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提干连长探亲，带着配枪的我刚进屋，父亲生气地说：下不为例

“爸，您怎么了？”我站在家门口，手足无措。

父亲的目光如刀子般落在我腰间的五四式手枪上，眼中的震惊转为失望。

“这么多年没回家，你就带着这玩意儿回来？”他指着我的配枪，声音低沉而严厉。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

身后，母亲的眼中闪着泪光，既是为儿子归来的喜悦，也是为眼前这场僵局的担忧。

我叫马国栋，1970年12月入伍，如今已经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连长。

这个身份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今天故意佩戴配枪回家的原因。

可望着父亲失望的眼神，我忽然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

入伍前，我是村里有名的倔小子。

十里八村的青年见了我都要让三分。

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而是我脾气犟，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村里的张大爷常说：“马家的这个小子，倔得像头牛，认死理。”

那年冬天特别冷，仿佛连空气都要结冰。

北风呼啸着穿过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卷起地上的枯叶和尘土，呜咽着像是在诉说什么。

我们村位于山东南部，虽不算偏远，但也谈不上富裕。

大多数人家还住着土坯房，冬天靠烧煤取暖，夏天就露天纳凉。

入伍前的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蒸馒头、煮鸡蛋，准备给我路上吃的干粮。

父亲则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一遍遍地翻看着我的入伍通知书，仿佛那是什么珍贵的文物。

“儿子，部队上的纪律比咱村里严多了，”父亲认真地看着我说，“以前在家，你倔脾气上来了，我和你妈还能由着你。到了部队，可不行了，一切都得听指挥。”

“知道了，爸。”我心不在焉地应着，目光却落在了墙上挂着的那张全家福上——

那是我十五岁时照的，父亲、母亲和我，都穿着最好的衣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站在家门口，身上只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母亲给我缝的一双布鞋，还有她偷偷塞进去的几块红糖和两个煮鸡蛋。

母亲说，这些能让我在路上不至于饿肚子。

“国栋，一定要好好干，别给咱老马家丢脸。”父亲马大山是村里的老支书，一辈子忠厚正直，从没做过一件亏心事。

他拍着我的肩膀，眼中满是期许。

父亲个子不高，但腰板挺得笔直，在村里颇有威信。

每当有村民之间的纠纷，大家都愿意请他出面调解。

“放心吧，爸。等我回来，准让您刮目相看！”我信心满满地说，全然不知道前方等待着我的是怎样的磨炼。

母亲李桂花站在一旁，眼中含着泪水，却硬是不让它们落下来。

她个子比父亲还矮一些，脸上的皱纹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她抓着我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点头，似乎在说“去吧，去吧”。

村里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专门接送新兵。

司机按了几下喇叭，催促着我们快点。

我最后拥抱了父母，胸口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既有对未知世界的期待，也有对家乡的不舍。

“走了！”我挥挥手，大步走向卡车。

上车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父亲搂着母亲的肩膀，两人站在家门口，目送着我远去。

那一刻，我第一次注意到父亲的头发已经花白，母亲的背也有些佝偻。

时光不饶人，他们正一天天老去，而我却即将踏上远行的路。

卡车发动了，带着我和其他几名新兵，驶向县城的征兵站，然后是省城的集结点，最后是我将要服役的部队。

一路上，我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色逐渐变成陌生的风景，心中不禁有些茫然。

我真的准备好了吗？那个倔强的村里少年，能在军营中站稳脚跟吗？

入伍后的第一年，几乎每一天都是煎熬。

那是一个陌生而严酷的世界，与我想象中的军营生活相去甚远。

记得刚到部队那天，天还下着小雨。

一辆破旧的军用卡车把我们送到了营区门口。

站在高大的营门前，看着上面“忠于人民，忠于党”八个大字，我心中既紧张又兴奋。

“新兵蛋子们，列队！”一名身材高大的军官大喊道。

我们慌忙排成一列，却怎么也站不齐。

“这就是今年的新兵？”那名军官皱着眉头，眼中满是不屑，“简直一塌糊涂！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解放军战士了，不再是村里的泥腿子！站军姿，立正！”

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站军姿，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腰酸背痛，汗水浸透了衣衫，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但没有人敢动一下，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军营中的第一条铁律——服从命令。

接下来的日子更是艰难。

早上五点起床，寒风刺骨；

六点集合跑操，无论刮风下雨；

白天是各种军事训练，条令条例学习；

晚上还有政治学习，思想汇报。

每天睡觉前，我都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想倒头就睡。

但最难熬的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精神上的孤独和思乡之情。

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与家人的联系只能靠书信，而一封信往往要走上大半个月才能到达。

