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为上铸丰碑一一记人民公仆王廉清

人民公仆王廉清，

民本为上执政明。

为官一任办实事，

丰碑永立邓州城。

赵宗礼所著《民本为上》一文在《人文邓州》发表后，如一石激起千重浪，迅速被邓州文友转发称道。文章聚焦六十年代初，王廉清到邓县任县委书记时，坚决落实中央甄别右派的指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秉持实事求是原则，为一批因涉世未深说错话而被错划的右派摘帽平反。即便面对省地“钦差大臣”的压力，他仍据理力争、力排众议，坚定为这些人纠错正名。这种化“敌”为友、让受冤者放下包袱回归人民队伍、变“废”为宝的担当，正是他“民本为上”为官之道的生动体现，也让他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与人民的深深信赖。多年后，他离休回邓州探访故友，受到百姓热情接待，上演了“人走茶不凉”的感人场景。

城郊乡原乡长王达祥，是位求真务实的军转干部。当年王廉清回邓访友时，他受时任邓州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廉委托，与城郊乡党委书记王道德共同负责接待。奇妙的是，这“三王相会”竟十分投缘。早年间，王廉清在城郊乡槐树大队蹲点时，该大队恰由王达祥分包。他从干部群众的言谈中，深切感受到王廉清深入基层、注重实际的作风，对这位老书记“民本为上”的廉洁执政理念由衷敬佩。

我与王达祥的交际，源于一次带头上访。当时我向他反映村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他核实情况后，实事求是地为我们村减免了15000斤公粮任务，相当于每个村民少交50斤。后来，二高中校长陈荣强向他反映学生生活困难（当时二高中属城郊乡管辖），他当即责无旁贷地为学校划拨了10000斤返销粮。我也因此从“上访户”成了他的好朋友。

当我把《民本为上》一文转发给王达祥后，他特意打来电话，与我长谈近一个小时。他说，王廉清与范仲淹颇有相似之处——都是受贬后来到邓州的知识型干部，都深谙“民本为上”的真谛，也都为邓州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提议，应在花洲书院增设王廉清纪念馆，让新到任的官员先到这里接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为上”教育。我深表赞同，两人一拍即合。

我曾有一本原宣传部副部长周学忠所著的《闲说廉清》，送予王达祥品读。书中以“闲说”形式，讲述了诸多王廉清体察民情、求真务实的事迹。比如他结合当时群众缺吃少穿的实际，提出“多种粮食少种烟，棉花种得只够穿”的工作方针，切中民生要害。那时民间流传的顺口溜：“邓县来个王廉清，百姓公粮猛一轻”，正是邓州百姓对这位父母官爱戴与信赖的朴素表达。

“文革”期间，不明真相的青年人将王廉清抓回游乡批斗，百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次上午游斗到城西南某公社时，一位老农捧着一大碗黄酒，假装怒视王廉清骂道：“好你个走资派王廉清，想让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今天就让你尝尝这‘马尿’的滋味！”造反派信以为真，真让王廉清喝下了这碗“马尿”。他们哪里知道，这是群众以假乱真、感念好书记的暖心之计。口干舌燥的老书记喝下黄酒，不禁潸然泪下，由衷感慨：邓州百姓重情重义！这也成了他“人走茶不凉”之说的由来。

《闲说廉清》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可惜这本书经老领导们传阅后，如今已不知流转到何处。若能再版此书，想必会深受邓州人民喜爱——因为在大家心中，王廉清是真正的好党员、好公仆，值得永远爱戴与怀念。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言中。”历代官员的功过是非，往往在离任后才见真章。任职时，人们或许会碍于官威而言不由衷；但当官员调走或退休后，百姓的评说才是发自肺腑的心声。正如“路从绝处开生面，人到后来看下台”所蕴含的深意，邓州人民对已离邓28年的王廉清仍有如此高的评价，正是最真挚的民心民意。

这便是那位在邓州有“万民伞”之称的离任书记，在人民心中矗立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