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与改组派的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虞世熙）

一九二九年冬初，素以汪精卫马首是瞻的张发奎第四军在宜昌举起反蒋旗帜，于是，蒋、汪间的关系也趋恶化。随后汪由于蒋的压迫，离开南京，逃到香港作寓公。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于一九二九年三月间被蒋的所谓“编遣会议”搞垮后，李也逃到香港去避难。李为了要报蒋的仇，当汪到达香港时，李认为要倒蒋必须找一个政治资本，认定汪是唯一的政治靠山，向汪屈膝。但汪以李没有本钱了，对李态度很冷淡。是年秋间，黄绍竑由香港化装潜回广西，指挥旧部梁朝玑、黄权等把俞作柏（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广西编遣主任）撵跑，夺回广西政权。这时，汪和桂系的关系才渐趋亲密起来。

张发奎的第四军自宜昌宣告反蒋后，即取道湘西南下，进入广西与桂系合流反蒋。在这段反蒋期间，经过广州北郊军田、赤泥、白泥之役、荔浦马岭和北流之役、湖南泉湖市之役、南宁和平马之役等的争夺战，直至一九三0年冬，才把滇、粤军完全驱逐出省境。汪精卫认为要问鼎中原，非掌握部分军事实力不可，于是遂派素与桂系有关的张定璠（江西人，过去白崇禧充淞沪卫戍司令时，张任白的参谋长）来桂，秘密组织一个所谓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藉以收罗张（发奎）、桂军的实力派，作为自己的军事资本。

当滇军被驱除出境之后，杨腾辉的第七军驻扎百色，张发奎的第四军驻在平马（田东）。由于要建立这个秘密组织，张发奎、吴奇伟（第十二师师长）等也由田东到百色。第七军司令部驻在百色横街商会里面，参谋处则驻在附近清真寺内。参谋长是陈良佐，参谋处长是虞世熙。那时，白崇禧指挥四、七军作战，尚驻在百色第七军司令部内。

有一天下午，陈良佐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坐谈，他首先说：“蒋介石祸国殃民，排除异己，实行独裁。”接着说：“汪精卫是党国的元老，为全国人民所仰望。”谈了一顿之后，又说：“汪现派张定璠来广西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来加强反蒋的力量，我们邀你加入这个组织，你是否愿意加入?”当时我毫不迟疑地答应愿意加入，陈就嘱咐我当晚八时到军部去宣誓。

我到军部时，刚走上楼上大厅，白崇禧、张发奎、杨腾辉、吴奇伟、韩汉英（第四军参谋长）、陈芝馨（第四军参谋处长）、张淦（第四集团军总参议）、廖磊（第七军副军长兼二十一师师长）、莫树杰（第七军第十九师师长）、阚维雍（第十九师参谋长）、陈良佐等十一人均在座谈。我坐定后，陈良佐就递了一张誓词给我，并吩咐我填写杨腾辉和他做介绍人，白崇禧做监誓人。誓词的内容，大意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推翻独裁，挽救中国危亡，恪守军纪，遵守团的纪律。不贪污，不任用私人，并严守秘密。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此誓。”

当我填写姓名在誓词上之后，陈就引导我到孙中山先生遗像前，白崇禧、张发奎、杨腾辉等也跟着到孙中山遗像前，站立在两旁，仪式的样子好似很严肃的，我站在孙中山像前，先用针刺破左手中指头，挤出一些血后就盖上誓词内自己的姓名下方，举起右手宣读誓词。宣读完毕，仪式遂告终结。接着大家就围坐会议桌旁，由白充任会议主席，宣布开会。会议开始时，白首先宣读上次议决案。宣读刚完毕，张发奎即席推举我充任秘书，大家都一致地说：“赞成”,作为通过。于是，白就把记录簿交给我记录。接着张淦说：“虞同志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我们应一致欢迎他。”于是大家就鼓起掌来。

当晚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团的组织和团的活动费等问题。根据团章规定在军部设立团部的原则下，团主任和副主任由军长和副军长兼任，参谋长兼组织部长，政训处长兼宣传部长（那时政训处长尚遗缺）,参谋处长兼秘书。团的名称，即以团的名称冠于军部之内（如中国国民党第×军革命青年团）。俟团务发展，团员的政治认识一致后，再进行选举。至于吸收对象，讨论的结果，第一步先吸收少校级以上的军官佐，俟团的基础巩固后，再行吸收上尉级。但吸收的标准则以对团体忠实可靠，具有朝气蓬勃的军官佐为合格。关于团的活动费问题，决议由军部的公积金项下开支。此外，凡是加入这个秘密组织的高级军政人员都替他安上一个暗号，以资保密。如莫树杰的暗号为“雄图”,