我常常半夜醒来，听着战友们的呼噜声，想起家乡的一切，不知流了多少次思乡的泪。

“这是妈妈的手，这是爸爸的脚...”我轻声哼唱着家乡的民谣，试图缓解内心的思念。

“马国栋，你又在哼歌！”同宿舍的李大勇踢了我一脚，“你不睡觉，也让别人休息啊！”

“对不起，我、我就是有点想家...”我小声回答。

“想家？”李大勇冷笑一声，“谁不想家？我都三年没回家了！你才来几天，就受不了了？”

他的话让我感到羞愧。

是啊，谁不想家？

但我们既然选择了当兵，就要学会坚强。

从那天起，我暗暗发誓：不再轻易流泪，要坚强地面对一切困难。

训练场上，我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俯卧撑，别人做五十个，我要做七十个；五公里越野，别人跑二十五分钟，我要跑二十分钟；射击训练，我更是刻苦钻研，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去请教老兵，研究瞄准和击发的技巧。

“马国栋，起来站好！”班长周铁柱一声怒吼，我从沉思中惊醒。

那天我们在进行队列训练，因为想家走了神。

“报告班长，我精神有些不集中！”我立正站好，大声回答。

虽然知道可能会被处罚，但在部队，诚实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周班长盯着我看了几秒，那双锐利的眼睛仿佛能看透我的心思：“你小子倒是实话实说。行，今晚加练一小时，让你好好'集中精神'。”

就这样，在严格的训练和纪律中，我逐渐适应了军营生活。

军装从最初的不合身到渐渐贴合体型；动作从最初的生硬笨拙到逐渐标准流畅；思想从最初的迷茫困惑到逐渐坚定清晰。

我不再是那个动不动就想家落泪的新兵，而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战士。

1971年秋，我参加了部队组织的军事技能比武，获得了射击和投弹两个项目的第一名。

这让我在连队中一下子出了名，连长亲自找我谈话，鼓励我继续努力。

“马国栋，你小子有前途。”连长说，“好好干，说不定将来还能当干部！”

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从那以后，我更加刻苦训练，不仅在军事技能上精益求精，还主动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

我知道，要想在部队有所作为，就必须全面发展。

1972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那天，我站在鲜红的党旗前，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声音铿锵有力，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和责任感。

入党后，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言行。

训练中，我总是冲在最前面；工作中，我从不怕苦怕累；生活中，我主动帮助有困难的战友，成为连队中的模范人物。

1973年初，我被提升为班长，开始管理自己的班组。

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从一名普通战士变成一名基层干部，责任和压力都大了很多。

刚开始带兵时，我遇到了不少困难。

有的战士不服从我的管理，觉得我年轻资历浅；有的战士工作拖拉，总是完不成任务；还有的战士思想波动，经常闹情绪。面

对这些问题，我一开始有些手足无措，甚至产生了退缩的念头。

“马班长，你这个班管得不行啊。”指导员找我谈话，“昨天的内务检查，你们班又是倒数第一。”

“指导员，我、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管。”我坦诚地承认，“有些战士就是不听我的。”

指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管兵先管心，你要了解每个战士的情况，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用一种方法解决的。”

在指导员的帮助下，我逐渐学会了如何带兵。

对待那些不服管的老兵，我先从自身做起，技术上超过他们，让他们心服；对待那些做事拖拉的，我制定明确的奖惩制度，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对待那些思想波动的，我多找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想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慢慢地，我的班组成绩开始提升，从最初的倒数第一逐渐进入中游，再到后来的前三名。

1973年底，我们班被评为“标兵班”，我个人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些成绩让我的军旅生涯更上一层楼。

1974年6月，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我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提干。

那天早上，连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神秘地说有好消息告诉我。

提干的消息来得很突然。

那天早上刚做完操，连长钱守义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钱连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脸上总是带着严肃的表情，很少有人见过他笑。

在我印象中，能被叫进他办公室的人，通常不是有重要任务，就是犯了什么错误。

“报告！”我站得笔直，敲了敲半开的门。

“进来！”钱连长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我走进办公室，发现不只有钱连长，还有政治指导员赵德明。

