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老冒出仨孩，胡锡进为何引起公愤？

【冬岛杂谈】

宗老爷子的婚外情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没成想还是东窗事发了。

突然又冒出三个子女，舆论一片哗然！

对此，胡锡进只将之归咎于“私德”的言论，再次激起民愤。竟然有人主张“封杀”胡锡进。

胡锡进只谈其私德背后的逻辑

胡锡进与宗庆后，同为中共党员，而此时的胡锡进，对婚外情事件的男主角只谈其私德不论其党纪，这种避重就轻的“技巧”，着实令人嘘吁不已。

胡锡进再次激起民愤，究其根源，就在于其长期游走在舆论场的灰色地带，将媒体人的公共责任异化为流量博弈的工具，将党员身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最终导致公信力崩塌与价值观的全面溃退。

作为曾执掌党媒《环球时报》的资深媒体人，胡锡进深谙舆论引导之道，但其言论实践中暴露的投机性、矛盾性与价值空心化，恰恰构成了对主流话语体系的反噬。

在涉及民族情感与公序良俗的核心议题上，胡锡进始终保持着令人费解的模糊姿态。

面对宗庆后在婚外情事件中所暴露出的党纪失守，胡锡进刻意回避对其政治伦理的拷问，转而用消费主义视角解构为私德瑕疵。

这种对公共人物双重标准的评判方式，实质上是将党性原则工具化——当政治光环无法为个人私德背书时，便迅速转向对世俗价值的妥协。

今年以来，胡锡进从公开逼迫著名企业家董明珠向海归群体道歉，到大连工业大学拟开除女生事件的争议性表态，则进一步揭示其言论逻辑的混乱：在底线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柔软，却在非核心议题上刻意制造对立，这种选择性发声的策略，本质上是对公众认知框进行恶意操弄。

胡锡进的言论困境折射出转型期中国舆论场的深层矛盾。

他既虚伪维持体制内话语的权威性，却难以抑制流量经济下的表演欲，最终形成“骑墙派”的独特生存策略。

在笑果文化辱军事件中，他一面强调军队荣誉不容亵渎，一面又为涉事企业开脱责任，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恰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但权力的表演需要观众。”

胡锡进深谙此道，其言论往往刻意制造认知落差，通过“先立后破”的话术收割流量红利。

当他在中美关系议题上交替抛出“击落佩洛西座机”与“中方必败论”时，看似矛盾的表象下实则是精准的流量计算——既满足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又保留与西方话语接轨的通道。

这种价值空心化的言论生产模式，本质上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慢性消解。

胡锡进将媒体人的社会观察异化为“观点杂货铺”，在涉及国家主权、历史正义等重大命题时，热衷于用市井化的比喻消解严肃性。

其发明的“V僚主义“等概念，表面上批判官僚习气，实则构建了新的话语霸权——当批判本身成为表演，任何严肃的公共讨论都沦为流量竞赛的筹码。

这种后现代式的解构冲动，与公众对主流媒体应有的价值坚守形成尖锐对立，最终导致其陷入“全民审判”的舆论困境。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胡锡进现象暴露了权威话语体系的信任危机。

作为拥有党媒背景的“意见领袖”，其言论本应成为社会共识的凝聚器，但当“骑墙”成为生存策略，“双标”化作流量密码，公众对体制内话语的信任便不可避免地瓦解。

这种信任崩塌不仅源于个别言论的失当，更植根于新媒体时代权力结构的嬗变——当传统媒体的解释权遭遇自媒体解构，当官方话语的严肃性碰撞流量经济的娱乐化，胡锡进式的生存智慧恰恰成为体制性矛盾的缩影。

其遭遇的舆论反噬，本质上是公众对主流价值体系空心化焦虑的集体投射。

要破解这一困局，既需要重建媒体人的职业伦理，更需要直面转型期的价值重构。

当“胡锡进们”继续在流量与责任的天平上摇摆，他们终将成为自己制造的舆论海啸中的沉船。

而公众对清朗舆论空间的呼唤，终将推动中国舆论场完成从“观点市场”到“价值共同体”的艰难转型。

胡锡进身为官媒环球时报前负责人，其经常“走板”的言论，是对该报品牌形象的伤害，亦如宗庆后的“婚外情”是对国资控股的娃哈哈品牌形象的伤害。

二者的本质都是亵渎了民众曾经的爱戴与信赖。

封杀胡锡进，我们说的不算，但其言论自由踩踏了“底线”，他的组织不应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