开会完毕后，杨腾辉交了两件密码本（什么密忘却了）给我保管。随后，我翻开记录簿来看，知道他们只是开了一次会，担任主席的仍是白崇禧，记录是阚维雍。记录簿里面记载的大略情形是：出席人员栏为白崇禧、张发奎、杨腾辉等的签名（人数如上述）。

其次，开会日期是一九三一年元月间，地点是在第七军司令部。第一项为歃血宣誓，宣誓人仍如上述，监誓人为白崇禧。第二项为白的训词，略云：蒋介石排除异己，实行独裁。在北伐期间，凡从国外购来的武器，都是先发给他（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举凡被服装具和逐月的薪饷，他的嫡系部队都是先行发给。又说北伐成功之后，他为了实行独裁，召开所谓“编遣会议”,首先把我们四集团军来开刀，再次是冯（玉祥）、阎（锡山）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还说到蒋的手段很毒辣，一向采取联甲倒乙的惯技，例如：向四集团军开刀之前，他就联络冯玉祥，许冯以武汉地盘作酬劳，要冯出兵武胜关袭取武汉；北平方面，则派唐生智去拆我们的台。再者说第四集团军在龙潭战役的阵亡将士，在南京所立的纪念碑，他也派人捣毁去，纵使生者有罪，难道有功于国家的死者也有罪吗?……最后说到汪精卫是党国的元老，他的道德文章很好，为人民所爱戴，我们应该拥护他，并坚持倒蒋，推翻独裁，以挽救中国的危亡……。

自第二次开会之后，陆续吸收入团的计有商抡元（第五十五团团长）、罗活（第六十一团团长）、朱纪、农唆、明德、蒋开华、黎式穀、朱乃瑞、李广（以上是副团长或营长）及林鹿垣（军部副官处长）等人。自从那次开会之后，就很少开会了。那时天气蛮冷，每天晚上均到军部去围炉（限于上述十一人）。

在围炉时，讲话最多的是白，其次是张。白的谈话，有时是分析国内形势，有时则夸耀他指挥作战的本领。他说：北伐期间，他任东路总指挥时，建议取浙江攻上海，蒋认为这个计划过于冒险，没有信心，但结果是获得胜利了。又说：这次击溃滇军的作战，有的主张先打击进驻贵县、黎塘一带的粤军，然后再回师聚歼围困南宁的滇军（当时我和陈良佐曾建议这样做，由杨腾辉出名电请李品仙总参谋长）,这样作战是下策的，因滇军战斗力较强，只要把滇军打垮，粤军必闻风而退了。

又说：击溃在南宁的滇军，如果不派队去占领平马、百色，敌人很可能利用这两个据点整顿队伍，进行反攻。这种快打慢的战法，如果不是运用之妙是办不到的。在言谈中认为是他得意的杰作。我记得他还说到他自唐山出大连时，有一天，孙传芳来求见他，他说：我想孙传芳是我手下的败将，为什么要来见我呢?一定是别有企图，如果见了他，外面一定议论我，说我失败了又和军阀勾结起来，于是我就拒绝不见他。

可是当我由大连搭船去上海那天，他竟然来送我上船。当时见面之下，很难为情。接着他又说：蒋的特务真厉害，当我在大连启程时，蒋竟知道我上船（是日本商船）的时间，准备派兵舰到黄浦江来截捕我，假如没有张定璠请个日本船来接我到日本门司转香港，我一定要遭到蒋的毒手了。

这样的烤火座谈会，好似继续举行了三、四个晚上。于是白就偕同张发奎、杨腾辉、吴奇伟、廖磊、张淦等离开百色赴南宁。随后我问陈良佐：“杨军长为什么事去南宁?”陈说：“大概是赴南宁开会，讨论组织广西的军政机构问题吧。”不久，即接得通电说已组成广西军事委员会，李宗仁任主席，白崇禧任副主席，黄旭初任政治委员会主席，杨腾辉任财政委员会主席。