两位领导同时在场，这让我更加紧张了。

难道我犯了什么大错？

“马国栋，坐。”钱连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出奇地平和。

我小心翼翼地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不敢有丝毫放松。

钱连长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一份文件，然后抬起头，那张习惯性严肃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微笑：“马国栋，你小子这几年表现不错。”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只是机械地点点头：“谢谢连长。”

“上级考虑到你在部队的良好表现和发展潜力，”钱连长继续说道，“已经决定提拔你为连长，工资从每月10元津贴提升到52元工资。好好干，别辜负组织的信任。”

我瞪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一刻我期待了多久？

从入伍的第一天起，我就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军官，服务部队，报效国家。

而现在，这个梦想竟然就这样实现了？

“连长，这、这是真的吗？”我结结巴巴地问道，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

“废话，我还能拿这种事开玩笑？”钱连长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双粗糙的大手传递着力量和鼓励，“去准备一下，下周就交接。”

“祝贺你，马国栋同志。”政治指导员赵德明也上前握住我的手，“你是我们连队培养出来的好苗子，希望你在新的岗位上再创佳绩。”

“谢谢连长，谢谢指导员！”我激动地站起来，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做一名合格的军官！”

走出办公室，我感觉脚步轻得仿佛要飞起来。

天空格外蓝，云朵格外白，就连营区里那些熟悉的建筑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提干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不再是一名普通士兵，而是一名军官，一名有实权的干部。

这是多大的荣誉啊！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离家那天，站在村口，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国栋，一定要好好干，别给咱老马家丢脸。”

如今，我不仅没给家里丢脸，还成了一名军官，这该让父亲多么骄傲啊！

我恨不得立刻飞回家，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

但军营有军营的规矩。

提干的事情很快在连队里传开了，战友们纷纷来道贺。

有些是真心实意为我高兴，有些则带着一丝羡慕，甚至是嫉妒。

尤其是那些和我同期入伍，甚至比我资历更老的战友，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复杂的情绪。

“马国栋，恭喜啊！”李大勇是第一个来恭喜我的，他比我早入伍两年，却依然只是一名班长，“以后可就要叫你马连长了！别忘了提携提携兄弟啊！”

“别这么说，大勇。”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们还是战友，以后还要并肩作战呢！”

“行了，别谦虚了。”李大勇笑了笑，但眼神有些黯淡，“你现在是当官的人了，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可不敢再跟你称兄道弟了。”

“大勇...”我想解释什么，但他已经转身离开了。

这一幕让我意识到，提干不仅带来了荣誉和责任，也改变了我与战友之间的关系。

从此以后，我们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界限——职位和权力的界限。

这让我既兴奋又有些失落。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着准备交接工作和搬入新的宿舍。

作为连长，我有了单独的办公室和宿舍，不再需要与十多名战友挤在一个大通铺里。

新宿舍虽然简陋，但对我来说已经是极大的改善——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一个衣柜，还有一个可以放洗漱用品的架子。

最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拥有一把配枪——五四式手枪，作为军官身份的象征。

当武装部的同志郑重地将那把枪交到我手中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不仅仅是一件武器，更是国家和人民对我的信任，是我保家卫国的责任。

提干后，我被分配到了新兵连担任副连长。

初到新岗位，我满怀激情，却也犯了不少错误。

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对一名新兵的过度严厉导致他差点退伍。

那是个叫王建军的新兵，家境困难，入伍前从未离开过家乡。

训练中，他总是跟不上节奏，动作笨拙，让我十分恼火。

“王建军，你是猪吗？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好！”我在全连面前严厉批评他，“给我加练两小时，不合格不准吃饭！”

那天晚上，王建军被发现在厕所里痛哭，说要回家不当兵了。

指导员赵德明找到我，脸色严肃。

“马国栋，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赵指导员问道。

“我只是想让他进步快一点...”我低声辩解。

“进步？你这样只会让他退步！”赵指导员语气严厉，“带兵先带心，你只看到了他的不足，却没看到他的努力。他家里条件差，从小营养不良，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要做的是鼓励他，而不是打击他！”

赵指导员的话让我如梦初醒。

那晚，我主动找到王建军，向他道歉，并答应会帮助他提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抽出时间单独指导他，看着他一点点进步，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半年后，王建军不仅跟上了其他人的训练进度，还在射击比赛中获得了连队第三名。

