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绪恺: 不辞长做教书匠 用爱写就“大先生”

弘扬教育家精神

教育家的身影，是穿透时代的精神灯塔；三尺讲台的故事，是滋养心灵的永恒诗篇。我们怀着敬意叩响历史之门，寻访老教育家的生命印记。这些泛黄教案里凝结的智慧和白发皱纹中镌刻的坚守，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注脚，更构筑起东北大学育人兴邦的精神谱系。他们以不同姿态共同诠释着：对育人使命的虔诚，对真理追求的炽热，对后辈成长的托举。

这些故事不是尘封的档案，而是流动的星河。当我们凝视这些教育长河中闪耀的星辰，看见的不仅是过往的荣光，更能照见肩上的担当和未来的希望。愿教育家精神系列报道成为薪火相传的驿站，让这种精神血脉在新时代焕发夺目光彩。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气韵、豁达包容的情怀、执着真理的纯粹，还有任风吹雨打仍矢志不渝教书育人的信念。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东北大学谢绪恺教授，三十而立，以他创新理论命名的成果就惊艳了学界；耄耋之年，依旧为学生笔耕不辍，写就“一看就懂”的高数辅导“四部曲”；为科学真理立说，为莘莘学子解惑，他从教55载不改师者本色，用一生诠释了大师之大学问和大先生之大德。

谢绪恺教授为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做报告

01

32岁，以“谢绪恺判据”

蜚声国际控制学界

谢绪恺，四川广汉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无线电专业，被安排到上海民航局工作两年。1949年5月到广州，恰逢国民党大溃退，本来应当去台湾的他，通过《新华日报》，了解到国民党的昏庸与腐败，于是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

应聘来到东北后，谢绪恺曾任大连工学院电信系讲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来到东北大学（当时为东北工学院），历任电气工程系讲师，数学系副教授、教授，是当年东北大学控制理论“第一人”，并编著有控制科学早期教材之一《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所谓“第一人”，往往意味着孤身攀登一条没有梯子的悬崖。为把外文资料研究透彻，他废寝忘食，掌握了俄语、英语、日语、德语等多门语言。那时，他经常凌晨一两点钟才睡觉，每天刻苦钻研，读俄文原著，把所有理论都读通读透。经过半年时间，他翻译了一本俄文书籍，在翻译过程中掌握了基本理论，与此同时，他也对书中的理论进行了思考、批判和质疑。

青年谢绪恺

据谢绪恺介绍，在自动控制科学领域，控制系统的稳定性研究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稳定性是控制系统最重要的特性，而控制系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干扰，例如运行环境的变动、控制系统参数的改变等。因而，自动控制理论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研究控制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并且找出措施来保证控制系统的稳定运行。

此前，国际上已有两大判据被奉为经典。“照着翻译的那本书教稳定性理论，我就产生一个怀疑。我觉得就像检查身体一样，比如看一个人有病没病，做全身检查是个办法。但为什么不能做局部检查呢？如果检查出心脏有病，那不就是病人了吗？我就从这个观点提出新的判据了。” 谢绪恺说。

经过大胆假设和缜密论证，谢绪恺打破常规，给出了线性控制系统稳定性的新代数判据。此时，他刚刚32岁。

“谢绪恺判据”，用谢老自己的话说，就是“稳定性是系统能够工作的首要条件，就好像人走路不稳就要摔跤一样，我就是要尝试用一个代数判据来描述系统的稳定性，分别给出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这样的判据较之经典判据，计算量要小得多，因而使用起来更方便，工程的实用价值更大”。

1957年早春，中国第一届力学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谢绪恺主动提交论文，并被邀请参会。开会当日，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众多力学界大师悉数到会，盛况空前。提起这次半个多世纪前的会议，谢绪恺记忆犹新：“我所在的小组共5人，一位哈军工的老教授讲完后，我第二个发言。步入会场时，我眼前一亮，钱学森先生在第三排正中赫然就座，其后一排偏右的是著名数学家秦元勋先生。我内心非常激动，在汇报自己在线性系统稳定性方面的一些探索时，渐渐进入角色。”

令年轻的谢绪恺惊喜的是，钱学森先生高度肯定了他另辟蹊径的创新思路，还点拨他说：“可以将你判据中的常数改为随机变量，这项工作尚无人开始研究，肯定能出成果。”不久后，秦元勋先生在北京主持了一个微分方程讨论班，并邀请谢绪恺参加，继续深造。其间，秦元勋先生高兴地告诉谢绪恺：“我已向华罗庚先生汇报了你的成果，华老一听，马上拍桌子说：‘成果太漂亮了’！”前辈的期许令谢绪恺备受鼓舞，激励着他在学术的道路上策马扬鞭。

1959年，复旦大学数学系主编的教材《一般力学》中，将谢绪恺在力学学术会议上所报告的成果命名为“谢绪恺判据”。10余年后，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聂义勇改进了判据中的充分条件，于是有了“谢绪恺-聂义勇判据”。清华大学教授吴麒、王诗宓主编的教材《自动控制原理》中，将“谢绪恺-聂义勇判据”与世界公认的两大判据——“劳斯判据”和“赫尔维茨判据”并列，将原有的两大判据变成三大判据，从而在稳定性方面开始出现以中国人命名的研究成果。

