏多层面性格的人，这种人既能张也能弛，既能上也能下；不管命运把他摆在哪里，他都能随遇而安；他能同邻里聊他的房子、他的行猎情况，乃至他和别人的纠纷，也能兴致勃勃地和一个木匠或花匠谈天；我羡慕有些人，他们能让最末等的仆役感到可亲可近，还能以适合下人的方式与他们谈话。

柏拉图劝诫我们，要用主子的语言对仆人讲话，不管是对男仆还是女仆，不可玩笑，不可随便。我则深不以为然。因为，撇开我的天性不谈，我认为如此炫耀命运赐予的某种特权是不合人情的，也是不公正的；而主仆间的差异不那么悬殊的文明社会在我看来倒是极公平的。

别人琢磨如何使自己的思想显得空灵和高深，我却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浅近平实。拔高和夸大是有害的。

我认为，在运用我们的思想时，我们大部分人更需要的是踏实、沉稳，而不是奔放、昂扬；更需要冷静和安详，而不是热情和激动。依我看，在不懂的人中间充内行，说话像煞有介事是十足的愚蠢。应当把自己降到周围人的水准，有时不妨装不懂；收起你的雄辩和精深，在一般的交际中，保留思想的条理性就够了。另外还要使自己平易通俗，假如你周围的人喜欢这样。

有的人本性孤僻、内向、不合群。我性格的主要方面是适于交际和表达；我感情外露，使人对我一目了然，我生性合群乐于交友。我喜爱并鼓吹的独处其实不过是归拢一下我的情感和思想，不是为了限制和紧缩我的步伐，而是为了限制和紧缩我的欲望和烦恼，为了摈弃外来的诱惑，躲避束缚和强制，同时也躲避一大堆事务，而并非躲避人群。

说真的，局部的独处反倒更能把我朝外部世界扩展；我常常在独处时，考虑国家大事，关注世界。在卢浮宫或在一大堆人面前，我把自己挤压和约束在躯壳里，人群把我推向我自己，而在肃穆、拘谨的场所，我的言谈却特别轻松、随便、富有特色。人们的荒唐言行并不使我觉得可笑，倒是那些“哲理”让我好笑。我天性并不厌恶学堂里的喧闹，我也曾在那里度过人生的一段时光，而且总是愉快地加入大伙的聚会，只要这种聚会是间或为之，并且是在对我合适的时间。然而，我曾提到过的性格上的疏懒注定使我留恋清静；甚至在我的居所，在我那人口众多、来客频繁的家里也是如此。

我常在家中会见很多来访者，但很少是那些我乐意与之倾心交谈的人。我在家中为自己，也为别人保留一份别处少有的自由。一切客套、繁文缛节以及陪客、送客等诸多社会礼节（唉！奴性的、讨厌的习俗！）在这儿都被免除，各人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想什么就说什么；我则少言寡语，自顾沉思默想，但这并不得罪我的客人。

我一直寻求与之相处和亲近的人，是那种被称作正派而又聪敏的人。见到这样的人就使我不想见其他的人。说到底，这类人在社会上凤毛麟角，而且他们的正派聪敏主要是天性使然。和他们交往仅仅是为了亲密相处，常相往来，谈天说地；为了思想和心灵的交流，不为别的。我们交谈时，话题无关紧要；说的话也许并无分量和深度，但总是意趣盎然优雅得体，充满了成熟而坚实的判断，糅合着善意、坦率、轻松、友好。我们的思想并非只在讨论替代继承或王朝事务等重大话题时才表现出它的力和美；在私人交谈中同样能表现。

我甚至能从手下人的缄默和微笑中了解他们，有时在餐桌上也许比在会议厅里更能洞察他们。伊波马居斯就曾说，他仅仅根据一个人在街上行走的步态，便能看出此人是不是一名好角斗士。如果一时兴起，谈话涉及学术，那也无不可；不过此时学术本身也一反通常的威严、不容置辩和令人厌烦的面貌，而变得温和谦恭了。谈论学术于我们只不过是一种消遣的方式，该受教育或听说教的时候，我们自会去学术的王国，而眼下只好请它屈尊迁就我们了。因为，学说不管多么有用，多么受欢迎，我个人以为必要时仍可抛开它，可以没有学说而办我们的事。禀赋良好，并在与人的交际中得到磨炼的心灵自然而然会使人愉快。艺术不是别的，正是这类心灵表现的归纳和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