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进寺庙大喊：“秃驴何在”，一小和尚回了4个字，成千古绝对

在寺庙门口大喊“秃驴何在”，这句话放今天说出来，可能要被人骂没教养。

但北宋大文豪苏轼就真干过这一出！

一次，他去金山寺找老友佛印，一进门就喊了这么一句。

原以为是好友之间的玩笑，没想到却被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和尚，用四个字怼得哑口无言。

这四个字不仅完美回击，还成了后人称绝的千古佳对。

那么，小和尚回了什么？又为何能被称作千古佳话？

1037年，苏轼在出生在眉州眉山的一个书香世家中。

他父亲苏洵是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学家，母亲程氏则言辞利落，教子极严，常给他讲范滂、黄香的事迹。

苏轼也确不负所望，五岁能文，七岁能赋，听书便能成诵，读文即刻成章。

尤其在二十二岁那年，他踏上前往东京应试的旅途，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让主考官欧阳修读后拍案叫绝，叹其文风古朴，论点新颖。

可惜的是，欧阳修误以为此文出自其学生曾巩，为避嫌只授第二名。

当发现作者另有其人后，他惭愧不已，对人说道：“此子文章，日后必独步天下。”

这番预言，在其后的岁月中应验。

苏轼不仅文名远播，更因性情中自带一股旷达与超然，使得他的作品不落窠臼，既能笔扫千军，也能细水流长。

只是，仕途中，苏轼就没那么一帆风顺了。

他虽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多次被贬。

但也正是这一次次跌宕起伏，使得苏轼的生命形态变得立体而有力量，也开辟出一片别样天地。

他被贬黄州后，荒地开垦，自号“东坡居士”，在田间挥汗种地，在江边饮酒作赋。

也正因其心性如此，苏轼不仅能在庙堂之高辩风破浪，也能与江湖布衣把酒言欢。

他结交僧侣，与佛印和尚互赠机锋；他与民同苦，黄河水患之时亲自巡堤，筑坝抗灾；他亦能与街边屠夫、邻里老翁畅谈风月，无一丝文人的高傲与隔阂。

他还在杭州修建苏堤，济民于饥馑；在徐州抗洪救城，亲自奔走于泥泞之间。

他的政绩虽不如其文名显赫，却也处处可见实功实效，百姓爱戴，口口相传。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份赤诚，使得他的许多言行、趣事得以流传至今，成为后人口中的“苏轼轶事”。

其中一则，就和佛印和尚有关。

苏轼第二次被贬黄州时，刚从“乌台诗案”中劫后余生，虽保性命，却去官职、削实权，人生顿入低谷。

若是寻常文人，或许早已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但苏轼偏不是这等性子。

他将眼前困厄转作参悟人生的契机，寄情山水，品茶作画，尤爱出入寺庙，与僧人论禅谈道。

便是在这段人生最困顿的日子里，苏轼结识了佛印，一个名气不输文人名士的高僧。

佛印原名释了元，自幼聪慧，三岁便能背《论语》，五岁作诗千首，人称神童。

他为人不拘小节，粗衣荤酒不忌，却于佛理颇有心得。

世人对其或敬或疑，唯苏轼一人起了试探之意，他听闻佛印的种种传言，便决定亲自登门一探其虚实。

初见之日，佛印正独坐于山寺一隅，苏轼迈步而入，言辞间皆是“之乎者也”，一口气从治国之道谈到宇宙玄机，字字珠玑，滔滔不绝。

而佛印却一直静听不语，偶尔微笑颔首，这般冷淡，让苏轼心中不禁暗自揣测此人怕是徒有虚名。

于是他话锋一转，谈及佛理，随口便问：“大师眼中，贫道为何人？”

佛印闻言：“你是有学问、有修养的君子。”

苏轼听罢又反问：“那我观你，不过是个故弄玄虚的伪僧。”

若是寻常僧人，早已怒目而视，但佛印依旧神色如常，只应：“我见众生皆是佛，故而心无挂碍，你见我是骗子，想必心中亦多疑虑。”

一句话，说得苏轼瞬间无言，他怔愣半晌，继而大笑：“好一个禅心不动，好一个见人即佛！”就此，两人一拍即合，成了莫逆。

自那日起，苏轼时常泛舟江上，或登寺造访，与佛印共话天地。

他们或论诗，或讲禅，不拘形式，更不拘身份，常常你来我往，一个问题、一句妙语，便能激起千层浪花。

其中最为传颂的趣事，便是那副“哑联”。

那日，两人同乘一舟，顺江而下，苏轼心情极佳，目光一扫，却见河岸处一条黄狗正伏地啃骨，啃得酣畅淋漓。

他突发奇想，指狗笑道：“狗啃河上骨。”