02

教书育人55载

无欲无求无悔

正当谢绪恺在学术道路上意气风发时，却被错打成右派分子，到昌图农村扫马圈改造。在常人看来，这无异于命运的一次“滑铁卢”，却不料成为谢老一个人生的新起点。

“回首我的人生，应该以1958年我下放到昌图劳动为转折点。到昌图之前，我每个月能领到149.5元的工资。有一年假期，我翻译了一本书，就赚了3000元。就当时的消费水平而言，可谓高收入，可是我还不满足。到昌图农村后，我看到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却无怨无悔，质朴善良，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分土豆给我吃，这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谢绪恺说，人生有两条道路，一条路是追名逐利，追求物质享受；第二条就是自己最终所选择的，满腔热血地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将自己融入人民群众。想通这些后，他不再患得患失，把全身心都融入教学工作中，虽然后来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始终能够笑对人生。

中年谢绪恺

在接下来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谢绪恺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横跨自控系、数学系，涵盖本科生、研究生的近20门课程，他给数万名学子留下汗湿衣襟的背影。这位温和而坚定的老人说，就像大树离不开大地一样，自己离不开学校和学生。

谢绪恺常说：“你要给学生一杯水，你得有一桶水。我从五岁就开始读书，每天都在读书。活到老，学到老，你必须自己水平高，才把学生教得好。”

“他为我们讲的第一堂课是拉普拉斯变换，一下把所有学生都给镇住了。课后答疑时，不管被多少学生重重包围，不管问题有多难，谢老师都能对答如流，我们发自内心地佩服他！”原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东北大学校友宋铁瑜是谢绪恺的学生，回忆起当年上课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谢绪恺教授和学生在一起

1994年，东北大学理学院组建，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谢绪恺受校党委之托，69岁担任理学院首任院长。这位早可以退休在家、含饴弄孙的老人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很晚才回到家中，认真思考并规划着理学院的未来。

学科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谢绪恺非常注重人才引进，方肇伦院士就是他任理学院院长期间，从中国科学院生态所引进的优秀专家，连同此后引进的10余位博士生导师，共同撑起了理学院的人才大厦。“站得高才看得远”，他大力倡导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提出用一流理科支撑一流工科的理念，使理学院形成了用高水平科研成果反哺教学的传统……短短3年时间，谢绪恺带着理学院逐步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到1997年离开理学院院长岗位时，谢绪恺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可是他仍然没有“回家”，又受聘到网络学院，教了8年离散数学，直到2005年才彻底告别讲台，从1950年到2005年，谢绪恺在三尺讲台整整耕耘55年。谢绪恺开玩笑地说：“其实我还能上讲台，我就是怕倒在讲台上，给别人添麻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他对教育工作一片赤诚的真实写照。

“谢绪恺教授是我的老师。我1980年攻读硕士学位，《现代控制理论》课程就是谢老师教的，学生时代我总去请教他，他对学问精益求精，对学生满腔热忱，一直是我的榜样。”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柴天佑这样说。

03

90岁后为学生编写

“一看就懂”的高数“四部曲”

“高数想考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剩下90分就真的没办法了。”一句调侃道出了许多学子对高等数学的爱恨交织。

数学来源于群众实践，本不该高居庙堂之上。谈起目前学生们普遍觉得高等数学比较难这个问题时，谢绪恺分析道：“数学应当是最好学的，因为它讲道理。我国现行的高等数学教材品种单一，而且偏重演绎推理，很难兼顾工科学生的特点。”2015年，90岁高龄的谢绪恺，决定写几本通俗易懂的高数参考书，帮助学生发现数学的简洁之美和逻辑力量。

晚年谢绪恺

在编写高数“四部曲”的第一部《高数笔谈》之前，谢老对这本书的定位就是将数学问题工程化、工程问题数学化，使工科数学通俗化、接地气，用浅显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数学原理，为学子们写一部“用怀疑眼光探究高等数学的手边书”。

谢绪恺在书中把日常生活精练成数学问题，或把数学定理还原成现实场景，比如谈到极限，他写道：“婴儿自呱呱坠地，逐渐成长。但有史以来，尚未出现高过4米的人，这就是极限。”用龟兔赛跑解析拉格朗日定理，用扔小球模块讲解中值定理……习题中融汇了哲学、文学、国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读来亲切自然，令人忍俊不禁。例如习题中有一道这样写道：“庄子有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试据此构造一数列，并求其极限。”谢绪恺笑着介绍，“猪八戒照镜子”这种歇后语也写进书里去了，对应的是坐标变化。再比如写梯度，书中就联系到下雨天石头从山上滚下来。他尽量把高深晦涩的理论，和日常生活实际联系起来。