“马副连长，谢谢您没有放弃我。”考核结束那天，王建军真诚地对我说。

“不，应该我谢谢你，是你教会了我怎样当一名合格的军官。”我握住他的手，心中的感动无以言表。

就这样，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我逐渐成长为一名受战士爱戴的军官。

1974年11月，一个令我始料未及的任务来了——接兵。

“马国栋，团里决定派你去河南、湖北接兵，明天出发。”政治处主任郭向阳对我说。

“主任，我没经验啊！”我有些紧张。

“没经验可以学。”郭主任拍拍我的肩膀，“我看好你的能力，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了。”

接兵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河南信阳的天气异常寒冷，湖北武汉却又湿又热；火车晚点是家常便饭，有时一等就是大半天；新兵们大多是第一次离家，思乡情绪严重，有的甚至半夜偷偷哭泣。

面对这些困难，我一一解决，凭借着对工作的热情和对新兵的关心，最终成功地接回了两百名新兵。

“马连长，这次接兵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回到部队后，郭主任当着全团的面表扬了我，“你的表现证明了组织没有看错人！”

1975年3月底，完成接兵任务后，我向赵指导员申请回家探亲。

“老马，这次确实该回家看看了。”赵指导员很痛快地批准了，“你都四年多没回家了，父母一定很想你。”

临行前，我站在镜子前，看着穿着四个口袋军装、戴着军帽的自己，心中涌起一股自豪感。

曾经那个瘦弱的乡下小子，如今已是一名军官，一名有担当的军人。

“咦，要不要把配枪也带上？”我突然想到，“这样父母看到我当了连长，一定会更加骄傲。”

思来想去，我决定带上我的五四式手枪。

这把枪是我的荣誉象征，也是我地位的证明。

我把子弹取出，将枪和弹夹分开放好，确保安全。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象父母看到我时的表情。

他们一定会惊讶，会骄傲，会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自豪。

想到这，我的心中满是期待。

终于到家了。

推开熟悉的院门，我看到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母亲在洗衣服。

他们比我记忆中老了许多，父亲的背有些驼了，母亲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

“爸！妈！”我兴奋地喊道。

父母闻声抬头，看到我的瞬间，眼中闪烁着惊喜的泪光。

“国栋！我的儿啊！”母亲丢下衣服，跑过来紧紧抱住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落下。

父亲放下斧子，大步走来。

他拍着我的肩膀，眼中满是骄傲：“好小子，长高了，也壮实了！”

就在这温馨的重逢时刻，父亲突然注意到了我腰间的配枪。

他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眉头紧锁。

那双沧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随即变为严厉。

“国栋，你怎么带枪回来了？”他的声音低沉而严厉，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严肃。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连鸟叫声都显得突兀。

“爸，我现在是连长了，有资格配枪。”我有些得意地拍了拍腰间的枪套，期待着父亲的称赞。

在我的想象中，父亲会为我骄傲，会被我的军官身份所震撼，会向全村人宣扬他的儿子如今已是一名配枪的军官。

没想到，父亲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如同乌云密布的天空，随时可能降下暴雨。

我看到他的手微微颤抖，不知是愤怒还是紧张。

他深吸一口气，似乎在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指着屋门，严厉地说：“进屋说话。”

我站在那里，一时语塞。

这个场景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我以为父亲会为我骄傲，会被我的军官身份所震撼，却没想到他如此生气。

“爸，我...”我想解释，却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

“枪不是玩具，是保卫国家的武器！”父亲继续说道，声音严厉而坚定，“你身为军人，不应该为了炫耀而带枪回家。这不仅违反纪律，也是对家人和乡亲的不负责任！”

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砸在我心上。

是啊，我怎么能为了一时的虚荣心而忘记了军人的责任和纪律？

枪支是用来保卫国家的，不是用来炫耀的工具。

“爸，我错了。”我低下头，真诚地道歉，“我只是想让你们看看我现在的样子，看看我在部队的成就。”

“儿子，”父亲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我们为你骄傲不是因为你当了连长，有了配枪，而是因为你能为国家做贡献，能守护我们的和平生活。军人的荣耀不在于外在的军衔和装备，而在于内心的责任和担当。”

母亲这时也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国栋，我们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不求你当官发财，只求你健健康康地活着。”

父母的话让我深受触动。

我立即将枪支和弹夹取出，小心地放在了木箱中，并上了锁。

“爸，妈，我保证这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绝对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我郑重承诺道。

看到我真诚悔改的态度，父亲终于笑了：“好，爸相信你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来，坐下吃饭吧，你妈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了，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和鱼汤。”