当白崇禧、杨腾辉离开百色后不久，陈良佐因患足疾，请假赴上海就医。接着总部（指第四集团军）来电，说是为了节省开支，把第十九和二十一两个师暂行撤销，调莫树杰（原第十九师师长）代理第七军参谋长。不久，莫树杰请假回家葬母，并坚持不干，李遂委他为四集团军总部参军及丹池公路局局长，修筑桂、黔公路。参谋长一职，无形中由我负责代理了。

军长杨腾辉因与蒋介石暗通声气的问题，被白押送龙州软禁，第七军军长一职，遂由廖磊接充。廖由南宁到百色时，我询问总部青年团发展的情况，他说发展得很快，各同志也很团结。当时他为了忙于筹备进攻东兰、凤山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军部的青年团从没开过一次会。

一九三一年三月间，廖磊率第四军的沈久成团（第三十四团）、阚维雍团（第三十六团）及第七军六十一团团长罗活所部杨一峰、朱乃瑞两营开赴东兰、凤山进剿韦拔群将军。谭何易营则开赴西林、西隆清剿该两县属的股匪。因廖到百色不久，总部来电令第七军负责办理田南道属的清乡工作。

廖在出发东、凤之前，除了和我商讨清乡的步骤，以及后方勤务联系等工作外，还嘱咐我遇到重大问题无法解决时，用团的密本拍电到总部就行了。他到东、凤后不久，便函嘱我用团的密本拍电给黄旭初，请委六十一团副团长朱纪为凤山县县长，结果照委了。后来我派军队谘议隆武功去镇边县招募新兵，为了工作进行顺利起见，用团的密本拍电给黄旭初，请委隆充任镇边县长，结果也照委了。

第七军商抡元的五十五团，全部驻在百色各街的民房，后来我电请总部拨给五千元，把百色街上公共房产修理为驻兵之所，可是总部复电要先造具详细预算再行核发，随后我就改用团的密本拍电去请求，结果很快地如数拨给了。那时我感到这个秘密组织实在是吃香。同时又感到它是我一生的铁饭碗，而且又是一个升官的阶梯。

一九三一年三月间，胡汉民被蒋扣留送到汤山去监禁。胡派的粤方中央委员如孙科、李文范、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刘芦隐、刘纪文、詹菊似、罗翼群等先后南下，督促广东陈济棠（第八路总指挥）、陈铭枢（广东省主席）反蒋救胡。陈铭枢当时表面答应反蒋，但他在陈济棠将发出反蒋通电之前，就悄悄溜出香港。其后，又逃到日本去。

是年五月初，陈济棠公开反蒋后，感到自己力量太薄弱，一方面与桂系修好，一方面迎汪回粤来增强反蒋的力量。久居香港不堪寂寞的汪精卫遂与南下的孙科等一同回粤，召开所谓非常会议，在广州成立西南国民政府以抗蒋。

八月间，西南国民政府下令要粤军出兵江西，桂军出兵湖南，北上讨蒋。第七军由全州进至湖南零陵的第二天，白崇禧也随后赶到，正在布置前进时，适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广大人民群众指责不应从事内战、亟应团结共赴国难的压力下，第七军遂奉令撤回桂、柳驻防。

一九三一年七月间，当我随第七军出师北伐路过南宁时，李、白两人已赴广州，廖磊率罗活团由东兰先到南宁，即回陆川省亲。我最后率特务营由百色到南宁，当天我去见黄旭初，把田南道属的清乡工作情形报告他。在汇报完毕后，他就询问第七军青年团发展组织情况，我把发展的情况告诉他，他认为发展得太慢，要我今后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

第二天，我到总部去见叶琪总参谋长，除了报告田南清乡的经过以及请求补充第七军的弹药、装具外，他也问到第七军青年团发展情形。我把当时的实在情形告诉他，并说到发展迟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清乡剿匪工作忙；一方面由于廖军长出发去东兰，我不能擅自发展的缘故。叶琪听我说到上述的原因，也认定这是实在的情形。最后，他也吩咐要我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自“九一八”事变后，定于是年“双十节”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国难问题。汪精卫的西南国民政府为了要演一出对台戏以抗蒋，于是也定于“双十节”在广州召开一个同样的大会。在部队方面的代表，指定每个军和师的特别党部各选出代表三人出席参加大会。那时桂军因连年从事内战，并无国民党特别党部的组织，廖磊遂指派参谋处长虞世熙、政训处长藏进巧和总部参议李作砺为第七军的出席代表。