“数学是有魔力的，那种魔力可以让人忘记解题过程的苦思冥想与寝食难安，当找到答案并且得出证明的那一刹那，成功的兴奋与激动战胜了所有的劳累与辛苦。”追求真理、接近真理的幸福感，让谢绪恺觉得数学是如此之美。

谢绪恺教授手稿

从2015年开始着手写《高数笔谈》，谢绪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全部书稿。整部书稿共22万字，100多张图表都是他手绘完成。为了保证自己有足够的体力完成著作，谢绪恺专门编了一套健身操。只要身体能吃得消，他就投入到书稿的撰写当中。

在完成了一小部分书稿后，谢绪恺教授希望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样稿，让读者看看这种写作方式行不行，然后再根据读者的意见进行调整。他委托出版社找到十几名学生，让他们看样稿。当时，看样稿的学生不知道作者是谁，这也是谢绪恺特意交代的，他担心一旦师生知道样稿是谁写的，就可能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

“2016年5月，在我大四快毕业时，收到一份‘特殊的邀请’——为一本高数教学参考书提修改建议。拿到书稿时，才发现这居然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手稿。”冶金学院学生田雷说，直到在学校上看到关于谢绪恺老师《高数笔谈》一书的推送，我才知道，一年前的手稿竟来自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教授，还是一位在现代控制理论方面知名的学者。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无论我以后工作还是继续搞科研，谢老的《高数笔谈》都将作为一本实用的工具书伴随着我。

“数学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喻金同学是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生，是学习数学的高手，对于谢老的书，也是赞不绝口，“看谢老的书，就像是和一位博学的长者在面对面地对话。”

在一年多时间里，谢老手写了500多页书稿，画了100多张图表，与编辑进行了10余次的面谈改稿、10余次的校稿和30余次的电话沟通，每一处细微的修改都要经过反复的推敲。

谢绪恺教授在写作《高数笔谈》

2016年开始，《高数笔谈》《工数笔谈》《线代笔谈》相继出版，成为火遍各大高校论坛的“爆款”，谢绪恺也成为无数学子心中的“网红爷爷”。第四本高数辅导书《教学笔谈》于2023年出版，成为谢老的遗著，每个公式和定理都仿佛在诉说着他对学生无尽的爱……

在谢绪恺教授《高数笔谈》一书的赠书仪式上，他把用自己稿酬购买的图书赠给师生，并在扉页上庄重地写上东北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知行合一”。他笑着说，写书是为了“报恩”，自己是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也要尽可能地回报社会。

2019年的教师节，谢绪恺再度回到自己的家乡广汉，亲手把五万元助学金交到贫寒学子的手中。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善举。他劝勉孩子们：“中国发展之快，赶超速度之快，世界瞩目。中国的未来需要你们。”谢绪恺说：“人呢，就是踏踏实实地生活，尽力地给社会做点事情。”

谢绪恺教授在《高数笔谈》赠书仪式上讲话

临近期颐，谢绪恺教授的生活简单而又多彩，身着挺括的白衬衫，他儒雅谦逊，面容清癯，谈吐风趣，思维敏捷，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桌上的稿纸干净，每一个字都整齐排列，除了一两处白色涂改液，看不出任何涂抹修改的痕迹。一副无框眼镜背后，他的眼神清澈、温暖。大部分时间，他都端坐在窗前的简陋书桌前，伏案写作。书桌上，几本稿纸，几册参考书，一个笔筒，别无他物。他感觉唯一欠缺的，是觉得劳动人民养活了自己，自己却回报得不够，近百岁依然坚持写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育人是一种责任，著书是一种情怀。”

谢绪恺教授丹心育人的事迹，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长篇报道，并先后刊登在《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他入选“感动沈阳”人物，成为涌动在东北大学和辽沈大地上一股温暖的正能量！

大德行不言之教，大爱如涓涓细流。“中国知识分子讲究‘立德、立功、立言’，我无法全部做到，能做到的一点就是‘立言’——把毕生所学结集成书。”谢绪恺教授说。对真理的执着，对名利的淡然，对人生的豁达，还有最质朴的善良，让他成为学子和老师们心中深受爱戴、永远怀念的“谢老师”……

人物档案

谢绪恺（1925—2022），男，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52年从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调到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先后在东北大学自动控制系和数学系任教，1981年晋升为教授。1957年参加全国首届力学学术会议，报告中的一项成果被命名为“谢绪恺判据”，后改进为“谢绪恺—聂义勇判据”，是现代控制理论方面出现的首先以中国人命名的科研成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相继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累计60余篇，编著和翻译教材4种，其中有《离散数学基础》、在现代控制理论方面的第一本中文教材——《现代控制理论基础》等，成为一大批学术精英的启蒙者和领路人。年过九旬，他笔耕不辍，坚持为学生编著“通俗易懂”的高数学习辅导教材，先后出版了《高数笔谈》《工数笔谈》《线代笔谈》《教学笔谈》等深受师生好评的著作。

文字 |王钰慧

编辑 | 沙子钰

责编 | 白一含 蔡晓淇 周洛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