餐桌上，气氛逐渐融洽起来。父母关切地询问着我在部队的生活和工作。

“国栋，听说你现在是连长了，是不是很辛苦？”母亲心疼地问。

“还好，妈，部队生活已经习惯了。”我笑着回答，“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每天都有肉吃，冬天还有暖气。您不用担心。”

“那就好，那就好。”母亲点点头，又夹了一块肉放在我碗里，“多吃点，在家多待几天，好好补补。”

“对了，国栋，前些日子村里来了个工作组，说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还给咱村配了台拖拉机。”父亲兴奋地说，“明天我带你去看看，比牛耕地快多了！”

听着父亲的话，我感受到了家乡的变化和进步。

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保家卫国的决心——我在部队努力训练，就是为了让父母和乡亲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晚饭后，母亲拿出了一双新做的布鞋：“国栋，这是娘给你做的，穿上试试合不合脚。”

我接过布鞋，心中一热。

这是母亲的爱，朴素却深沉，不求回报，只愿付出。

我脱下军靴，穿上新鞋，在屋里走了几步：“妈，鞋子很合脚，谢谢您。”

“合脚就好，合脚就好。”母亲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绽放的花朵。

夜深了，躺在久违的老家床上，我辗转难眠。

今天的事情让我反思良多。

我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连长，经历了许多，也学到了许多，但今天父亲的一番话，却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

军人的荣耀不在于军衔和武器，而在于责任和担当。

这句话将伴随我的军旅生涯，成为我永远的座右铭。

第二天我跟着父亲去看了村里的新拖拉机，还参观了新建的学校和医院。

村子比我离开时变化了很多，变得更加现代化。

看到这些变化，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国栋，你在部队好好干，为国家多做贡献。”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在家乡也不会落后，一定把日子越过越好。”

“爸，您放心，我不会辜负您和妈的期望。”我郑重地承诺。

探亲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返回部队的日子。临行前，母亲塞给我一包自制的点心和一双新袜子。

“国栋，在部队照顾好自己，常写信回来。”母亲依依不舍地说。

“妈，您放心，我会的。”我紧紧拥抱了母亲。

父亲一直送我到村口，最后叮嘱道：“国栋，记住，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不是为了炫耀和虚荣。好好干，争取为家乡和国家多做贡献。”

“爸，我明白了。谢谢您的教诲，我一定牢记在心。”我向父亲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返回部队后，我主动向赵指导员汇报了带枪回家的错误行为。

“马国栋，你能主动认识到错误，这很好。”赵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说，“军人的荣誉不在于外表，而在于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你能从这次教训中吸取经验，更好地履行军人的职责。”

“指导员，您放心，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诚恳地说，“以后我一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期望。”

从那以后，我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更加关心战士们的成长。我明白，一个好的军官不仅要有过硬的军事素质，更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1976年春，我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参与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凭借在接兵任务中积累的经验和这次探亲的思考，我更加成熟地处理各种问题，带领连队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团首长的表扬。

“马国栋同志表现出色，不愧是我们团的优秀干部！”团长在总结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心中既骄傲又谦虚。我知道，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培养我的部队，属于教导我的每一位长官和战友，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那个在关键时刻给了我最重要一课的人。

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次带枪回家的经历，都会感到既惭愧又感激。惭愧的是自己的虚荣心和炫耀心理，感激的是父亲及时的教导和指引。正是这样的挫折和教训，让我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官，在军旅生涯中不断前进。

父亲那句“下不为例”，不仅仅是对一个错误的纠正，更是对我军人身份的期许和要求。这句话已经深深刻入我的心中，成为我军旅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

军人的荣耀不在于外在的军衔和装备，而在于内心的责任和担当。这也是我在部队中一直坚守的信念，激励着我在军旅道路上不断前行，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讲述了我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信的最后，我写道：“爸，谢谢您那天的教诲。我现在明白了，军人的价值不在于肩上的军衔，而在于心中的责任；不在于腰间的配枪，而在于手中的使命。我会牢记您的话，做一名真正的人民军人，为保卫祖国和人民而战斗终生。”

写完信，我看着窗外的月光，想起了家乡的一切——父亲严厉而慈爱的目光，母亲温暖而粗糙的双手，村口那棵见证我成长的老槐树...一切都那么亲切，那么值得怀念。

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取得怎样的成就，家乡永远是我精神的源泉，父母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而作为一名军人，我的责任就是保卫这份宁静与美好，让父母和乡亲们能够安居乐业，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这，就是军人的荣耀，也是我人生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