佛印瞥见，心下已知其意，此“河上骨”谐音“和尚骨”，分明是在拿他调侃取乐。

但佛印并未动怒，只从容回答：“水流东坡诗。”

这句话不仅谐音“水流东坡尸”，与上联相呼应，亦将调侃之意原封奉还。

短短数语，竟成一副哑联：“狗啃和尚骨，水流东坡诗。”无声对无声，动作代言语，机锋暗藏其中，妙趣横生。

不止这一次，一日清晨，苏轼又起了玩心。

他快到寺庙时，想起昨日酒席上佛印那句“君子当坐莲台，不坐尘世”，觉得这老和尚又在讽他官场俗气，今日便想趁其不备“讨回一城”。

于是他站在山门之外，手拢喉间，毫无顾忌地朗声高呼：“秃驴何在？”

接着，门开了，探出头来的却并非佛印，而是一名小和尚，约莫十岁出头，眉眼清秀，面带稚气。

这“秃驴”二字，虽是苏轼与佛印私下里常用的调笑之语，但在这小沙弥耳中，却如同飞来横辱。

他自幼在佛印门下长大，日日闻经听禅，早已将师父视为神人一般的存在，如今有外人如此不敬，纵是年幼，也难忍心中不快。

但小和尚没有如常人般回避或羞愤，反而眼珠子滴溜一转，瞬间灵机一动。

他伸出手，指向山门外的东坡，语气不卑不亢地吐出四个字：“东坡吃草。”

此言一出，苏轼站在原地怔了一瞬，随即放声大笑。

“好个‘东坡吃草’，你这小和尚，果然有师父风范！”苏轼一边笑，一边点头称妙。

“秃驴何在？”这一问，原是他有意调侃佛印；而“东坡吃草”这四字，却极巧地顺势将其调侃化作对自我的讽刺。

“东坡”即他自己，“吃草”者，自然是“驴”，一问一答之间，言辞虽轻，意蕴却沉。

但若换作寻常官员、文人，恐怕早已面露不悦，甚至怒斥小童无礼。

事实上，世间文人，多半自负于才情，一句无心之言，若刺中要害，往往就成了扼腕成恨的开端。

可偏偏苏轼不是这等人，彼时被一名小沙弥四字回敬，句中带刺，意在其身，倘若换作旁人，定要怒目以对，责其无礼。

可他没有。

“东坡吃草”这一句，语虽俏皮，却句句有的放矢。

它不仅机巧回对了苏轼那句“秃驴何在”，更借“吃草”之意，隐喻“驴”者非和尚，而是东坡本人。

更可贵的是，面对这突然的“回马枪”，苏轼不但未恼，反而心生欢喜，哈哈大笑。

他笑的不是对方言语失礼，而是敬佩那份“以柔克刚”的巧思，更是被提醒之后的豁然开朗。

作为一名曾因文字被捕、入狱百余日的人，苏轼对“言语”二字的分寸与后果比谁都清楚。

他深知，话可说俏，但不可失礼；笑可开怀，但不可越矩。

尤其当这“笑”，是对友人佛印和尚所开的“秃驴”之玩笑，倘若他人听来，难免会生出误解与轻慢。

苏轼最为人称道的，正是这份“见人见己”的清明心境，他当即低头谢过，不以身份压人，更未露半分文士的清高自矜。

他知晓，调侃本是自己先起，反击不过是对方的回应；若因此气恼，反倒显得自己心胸狭窄。

他不仅笑纳此对，甚至回府后还逢人便讲此事，说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仿佛自己不是“被骂之人”，而是偶遇佳趣之主角。

他甚至不惜将这句“东坡吃草”收入对联趣事之中。

正因如此，这场“秃驴何在，东坡吃草”的对话，并未变成一则“文人被辱”的笑柄，反倒成为对联界一段广为流传的千古奇事，被后人称作“活对绝句”。

它既具讽刺之力，又无失分寸之态，更重要的是，它将“调侃”化作了“自省”，将“戏谑”升华为“风度”。

事后，佛印归来，听闻此事，也不禁拍掌称妙，说：“好徒儿，学得我一半风骨。”

苏轼则答：“机锋一闪，胜我十年修文。”

世人皆爱苏轼，不只因其才高八斗，更因其心宽似海。

尤在这“秃驴何在，东坡吃草”的一问一答中，我们不但看到机锋交错的趣味，更看到了东坡居士不以高位自矜、不因调侃动怒的风骨与豁达。

这世间才子千万，能笑纳调侃、转尴尬为佳话者，古来几人？

苏轼做到了，他用一颗能自省、能包容的心，化解了本可能成为误会的玩笑，也成就了与小沙弥之间的千古绝对。

从此，“秃驴何在，东坡吃草”不再只是巧对，更是苏轼人格风度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