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四集团军所属各军、师的出席代表到达广州后，汪精卫在财厅前的太平酒家设宴，专邀请广西的出席代表赴席。临开席时，汪因开会不能来，派曾仲鸣代表他主持。席间，曾仲鸣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东三省，蒋介石持不抵抗主义，把东三省的锦绣河山送给敌人，我们应一致地团结起来反对他，同时，应群策群力，共赴国难等冠冕堂皇的话。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指责蒋介石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以致引起严重的国难。在广大人民的舆论压力下，蒋遂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为代表南下议和。当南京这项消息发出后，广州的西南国民政府也提出了所谓团结御侮，共赴国难，解决时局的三项主张，这三项主张是：一、要蒋介石下野；二、取消西南国民政府；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并以释放胡汉民为先决条件。同时，并派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三人为议和代表到上海去议和。

在拉锯式的和议未达协议时，汪在上海大世界也召开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四全大会。以汪马首是瞻的第四军出席代表全部离开广州到上海去参加，其中部分属于汪派的代表也到上海去。当汪和孙科、李文范由广州启程北上时，胡汉民已被释放出狱到上海。

当临近开大会时（时间大约是十月中旬）,在代表的闲谈中传出汪不会回广州的消息，有的代表说：汪向蒋屈膝了；有的说：汪不回广州是陈济棠迎胡拒汪的原故；有的则说：汪胡是不睦的，一山不能容两虎。当时我听到李宗仁在闲谈中说汪有一次愤激地说：“用什么钱都要通过陈济棠，我简直连票友都不如。”

自汪离开广州之后，这个秘密的反动组织，也就随汪的投蒋而瓦解。同时，李、白和张发奎的反蒋阵营也随着散伙。李、白和张的意见既然有参商，当然不能再行相处下去。当第四军出席代表回到广西时，代军长吴奇伟即通电声称率领第四军北上援黑（那时马占山在黑龙江省与日寇作战）。这一冠冕堂皇、名正言顺的行动，李、白当然不敢阻止他，听其扬长而去跟蒋介石。可是，在张的援黑声中与桂系曾经演了三次互相斗法的把戏：

（一）新桂系在连年的内战中，财政状况已陷于极端的困境，军官佐每人每日只发伙食和零用费四角，士兵两角，李、白也懂得长此下去，这个“本钱”是掌握不住的。当驱逐客军出境后，张发奎的囊中人物陈劲节扬言有办法整理财政，保证军官佐的薪俸，每月可以发给半薪，士兵的饷项也保证可以增加。李、白于是遂委陈为总部经理处长。同时，为了扩充反蒋的力量，用广西的盐税作抵押，向上海永安公司揭借五百万元作购买枪炮之用，并交了一百多万元（细数不详）给陈劲节主持其事。陈在第四军发动援黑时，把这笔款子席卷而逃，气得李、白暴跳如雷。

（二）张发奎的第四军自经粤北军田、广西北流、湖南泉湖市等战役的溃败后，所余人枪不过五百多人，李、白为了保持张羁縻在广西，于是遂将第七军整编后成为最精锐的阚维雍团拨给第四军。我那时在百色曾屡电在邕的杨腾辉就近请求李、白保留第七军的建制，但终不获准。当张发动援黑时，李、白暗中派人嘱咐阚维雍把该团官兵中途叛变回来。但该团的下级干部大部已换上了第四军的人，结果只带得小部分队伍回来，弄得李、白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三）第七军炮兵营营长范雨生系第四军的老人员，随军部由湖南零陵回师柳州，驻在标营。当张发奎通电援黑时，廖磊非常着急，最怕范于第四军由南宁出发途经柳州时，他也通电请求随第四军出发援黑。第七军仅有这十二门大炮，非设法保留不可。

有一天上午，廖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研究这一事件的对策，我当时对廖说：他们利用援黑的幌子去跟蒋介石，我们也可以扯谎说越南的法军有侵犯镇南关（即睦南关）的企图，把该营调到龙州去防御，使他无法借口去援黑。廖当时对我的建议很赞同，于是，一方面电请龙州对汛督办韦云淞照这个办法制造谣言，并请韦报知总部在报上刊载这一消息；另一方面候第四军由南宁出发时，我们就封用大船二十多艘载运该营由柳河下驶桂平转上南宁，直至第四军离开广西境后，才把该营调回柳州。这幕张、桂军互相斗法的把戏才告终结。

总之，汪精卫和桂系军阀所搞这个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虽然随汪投蒋而夭折了，但它的阴魂不散，给后来桂系组织所谓革命同志会作蓝本。（尚之）